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不管其初衷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

彼时的国企改革，是一个绝大的话题，不是笔者所能掌控的。不过因为当时身在大中型国企，亲身经历了这场牵动几千万国企人的改革，有一些粗浅的体会，几十年后，仍然有让人不吐不快的感觉。

话题太大，水平有限，能说几句是几句吧。

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只需要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目标进行生产，其资本补充渠道是明确和固定的，那就是财政拨款。

而1985年全面开始的 “拨改贷”改革，却一下子把国企推入了负债与亏损的深渊。

“拨改贷”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国企的生产经营体制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改。但怎么改，有没有合适的路径与配套措施，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简单说来，“拨改贷”就是把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技术改造、流动资金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说白了，就是财政“断粮”。

“拨改贷”后，银行贷款成了国企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分为商贷和拨给贷，虽然拨给贷的利率有财政补贴，但本质上都是贷款。

“拨改贷”后，国企融资结构产生巨大变化，利润变成了利息。同时由于贷款陡然大量增加，负债率急剧高涨，普遍高达70%以上，甚至100%。从此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包袱。

贷款利息，民营经济加入后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国企办社会的沉重负担，使国企一下子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特别是企业必不可少的技术改造，严重缺乏资金来源。当时国企流行一句话：“不技改是等死，技改是找死”。

在实行“拨改贷”后，国企成本大幅度增加，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时，又遭遇了银行“断血”的雪上加霜。

随着银行逐步市场化、商业化，也要按期的资产回报，还本付息。因此国企贷款也越来越难，进入了越困难越不给贷款，拿不到贷款就更加困难的恶性循环，入不敷出成为国企常态。

记得90年代有一次整顿金融秩序，银行投资到海南房地产的资金烂尾收不回来，压力之下，便向国企收贷。明言要企业帮忙渡过难关，否则以后再贷困难。那一次，很多国企咬着牙挤出钱来还贷，苦不堪言。

当时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不能不说，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目标也看似明确。但在实施过程中，不免有些操之过急。没有根据国企的实际情况，贸然出重手由拨改贷，是造成大中型国企普遍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除了“拨改贷”外，还有几项改革措施，让国企更是雪上加霜。

一个是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国家不再负担一分钱，贷款利息全部由企业税后留利偿还，使企业的利息负担严重挤占企业利润。到1994年，国企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利润。

一个是“利改税”。硬性挤压国企微薄利润，国企利润中上缴利税比重高于非国企近20%。

还有“流转税”，也是国企头上的一把刀，到1994年，全国国企多交流转税为5000亿元，相当于同期利润的60%。大大高于非国企。如果把流转税换算为利润，国企的盈利水平其实并不低。

综上所述，“国家”在国企改革中，实质上是只索取不投入，使国企陷入了“债务经济”的泥坑不能自拔。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职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为了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国企不但不是这些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反而要承担更多更大的负担。

不能不说，后来的几千万职工大下岗，跟以上因素有直接关系，账不能都算在国企身上，更与普通职工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为中国的改革推进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了元气，照亮了别人。“国家”经济繁荣了，国企却跌入了困难的深渊。

千千万万国企职工，成为了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这是抹杀不去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