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青史展，更迭帝王轻。

英雄顺时造，凭势星火兴。

当在和平年代，意识形态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假若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会同时潜伏着危机：让一个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逐渐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吞噬，甚至被取代。一旦到了战争时代，意识形态就显得格外重要。意识形态决定成败。

我们国家所幸有伟人那样的掌舵者，从1927年秋收起义，一直到1976年，他通过历史的实践与创造，以及思想的改造，教会我们意识形态的重要，并且为我们植入了思想根子。

我们看当年中苏关系。这两者从曾经的同盟--中共下属于共产国际，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道扬镳，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

伟人是将之视为“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的走向”，“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感觉邓较为年轻，一直在伟人的重视下工作，许多艰险都被这位年长过他的领军人提前防范了，以为不存在了，而逐渐放松这种警惕心。而忽视了那些长远却潜在的风险。)

事实上，如果结合今天国际形势的演变，乃至国内的暗流涌动的思想经济话语权的争夺，就知道，这并不是空话，而是一个国家，一种人民，在其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的制高点。

值得指出的是，个人以为，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不是要“单一”的整齐划一，不是所有人的思想都印上同一模子。而是“一”之下的多元。是“一”而多，所谓道生一，一生万物。具体来讲，对于我国，你要以“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拥护这个国家的发展路线”为最基本前提，在这“一”之下，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元。

伟人当年也是这样推动的。他并不要求全国人民都信仰共产主义，只要你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路线，就是国家的主人翁，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的大队伍中来。

我们再看看伟人是如何进行人性改造的。简言之，一方面是思想信仰的改造。这从精神层面，由内而外激发人的自主意识，让外在的强迫作用，转为内在的自觉。只有“自主”“自觉”了，人才会真正愿意改变。另一方面，精神的改变，最终的注脚在细微的行动。我们看，当时士兵除了极大激发了自身“翻身做主”的自觉性以外，还这样从最简单的行为约束开始：

1949年初，我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从相持转向大反攻，开始夺取南部和西北部城市。伟人和朱徳在 1949年4月25日宣布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约法八章中，重申了红军的纪律，修改了军队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来指导农民士兵进入中国主要城市时的行为。内容是这样的：

三大纪律

1. 遵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命令和规定。

2. 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市政府。

3. 保持革命战士的节约传统。

十项注意

1.不经允许不得开枪。

2. 不占民房和店铺，不扰乱剧院等娱乐场所。

3. 没有任务不外出，外出之前要请假。

4. 不在街上乱驾马车乱骑马。

5. 不在街上吃东西，不在街上手拉手走，不挤进人群。

6. 买卖公平。

7. 保持营房整洁，不随地大小便。

8. 不许算命、赌博和嫖妓。

9. 不许贪污腐化。

10. 不在墙上乱涂乱画。」

大道至简。任何所谓高端的思想，都始于最细微的行。

我们再说一说伟人时代的“包产到户”，单干风。

《筚路维艰》这本书中提到：“单干风”指包产到户问题。这是引发伟人反击的导火线。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他的底线。……他不是不知道农民要搞包产到户，但他绝不允许冲垮集体化的防堤。他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在伟人看来，与迁就农民相比，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

时至今日，结合当下的环境，更是觉得伟人的观点充满了长远的思虑，是对人性作出直击本质的预判。本人强烈反对各顾各的市场经济单干风。这充斥着渗透着人性弱点的自私自利、优胜劣汰，是残酷的丛林法则。拯救它的最根本途径就是“集体主义”。

伟人把人性看得深刻彻底。假如人们任凭“私欲”各自发展，其极端化就是变为极致的利己精英主义的美以版本。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全然不顾全世界洪水滔天。

正因为人性弱点的存在，“改造”才变得必要，人性改造才成为可能，才有了先决条件。这并非悲观主义，反而是悲观的乐观主义。正是洞察人性之恶，承认它，改造它，才能挽救世界，才能维护真正的人民的正义。而不是不作为，或者全凭空想人类美好。这才是盲目乐观。

然而，当时他的战友是如何不理解他，如何让他悲愤失望。该书作者说：令他恼怒的，不是衣民要求包产到户，而是党内许多人主张单干，而且越到上层越厉害。他认定，“分田单干”必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警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他的批评所指不只是他们(邓子恢、田家英)，包括刘少奇。7月上旬在他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当面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他把国际反修斗争同党内斗争联系起来，把“右倾机会主义”径直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认为在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现子不出，孙子出。”

伟人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这让他的许多感到震撼，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然而，他们却看不到伟人说的这些话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