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毛主席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战略问题，就是全局问题。全局问题，包括空间方面的整体和局部，也包括时间方面的前后阶段。游击战略问题，就是关于游击战争的全局问题：各个局部的游击战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的问题，以及游击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问题。游击战略思想怎样产生的?游击战争思想的发展脉络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回答。

中国古代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游击战争思想

中国古代不乏游击战争实践。楚汉时期，彭越就率军在项羽集团后方常开展游击战争，极大牵制了项羽的力量，对刘邦集团起了很大的战略形势配合作用。“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城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史记》：《第七十二卷、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乾化元年，“柏乡比不储刍，梁兵刈刍自给，晋人日以游军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骑环营驰射而诟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判屋茅坐席以饲马，马多死。”(《资治通鉴》：《乾化元年(辛未，911年)》)可见中国自古有运用游击战的传统。但是，游击战争自身的战略问题——各个游击战争发动区之间的战略配合的问题，以及游击战争发动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问题，古人都没有回答。

检索、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关于游击战争的全部论述，我们可知：恩格斯对于游击战有很多见解，但是他仍然没有提出“游击战争战略”科学概念、没有回答游击战争本身的战略问题。恩格斯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主要包括这些方面：(1)肯定游击战对于正规军的战斗配合作用：“这些纵队由许多游击队支援，这些游击队在纵队的翼侧和纵队之间独立行动，构筑街垒，占领小街并保持纵队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这里没有涉及到战略问题。(2)肯定游击战争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461页。人民出版社)这只是肯定游击战争的作用，但是与游击战争自身的战略内容——怎样处理游击战争中全局和局部、前后战略阶段的指挥关系是无关的。(3)强调游击战的非正规性，以及实行游击战的一些“条件”：“起义军队的主力是步兵，可是这样的兵种不适于在旷野同英军作战，成为平原游击战争的累赘，因为要在这种地方进行游击战，主要是靠非正规的骑兵......冷天一到，只靠游击战是不行的，必需建立起作战中心，要有储备品、大炮以及营垒或城市，以便使英国人在冬季结束以前闲不下来;否则，游击战等不到明年夏天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就要熄灭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557页。人民出版社)这些也和前文所说的游击战争本身的战略问题无关，没有触及游击战争本身全局与局部、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战略进攻的关系。其中论述的“条件”，也是不够充分的，甚至有些是很难达到的——例如“拥有大炮”“拥有城市”。(4)与楚汉相争时刘邦彭越的作战思想相似，肯定其作为局部战役性行动的游击战争配合整个战略形势的作用：“法军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舰队，就可以在西部和北部调动部队，迫使德军在这两个地区内保持大大超过法军的兵力，因而减弱派去南征的军队，而阻止德军南征正是法军的主要任务。法军一方面比以前更高度地集中兵力，另一方面派出更多的小股游击队，就可以用现有的兵力获得较大的战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也仅仅是作为局部战役行动的游击战对全局的配合作用，而对于游击战自身的战略问题——各个局部游击战争发动区之间相互关系及各游击发动区域与游击战争全局的关系、游击战本身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过程，恩格斯并没有任何相关论述。

检索、阅读《列宁全集》中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全部论述可知，列宁也并没有提出游击战略科学概念，也没有关于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问题的相关论述。列宁曾认可游击战争的斗争作用、支持俄国各地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同时指出了克服游击战争中的“游民局限问题，表示：“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但是，列宁并无关于游击战略的论述——没有回答游击发动区的全局和局部军事战略关系以及游击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这些属于游击战争战略内容的问题。列宁对于游击战争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做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列宁：《游击战争》)列宁如果说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或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游击战争作为主要斗争手段，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这里一概强调游击战争对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非“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无论何时都不能作为主要任务，则是错误的、片面的。这是他忽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国情的形而上学的论断。总之，列宁从革命政治角度肯定过游击战争的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也没有在军事战略角度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内容。

毛主席探索游击战略科学的背景脉络

毛主席从提出游击战略思想到系统创建游击战略科学体系，也有非常清晰的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述我军战略方针的军事报告中就表示：“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49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里，主席不仅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且提出了在各地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设想，对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初步规划了比较宏伟的基本蓝图。1937年8月4日，主席在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电报中表示：“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里指出红军全军担负了游击战方面的任务、基本将发展游击战争作为了中共整体的战略方向。9日，主席再次表示：“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整个红军的全部战略任务就是实行游击战争。

洛川会议上，主席在论述中共的基本战略方针时表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洛川会议上，主席正式明确了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争为基本战略方针、主要的战略任务。石仲泉老师都在一篇关于毛主席抗战时期战略思想发展史的文章中不得不承认：“这是毛泽东对洛川会议和整个抗战历史的一大贡献，也是他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之处。”(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3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是，石仲泉老师这篇文章却有点小硬伤：只字不提毛主席9月16日、17日、23日关于八路军在山西战略布置的电报，仅仅提到周恩来9月24日电报，并强调“这说明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随后一二九师开往晋东南的指导思想，符合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在山地开展游击战的战略原则。”(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第3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实际上，在此之前，主席早已规定了我军经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战略方向。正是由于我军开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创建了不同的游击战争发动区，各个局部游击战争发动区之间的关系、游击战争全局与局部关系等等游击战略问题就产生了，主席就探索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战略科学思想。石仲泉老师对主席布置战场的战略贡献只字不提，这有点说不过去。

起初，主席的设想是八路军主力先集中于山西东北部、逐渐在晋冀绥察交界开展游击战争。9月15日，面对日军进攻加剧、战略情况变化的时候，朱德提出错误意见，仍然表示：“一二〇师‘宜经五台向阜平集结’，以后使用于“蔚县、涞源以北山地”，向平绥(大同以东)铁路线发展游击，以便一一五师能够集结，并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朱德年谱(中)》，第6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朱德希望一二〇师向晋东北方向集结。16日，主席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在这封电报纠正了朱德的错误，提出了将一二〇师布置在晋西北的战略意见。我们不得不佩服主席战略眼光的敏锐——晋东北、晋西北、晋南，“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毛泽东传(1893-1949)》，第4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9月17日，主席又表示：“（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四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吕梁山脉主要位于晋西南地区。可见，主席不仅重申了之前的战略布置，而且提出了必要时经略晋东南、晋西南地区的战略设想。虽然后来经略晋西南的是一一五师的力量、经略晋东南的是一二九师主力，但是主席布置的战略据点还是精确的。

按照毛主席的精确战略布置，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都打开了局面。“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和正确领导，敌后抗战呈现出新的局面。八路军第115师分为两部：一部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率领该师主力开赴晋西南，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的主要阵地。第120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尔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军事统帅毛泽东》，第14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八路军的各个游击战争发动据点在敌后建立起来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恰恰游击战争是中共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主要任务。正如毛主席所说：“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使中国**人不能不面对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问题，也就是面对处理游击战全局问题、各个局部的游击战争发动区的作战关系的问题、游击战争本身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与战略进攻的问题了。

毛主席独创游击战略科学

根据前文，我们可知：中共全新的游击战争实践——以游击战争为长期克敌制胜的主要任务的战略实践、创建各个游击战争发动区的战略实践，使中共不得不面对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战略问题——游击战略问题。正如毛主席本人所说：“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所以，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高到军事战略科学高度的军事理论家，正是毛主席，也只能是毛主席。

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毋庸置疑，从“战略防御、持久、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术外线、速决、进攻作战”这一战略高度考察游击战争，提出“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8页。人民出版社)以及清晰、具体规划了游击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蓝图......都是毛主席的独创性军事理论贡献。

如前文引用的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文对“战略”的严格定义所说，战略问题是全局问题，战役战术问题是局部问题。正如主席在论述游击战争中的“建立根据地”问题时所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主席这里就论述了各个游击战争发动区之间的战略关系：作为“据点”，相互联系、协同作战、共同对敌人实现战略包围，最终逐渐形成对敌人的全面包围，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在这方面，主席还指出：“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5-436页。人民出版社)主席这里全面论述了游击战争方面全局和局部的指挥关系。毛主席指挥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据点以实现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指挥八路军挺进河北和山东广阔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实现中共在华北的全面发展、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打通联系......都是主席站在战略高度指挥游击战争的“得意之笔”、全新实践。

综上所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主席将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独创性军事思想贡献，都是无可置疑的。“游击战术古来有之......但把作为正规战辅助形式的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高到战略层面，把传统的游击战同人民战争、运动战、速决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建立根据地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战略高度考察游击战，给予特殊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却是第一人。”(邵维正等：《听党指挥，无往不胜：党史、军史十大转折》，第165页。解放军出版社)如果游击战仅仅是彭越式的配合刘邦正规军的游击活动、作为一个局部军事行动在整体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其归根结底也属于局部战役范畴;如果游击战仅仅是配合正规军战斗——类似于恩格斯所论述的巴黎起义中的游击活动那样，其归根结底则属于范围更狭小的局部战术范畴。然而，中共面对的不是一个局部游击战争发动区发挥局部战役作用以配合正规军的问题，而是多个游击战争发动区相互配合并同时配合正面战场这一涉及到多个局部的全局战略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人进行的游击战争是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性的、需要处理全局问题的游击战争，这是毛主席开创游击战略科学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