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思考政治？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思考政治?

我们需要政治哲学吗?

红布：今天中国左翼青年讨论理论问题，大致是两种状态：一种是文化批评，一种是思想介绍——多是讲德勒兹、齐泽克这类欧陆哲学明星思想家，当然也有人讲马列毛或者政治经济学，但是大部分这类讨论好像都更像亚文化圈子的兴趣分享，和思考现实往往还有一点距离。当然也有人持续对时事发声，这些工作都有其价值。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批评工作不等于思考政治。

批评可以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转逻辑。但它回答不了另一组问题：我们相信什么、主张什么?谁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要团结谁?这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批评的问题。

这种缺失，有大环境的原因，但也有理论上的根源。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一种取消政治的倾向：一方面热衷于揭示现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与虚伪，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又因为警惕"乌托邦主义"而不愿详细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更深层的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指向阶级冲突最终消亡的终点时，政治本身仿佛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这种对终点的理解，悄悄影响了我们对实践的态度——遇到具体问题，往往习惯于"归根结底"地还原为经济或阶级分析(并非否定这种分析本身的价值)，却不愿正面处理我们具体应该在政治上做什么。

与此同时，批评工作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倾向：把所有政治都理解为宰制或治理，专注于揭示和批判，却忘记了我们同样需要构建解放性的政治。

deepbean：这个倾向这几年带来了一些挺显著的问题。有几位新进入这个场域的意见领袖，ta们真正试图谈论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储备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你可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但一旦进入公共权力、政治机制的场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框架好像并不够用——它帮你揭示了问题，你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同时却抓不住"什么是对的"、"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秩序"。于是一些人又不由自主地回到民主、威权、极权这套自由主义政体类型学里去，好像只有这套东西能表达ta们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与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派在政治思考上的准备严重不足——当你需要为自己的立场找到支撑的时候，只能去借用自己本不认可的那套话语。

另一些满口“红皮目田”的人会变得更糟糕，直接实质性的倒向国家主义(当然嘴上的立场可能还是“坚定”的)，开始大谈要支持大清洗、要弹压“反革命”，好像你表现出对异见足够“强硬”，就是什么左派了。但是我想今天如果真的有清洗的话，第一个被清洗掉的估计是左人自己。

不过我想追问一下，你眼中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红布：要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一个法国思想中的区分：la politique(政治行动，politics)与le politique(政治性，the political)。前者是人们聚集起来采取行动的那个"政治";后者是一个社会想象层面的基本布置——它不仅包括具体的政治机构，其实更关键的是追问：这个社会以什么为合法性基础?以什么为正义?勒福尔、阿本舒这些思想家告诉我们，政治行动(la politique)的真正目标，是改变政治性(le politique)本身——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布置，而不仅仅是改善某些人的处境。

这就是政治哲学的工作所在。它不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制度运转的分析，而是追问：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布置是什么?它如何可以被改变?

当然，今天这种思考面临巨大困难，很多人感到没有抓手。但历史告诉我们，"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最初也只是知识界内部的讨论，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却慢慢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政治空间与动员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哪怕身处困境，重新认真思考政治，仍然是必要的。

激进共和主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哲学?

deepbean：先正面谈谈你自己的立场。在开始这次对话之前，你有提到三个核心概念支撑了你对政治哲学的思考：激进民主、批判性的政治哲学、激进共和主义——这三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红布：第一个概念是激进民主，先说一下语境。激进民主的思想在国内其实已经引进了不少，但面临两面夹击：自由主义者觉得这套东西跟中国没什么关系，ta们的语境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比如政党空心化，社会团结解体之后，该怎么想象左翼政治?但是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背景下，聊什么激进民主?另一边，左翼则认为激进民主忽视了阶级斗争，"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本身就让很多左翼本能地反感。很多人可能没读过拉克劳，但是一定知道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批判。

在我看来，激进民主有两个真正重要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制宪权的思考。制宪权意味着：人民聚集起来，可以挑战那些看似已经奠基、牢不可破的现行政治制度与法律秩序。阿克曼在美国语境里做过类似的论证——美国虽然在形式上只有一部宪法，但内战、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都实质性地改变了宪政秩序，是"我们人民"的持续行动在塑造这个秩序。这个思想当初也曾被一些国内自由主义者认真讨论过，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慢慢沉寂了。但我认为制宪权的问题仍然是真实的、值得思考的诉求。近年来流行讨论"例外状态"，这类分析有其价值，但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对统治之强大的无力感，反而忘记了我们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去努力争取什么。激进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恰恰是对抗这种无力感。

第二是争胜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的概念，这是墨菲的提法。审议民主和激进民主都重视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与对话，都相信民众的意见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力量——而不是像哲人政治那样，把真理交给少数智者。但审议民主的目标是达成共识，激进民主则不同：它强调民主内部永远存在对抗，而这种对抗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决战(antagonism)，而是争胜(agonism)——我们有分歧、有冲突，但不是要消灭对方。

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判断，是墨菲和勒福尔共同分享的：民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权力的位置永远是空的，无法被任何人或任何原则彻底占据和代表。现代民主革命的意义，在某种象征层面上就是“砍下了国王的头颅”。可是，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时，人们很容易渴望一个强人把人民统合为一，把自己融入其中，以为这样就解决了所有问题。正如穆勒所说，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民”。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激进民主的思考提醒我们，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想象，意味着某种永远“无主”的状态——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处境有直接的启发。

更进一步说，今天很多人为民主辩护，理由无非是发达民主国家的绩效比较好，言论自由一些。这种论述太浅了。真正的问题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存在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说一个社会是民主的，在政治意义上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这个问题的潜力，远远超过绩效比较所能触及的范围。

第二个概念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学。这是法国思想家米格尔·阿本舒整个哲学生涯的核心工作。这个概念可以拆成两半来理解。

先说"批判性"。阿本舒认为，我们应该吸收批判理论的正面成果——批判理论持续审视社会中各种支配形式的运作，这一点很重要。但批判理论有一个弱点：由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大多有马克思主义背景，他们也沾染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那种对政治本身不够重视的倾向。过于专注于揭示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结果对"我们应该怎么做"保持了一种沉默——你几乎看不到阿多诺写任何直接涉及政治性(le politique)的东西。这不是在贬低他们，而是说我们需要吸收他们的成果，同时看到这个局限。

再说"政治哲学"。阿本舒这些人首先坚持的是：政治是人类的一种集体行动，政治领域本身不依赖任何超验的根基，它就是人类共同创造一个可以栖居、可以彼此共存的场所。这也是阿伦特的见解。阿伦特特别看重"新生性"这个概念——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开端，就是在开始一种积极的创造工作。这在我看来是对政治相当基础的一个定义。

那批判性的政治哲学要做什么?它要对政治传统进行一种批评性的重读——从民众的视角出发，去挖掘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中那些能够服务于今天解放任务的资源。比如亚里士多德谈政体时，把民主制理解为"贫苦大众的统治"，哪怕他自己并不推崇这种政体——批判性的政治哲学会从这里出发，追问：什么样的政治能够让民众更多地参与?什么样的统治是真正属于民众的?

我有时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反向的施特劳斯派"。施派的核心是哲人统治，是如何保护哲学家不被暴民干扰;我翻译过阿本舒那篇《汉娜·阿伦特反对政治哲学?》，恰恰是要反对这个。我的中心问题是：民众在政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样的政治能够让民众真正参与?我也认为现代民主那个"权力的空位"是好的，我要拿这个东西来审视当下的政治操作，也审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不是为了停留在批判，而是最终能够更好的构想解放性的政治。

第三个概念是激进共和主义。我觉得在这三个概念当中，激进共和主义是一个更加统摄性，原则性的东西。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区别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第三种自由——"非支配"的自由。

我对激进共和主义的兴趣，最早来自阅读埃里克·方纳关于重建时期的经典著作。在那本书里，我遇到一个问题：内战前后美国反奴隶制运动的话语，显然不能放入欧洲社会主义传统来理解，但它又有极大的感召力。它的论述逻辑是：我们是共和国，公民头上怎么可以还有一个主人?日后的激进共和派也会质疑大企业——这些东西让小生产者无立足之地，金权腐化了政治。这是一种批判资本权力的思路，但和社会主义的语言很不一样。

这让我开始回头审视欧洲。朋友推荐我读布鲁诺·莱波尔德的《公民马克思》，让我看到马克思与共和派之间的诸多交集——《**宣言》曾登在《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宪章派的报刊也在讨论"工资奴隶"问题。马克思其实是在与激进共和派的持续对话中深化了自己的思想，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马克思不认可当时共和主义者提出的具体政治方案——那种以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想象。但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比如“非支配的自由”，我认为他后来基本是接受的，即便他没有公开地论述过。在对政治本身的思考上，马克思其实是一个非常共和主义的人，你看他谈巴黎公社的时候，其实这个倾向很明显。

那这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支配与剥削是匿名的、结构性的。这当然有道理，但我们是否因此过于忽略了具体的支配关系?比如工厂管理中对父权制权威的利用——"大哥"式的人物替资本进行间接管理。剥削问题和"工厂是什么政治形式"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当我们把激进共和主义引进来，就可以追问：这个工作场所的管理结构，符合自由的精神吗?这种追问，也许能够让那些只关心"政府不要干预个人"的普通自由主义者，开始思考ta们日常身处的支配关系。这是激进共和主义真正能够联结自由派与左翼的地方。

激进共和主义和激进民主一样，都看重政治作为人的行动与参与。但激进共和主义更强调制度的持续更新——这种更新不是每一次都是制宪权那样的历史性时刻，而是需要在日常中不断操练公民德性。

我知道"德性"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保守主义甚至精英主义，阿伦特当年也因为过于推崇古希腊的公民行动而被指责忽视了奴隶问题。但我想澄清一点：德性不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它一定是在实践中被操练出来的，你不可能只是坐在那里沉思就说自己有德性。这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渴望某种事件性的时刻——某个洞见、某个决断——把这个可怕的日常一举打断。但人类行动的本质是不可预测的，政治不只是那些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在日常中持续操练我们对自由的追求，这本身也是政治。

我们可以这么说，培育“公民德性”，其实就是培育有责任感的政治行动者。当然这很容易被批评为培育精英，但培育精英本身并不是坏事——从左派传统来看，无论对先锋队理论有多少争议，没有人真的认为组织者的认识停留在群众认识的平均水平就足够了。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会有一些脉络会强调要有“成核点”式的人物来维持一个持续存在的空间(即便这些人往往不被无政府主义者视为“领袖”)。

总得来说，我的政治立场可以用1848年革命的口号来概括——"民主的社会共和国"。这个口号本身就是共和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它的含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不只是在形式上实现共和制;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消除不平等——也就是说，它同时意味着政治民主，以及经济与社会权利的重塑。《**宣言》登在《红色共和党人报》上，这个细节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民主参与与社会保障的结合，并不是后来才被拼凑在一起的，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一场政治运动的两个面向。我强烈推荐《公民马克思》这本书，作者把这段历史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激进共和主义值得被关注?

deepbean：我有一种感觉，你今天强调激进共和主义，是想一定程度上弥合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其实这个工作很多人都做过。所以我想请你评估一下那些在生态位上会和你构成竞争关系的思路。就举三种吧：一个是秦晖谈“共同的底线”、一个是老毛派袁庾华的观点，还有就是更晚近的所谓“左翼自由主义”。你怎么看这三种观点?你的观点和它们是什么关系?

红布：秦晖的"共同底线"这个提法本身没什么问题(当然今天的“底线”在哪里，可能已经值得商榷了)，尺蠖效应的观察也很重要——在那个年代，左右两套话语最终都可能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扩张，这个反思有价值。但秦晖这些年过于执着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的历史理论，一定要用这种理论诠释一切现象，忘记针对现状做出调整，不免有点本末倒置了。说到小共同体论，说到底还是那一代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定式：强调小共同体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犯，骨子里仍然是消极自由的逻辑，跟"公民的主动行动"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这套框架今天已经解释不了很多现实。比如中国互联网上女权主义者与"国男"之间的冲突，你很难说其中某一方必然是国家机器的鹰犬——用"大共同体侵犯小共同体"这个公式根本套不进去。今天的支配关系已经远比这复杂，"限制公共权力"不再是唯一的核心问题，也不再足以构成共同的底线。

激进共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要求公民不光是防卫性地抵抗国家机器的专断，而是主动地通过政治行动来塑造制度本身。而且激进共和主义可以延伸到经济领域——一些主张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思想家已经指出，职场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空间：谁在统治这里?这里存在什么样的支配关系?这些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说的纯粹经济效率问题。这种通过公共参与来改变制度的信心，是一般自由主义者相对欠缺的。

然后是袁庾华。老袁的很多思想其实挺让人惊喜的。比如他说过：

与其寄希望于所谓"健康力量"，不如寄希望于群众，去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如果总是引导人民把幻想寄托在一两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物身上，那只能是有意的欺骗，也是彻底的反马列毛主义立场。

他还主张：

当然，大民主的斗争形式需要在斗争实践中规范、提高，还要善于和各种形式民主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结合，民主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结合，中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种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并以此从根本改造中国，也为人类走向理想社会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

虽然老袁的思考没那么成体系，但是他的思路，其实已经属于激进民主的范畴了，老袁的基本立场我大致认同。激进共和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政治语言，让这样的思考可以被更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吴一庆老师和老袁其实也有类似的见解，当然他对前三十年的评价要更为批判性一些。

老袁这条思路，有一点需要注意。今天在B站上，对前三十年存在一种无害化、民粹化的处理方式。以前，在中国革命普遍被妖魔化的时候，左翼可能只需要论证自己与自由派有何不同就够了。但今天形势已经不一样了。我甚至认为，对前三十年的历史需要更多的反思，需要一种视角的转换——今天中国革命事实上被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处理成了某种"理想型"，却很少有人真正把握其中的内在矛盾——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塑造了当时的局面，那些我们支持或者反对的现实，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从中学到具体的经验，而不只是继承一种姿态。

然后是左翼自由主义：我觉得这批人的问题一个是思想资源过于依赖规范性的英美政治哲学，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接的东西(当然，也许分析马克思主义可以，但国内的泛左翼很少接受分析马克思主义思路)。我甚至觉得ta们当时更多的是试图跟左翼争夺影响力——“自由主义也可以理解左翼的议题”，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处理国内左翼和自由主义者如何结合的问题。

但最要命的，也许就是这批人忽略了“政治”的重要性。当然，这个脉络当中不是没有人对此有过反思，但是收效不太好。我认为激进共和主义的思路和他们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共和主义落地过吗?——萨帕特罗的得与失

deepbean：在我印象里，“共和主义”在当代政治语言当中其实并不太受关注。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能想象在当代政治当中，共和主义是什么样的?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对21世纪的政治版图有过什么影响吗?

红布：2004-2011年担任西班牙首相的萨帕特罗是迄今为止，主要国家的政治人物中，唯一明确表达自己是共和主义者的领导人。

要理解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得先说说他面对的处境。他接手工人社会党时，党正处于相当不利的局面。对面右翼的人民党同时打两张牌：一张是天主教传统价值观，指责左翼是破坏西班牙传统的力量;另一张是近乎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

萨帕特罗当上工人社会党第一书记时，外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要走布莱尔新工党的路?那个年代，“第三条道路”好像是社民党的标准配方——德国、法国的社民政党都在向那个方向漂移。但萨帕特罗明确拒绝了这条路，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的前任政府把西班牙拖进了伊拉克战争，而他是坚决反对的，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可能和布莱尔站在一起;第二，在他看来，第三条道路已经没有任何中心思想，是一种过于实用主义的操作，支持伊拉克战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萨帕特罗的雄心不只是赢得下一场选举，而是真正重塑西班牙的进步政治。他明确提出要推动"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民主化，之后还需要第二次转型。西班牙的左翼在民主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即便如此，保守派对工人社会党的敌意始终相当强烈，类似于美国右翼名嘴拉什林博这样的人当年公开表示"我希望奥巴马失败"那种态度——奥巴马本人其实根本没有多激进。面对这种处境，萨帕特罗需要一套能够稳定定义"什么是这个国家的改革"的政治语言，共和主义承担了这个功能。

他的执政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强调价值观。他推动的每一项主要法案，背后都有一套明确的共和主义理据。下面列举了他任期内的几个重要法案。

萨帕特罗政权最大的弱点可能就是他的经济领域，因为他并没有成功的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什么结构性的改变。他社会经济政策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依赖性法案》 (Ley de Dependencia)，旨在建立国家护理系统，为无法自理的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政府资助的护理服务或津贴。这也可以理解给这些家庭中负责照护的人减负，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多积极参与公民的活动了。但是，这项政策在鉴定受益者资格方面遇到了很**烦，效率并不高，实际覆盖的人数有限。

就拿一种激进共和主义的价值观来说，其实有很多支持共和主义复兴的学者主张将“非支配”这个理念延伸到工作场所的民主。显然萨帕特罗在这方面并没有推动什么。当然，我会说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当时欧洲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阻挡得了欧盟紧缩政策的压力。但作为一个进步派的政府，当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在推行紧缩政策预算的时候，这对它的伤害尤其大。不过，我们知道接下来上台的右翼政府在紧缩政策执行是更加残酷，而且尤其是把刀砍向了健保体系，贻害至今。

虽然有后面的政府衬托，但我必须承认萨帕特罗是以某种比较失败的方式收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对右翼执政的不满让西班牙诞生了民粹主义左翼的力量，而不是对萨帕特罗的怀念。我们接下来看到，民粹左翼力量似乎一度几乎要取代工人社会党的地位。

激进共和主义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deepbean：以上这些讨论都很有趣，但是接下来可能要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对个人来说，激进共和主义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你在别处说过：

我不是质疑这种自居“某某主义者”的行为是否真诚。对我来说，关键是你是否准备好以你自居的主义来审视你所处的环境，你是否具备了回应你所居位置上所面临问题的策略与要求。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激进共和主义，我原则上觉得很棒。但是我想知道，基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如何设想某种“自我策略”?

红布：关于这个问题，我先谈谈我在北美参与进步派活动的亲身体会。我在温哥华参与过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声援性质的——围绕巴勒斯坦、可负担住房、安全注射屋、唐人街反士绅化(对城市原有社区的中产阶级化改造)等具体议题聚集。进步派选民数量不少，但愿意持续参与的人其实很少。这些努力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我有时会有一个疑问：这些打卡式的声援，与我们想要的那种更大的社会变革之间，似乎有一些距离。我总感觉缺少一种宏大叙事——我不是指诸如"去殖民"那样的左翼目标，而是一种能够回答"我们希望加拿大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政治想象。激进共和主义的复兴，我认为能够在这里提供一种资源。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一直在努力动员周围的华人去投票，但光说"民主社会要珍惜投票权"，听起来是没有力量的。激进共和主义能提供一个更强的论证：如果你不积极参与，你就是把自己的那份责任委托出去了，而那个被委托出去的权力，完全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支配你。委托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支配风险。

这种逻辑甚至适用于最微小的日常场景。我住的公寓有业主会议，大多数人不来，但真正来参与的人往往极其认真——ta们会追问保险费用为什么上涨、为什么还在续签某个合同，要求代表做出解释。这种在非正式政治空间里的积极问责，我觉得正是公民德性的操练。

再说一个更大的议题：互联网平台权力。在北美和普通居民聊起大型互联网企业，你会发现他们的批判有时候相当激进——切入点不是"平台资本主义"那种左翼话语，而是：你凭什么在不经我允许的情况下掌握这么多数据，然后为所欲为，连政府都拿你没办法?这种对透明性的关注，其实已经是激进共和主义的问题意识了。

这里我要说一个可能让部分自由主义者不舒服的观点。消极自由的逻辑是：只要此刻没有人干涉我，我就是自由的。但激进共和主义指出这是不够的。一个企业掌握了你所有的数据，即便它此刻没有用来做任何坏事，这种可以随时任意动用的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你自由的威胁。不是因为它正在伤害你，而是因为它有能力在任何时候伤害你，而你对此毫无办法。就算不提那家互联网公司诸如帮助以色列监视巴勒斯坦人这种恶，我们也应该质疑：为什么这样的权力可以凌驾于我们之上?这种追问是超越消极自由观念的。

deepbean：好，这是北美的经验。在简中世界的语境下，你觉得我们怎么去安放自己的共和主义立场?

红布：回到简中语境。今天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键政梗越来越出圈，二次元、亚文化圈子里突然冒出各种政治内容，比十年前热闹得多。但我同时觉得，这些讨论越来越轻浮——它们在模因化，在失去具体性。围绕一个热点，底下的评论往往是可预测的定型回答，早已被各个键政派别预先界定好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家其实没有把自己的立场当回事。你可以贴满标签——激进左翼、托派等等——但在玩这些梗的时候，这个标签不过是一种亚文化身份，随时可以换。真正持有一个立场，意味着用这个立场去审视具体的政策和事件，意味着承担某种责任。这和键政游戏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一个很基础的转向是：对政策本身产生兴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关心政策又有什么用，我又影响不了决策。但我认为，哪怕你不直接参与政策博弈，认真研究政策本身就有意义。比如劳动法——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劳动法明显偏向资方，但那套仲裁机制到底怎么运作的?真的努力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对利维坦的权力产生过于强大或过于弱小的幻想。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活动者，但如果连研究政策的兴趣都没有，一切都无从谈起。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知乎那套不断生产新话术、然后集赞打另一拨人的游戏，除了那个小圈子，还有谁能听懂?你给你爸妈讲"日耳蛮学"，他们会说：“你在讲什么?”一个真正关心政治的公民，应该能够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谈论公共问题。

deepbean：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参与?是知乎上那些“男大学生”天天摆弄意识形态概念、党同伐异?还是小红书用户教人怎么举报、遇到公共事件，大家一起接力顶热度?当然这种二元对立可能有些言过其实，我对小红书的态度也没那么正面。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对比。以下这点很重要：今天真正对公共议题、对社会运作有实质影响的讨论和行动，可能根本不在知乎这种键政平台发生，而且其实离这个圈子的各种讨论非常非常遥远。

当然，今天严肃讨论公共政策的空间本身也在收窄，而知乎这种大家热情高涨谈论政治的空间又已经被这种键政风气带歪了。在这种处境下，不管是从激进共和主义的角度，还是从更宽泛的左派立场来说，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红布：我想补充一点。今天很多人在谈论各种主义，姿态却相当滑稽。比如我们之前说的施派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真正的政治哲学家要处理政体背后那个深层的逻辑，而这个东西最好不要让大众知道——哲人统治，精英掌握真理，民众被管理。这种姿态当然是大家都会反对的。但我觉得，今天很多键政者在谈论各种主义的时候，其实在无意识地复刻一种施派式的自我定位——问题是，你既不是国师，也谈不上知识分子，但你的发言方式好像你在评判整个政体的走向，好像你掌握着别人不知道的那把钥匙。施派至少还是认真的想做国师，而现在很多人连这点认真都没有。核心问题还是那个：你在这里面只是个点评者吗?你点评完了，你是谁?准备对谁说话?

这让我想到激进共和主义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就是个人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左翼这边通常的期待是：有朝一日我们“进入”劳动者那边，动员他们，大家团结起来推动变革。这是一种期望，但中间那个环节往往是缺失的——个人应该做什么?

今天年轻人面对这个问题，普遍的回答是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摆一种姿态。好像除了等待那个集体行动的时刻到来，个人就只剩下姿态可以选择。

但激进共和主义的德性论给出了另一种思路。我前面说过，德性永远不是个人主义的——它一定是在其他公民面前操练出来的，它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这意味着在“大的不来”的处境下，个人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去洞悉你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支配关系，认真研究它，而不是用抽象的标签去替代这种认识。

举个也许有点近的例子：家庭冲突。它不是简单的"父母皆祸害"，里面有经济权力的分配，有时候用爱的语言，有时候直接诉诸"我是你爸"这种更直接父权制的语言——这些都是具体的支配机制，这需要一种政治思考!经过分析，也许就可以走到一种冲突“可控”的地步——改变家人几十年养成的世界观很难，但假如分析清楚家人采取的不同策略，就可以明白实际威胁的东西在哪里，划好界限，并且针对那些话语明白哪些回应是不太有效的。如果你真的想摆脱支配，你最终一定要认真研究支配本身是怎么运作的，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抽象的解放期待上。

说严厉一点：如果你期待的是将来有更多人站出来替你完成你现在应该做的事，而大家都这么想，那什么都不会改变。这是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