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帝国主义分析及其发展动向的若干思考

帕特里克·柯贝勒在德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2026年1月31日—2月1日

前言

许多人都会记得《**宣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这段论述极其准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怎样把剥削社会的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当代帝国主义似乎也正在这样做。它那种不顾一切的野蛮侵略本性，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而且这种暴露不仅针对它的敌对者，也越来越针对它自己的同盟者。

那个还必须披着“自由”和“民主”的外衣、以尽可能隐蔽和柔化的方式来推动反革命、特别是针对强大社会主义力量推进反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那个还能够把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神话兜售给全世界的时期，也已经结束了。当然，人们始终知道，所谓“规则”，本来就是帝国主义掠夺集团为自己制定的规则;但过去它们至少还要反复念叨这些“规则”。

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些掠夺者不仅向被掠夺者，而且甚至向其他掠夺者，也以“交易”为名直接出示账单;而处于优势地位者，则企图调动全部强制手段，在几乎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条件下，把这种账单强行落实到底。

现在也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些掠夺者的霸权和权力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已经表明，为了维护这种霸权，准备动用一切手段，丝毫不顾被压迫者的利益，甚至也不顾其同类掠夺者的利益。

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人看来，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分析这些发展的时候。这样做，不是为了在争论中证明自己正确，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战略和策略，以便在长远的历史视野中，结束这些掠夺者及其帝国主义时代。

我们已经在德国**历次代表大会上开始了这项工作，现在则在党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发展进程本身的动力性，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将于2026年6月通过一次理论会议，继续推进这一工作。同时，我们也将把所获得的认识，转化为对和平斗争、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实际介入。

帕特里克·柯贝勒

埃森，2026年2月

2026年1月31日党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报告

同志们：

在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加强了对世界范围帝国主义和全球发展趋势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霸权丧失以及所谓“多极化”问题的一些判断。

在这里，我们把霸权界定为：单个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和国家联盟构成的整体，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支配能力与领导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金融资本的经济力量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深度渗透的基础之上。

我们重申，坚持把当代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规定为“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已经就这一时代内部的若干不同阶段提出了一些思考。

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德国帝国主义问题。我们在会前围绕指导思想问题展开党内讨论，从而为代表大会作了准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大会上揭示共同点和分歧，而不必把自己置于某种单纯的“表决压力”之下。

我们必须看到，发展本身具有极强的动力性。围绕委内瑞拉和格陵兰的进程，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除了全球发展动力以及帝国主义霸权衰落趋势之外，我们还必须分析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帝国主义准备破坏一切国际法规范的倾向。

所有这一切，都是形成新党纲这一长期过程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分析，以及对时代和阶段的界定，是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中心定向点;而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则构成发展反帝斗争的基本框架。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德国，反帝斗争要求采取反垄断战略。

这一点之所以成立，还在于反帝主义和社会问题，也就是阶级斗争，始终构成辩证统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人必须把社会问题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带入反帝运动和反帝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规定为共同斗争的入场条件。

1.向列宁学习——关键在于学习他的研究方法

列宁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著作当作教条，也不把自己的分析当作图式。我们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就是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这样一个根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时，都有一项“绝对的要求”，即“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3页)。

列宁正是在帝国主义分析本身中证明了这种研究路径;他也在俄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例如“最薄弱环节”问题——以及在联盟政策问题上——例如工农关系问题——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说，实践本身又教育了列宁，使他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具有高度灵活性;这一点在二月革命后的双重政权阶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进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后来，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同样如此。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曾遭到批评;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1920年写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实际上是他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一次系统清算。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努力向列宁学习，并尝试把他的研究路径运用于今天的全球现实。当然，我们并不狂妄。列宁的天才，我们并不具备。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无论在全球、区域还是国家层面，发展都具有极强的动力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义务不断检验自己的分析;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调动的资源极其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既不可能发展出适当的战略，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策略。甚至可以说，由于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动力作用，当代社会关系变化的速度，可能已经超过列宁所处的时代。

2.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一般说来，人们通常会援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两个定义。

较早的一个定义，出现在1916年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必须从一个尽可能准确而完整的帝国主义定义开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具有三重性：帝国主义是：1.垄断资本主义;2.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垂死的资本主义。”

在这里，帝国主义被概括为资本主义的末期阶段、社会主义的前夜;因此，重点在于揭示帝国主义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性质。

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该书写于1916年春，发表于1917年——列宁在提出该书的定义之前明确指出，沙皇审查制度迫使他“只能严格限于纯理论的——尤其是经济的——分析，甚至对政治方面那几句必要的话，也不得不用极大的谨慎来表述”。随后，他写道：“因此，就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使它包括以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阶段，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不同于商品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资本家同盟已经形成;5.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形成，资本输出具有突出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

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不过，定义如果过于简短，虽然便于概括最主要的东西，但当需要从中引申出被定义现象的实质特征时，它仍然是不充分的。”他还说：“我们随后将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基本的纯经济概念——上面所引的定义正是局限于这些概念——那么帝国主义还可以而且必须作另一种界定。”(《列宁全集》第22卷，第270页以下)

至于帝国主义形成的时间维度，列宁分析说：“垄断发展史的几个主要阶段大致如下：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自由竞争达到最高点和极限;垄断只是刚刚萌芽，几乎看不出来。2. 1873年危机以后，卡特尔有了广泛的发展，但还只是例外，还不牢固，还只是暂时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卡特尔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2卷，第206页)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完成形成;他还判断说，自己在这本书中所描绘的，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及其国际关系的总体图景。(《列宁全集》第22卷，第193页)

3.列宁本人对这一分析的进一步推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列宁在1920年为该书法文版和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围绕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出了重要论述。他写道：“本书证明，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即掠夺战争、抢劫战争、强盗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配和再分配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因为，对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战争的真正阶级性质的证明，当然不能从战争的外交史中去寻找，而必须从对一切参战国统治阶级客观地位的分析中去寻找。为了说明这种客观地位，不应当抓住个别事例和个别材料;在社会生活现象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人们总可以找到任意数量的事例或个别材料来证明任何一种论点;而必须无条件地把一切参战强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生活基础的全部材料都拿来加以考察。”

列宁还以铁路为例，论述了生产力发展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写道：“铁路建设看起来好像是一项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在那些受雇于资产阶级、专为粉饰资本主义奴役而服务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实际上，那些把这些事业通过千丝万缕的资本主义纽带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般地联结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把这种建设变成了压迫十亿人民——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占地球人口半数以上的人口，以及‘文明’国家中资本雇佣奴隶——的工具。”

与此同时，列宁又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所显现出来的一些新的区分。他写道：“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少数‘先进’国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而对这份‘赃物’进行瓜分的，是两三个全副武装、称霸世界的强盗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它们为了瓜分这份赃物，把整个世界都卷入战争。”

在这里，列宁一方面谈到了“殖民压迫”，也就是宗主国直接接管和支配殖民地国家的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统治;另一方面，他又谈到了另一种形式，即“金融扼制”。由此，他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后来逐步发展出来的新殖民压迫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并不直接、公开地接管对方国家的全部国家、政治和军事职能。

列宁已经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不存在静止状态，而是存在高度动力性的上升与下降，存在国家及国家集团力量的扩张与衰落。他同样认识到，现实关系具有复杂多样的分化结构。因此，他指出，**人必须从“明确地区分受压迫的、依附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别的民族、剥削别的民族、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出发，并列举了十多个需要分析的问题，以便具体把握当时现实存在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压迫关系。(《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133页)

他还分析了一个新的积累模式的形成，尤其分析了帝国主义超额利润这一特殊现象。那些具备更有利条件来攫取这种超额利润的主体——例如拥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垄断、拥有较大经济规模、较强军事力量、较为一体化的工人阶级，以及较大资本输出资源的国家——就更有可能成为掠夺者，或者向掠夺者地位上升。

此外，他还论述了国际主义和联盟政策问题：“对于那些封建关系或宗法制关系、宗法制—农民关系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尤其必须注意：第一，一切**都必须支持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最积极支持这种运动的义务，首先落在那个国家的工人身上，而落后民族正是在殖民或金融方面依附于这个国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7页)

4.列宁之后，帝国主义分析所面对的新问题

正如列宁在1920年的序言中不断吸收新的经验一样，我们今天也必须把他的分析作为工具，用来理解后来的发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具体条件基础上，我们必须形成一套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

把列宁的著作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是不可取的，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列宁在1916年6月就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意味着，该书完成的时间远远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那场大战重新洗牌了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格局，同时也对美国和印度——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这部著作完成于十月革命之前。也就是说，它写成于那个开启时代性转折的事件之前。因此，列宁当然不可能在书中讨论社会主义的存在究竟怎样改变帝国主义。

第三，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衰落、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上升、旧殖民体系的大规模瓦解以及新殖民主义的形成等后来的发展，都不可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展开。

第四，还必须把苏联社会主义七十年的存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相对均衡的力量对比的形成以及由此成为可能的去殖民化，纳入分析范围。

第五，从我们的立场看，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时代的根本内容，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而且这种变化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不利于反帝力量，也不利于工人运动。

第六，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还必须把电气化的全面实现、信息技术的形成、网络化、数字化，也就是通常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新过程，纳入分析。

这种生产力发展，还造成了一种具有毁灭整个人类潜能的军事技术。这一点同样已经并且仍然在影响帝国主义及其对立力量的发展。

5.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体系

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少数‘先进’国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

在我们看来，这一判断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帝国主义支配着全球关系。它在世界范围内强加依附关系，强加新殖民性质以及各种其他剥削和压迫关系。帝国主义已经创造出一整套服务于其统治地位巩固的结构;即便是非帝国主义力量，也很难摆脱，甚至根本无法摆脱这些结构，例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帝国主义还创造出一整套结构，用来防止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威胁其整体霸权。借助这些结构——北约、七国集团、欧盟、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它力图使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尽可能以所谓“文明”的方式，也就是不通过战争的方式，得到处理。正如我们目前在格陵兰问题上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机制在某些时期可以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时期则会变得脆弱，甚至发生破裂。同时，这些结构也被用来压制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与民族。

凭借这些结构以及自身的经济力量，帝国主义曾经有能力给社会主义这一制度性对手造成反革命的重大失败。由此，关于力量对比最终将趋于均衡甚至转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希望，首先遭到了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建立起霸权。这种霸权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反革命之后一度得到巩固，只不过其中已经不再包含任何由于力量对比而不得不作出的“带有温情色彩的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曾试图扩大自己的地位，但这一企图先后被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灾害打断。

德国帝国主义则试图通过按照自身模式塑造欧盟——共同货币、共同经济空间——来扩大自己的地位。欧盟应当成为德国帝国主义无可争议的战略后方。然而，这一企图不断遭到法国帝国主义以及长期以来——直到英国脱离欧盟为止——英国帝国主义的质疑。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帝国主义在围绕乌克兰问题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遭遇失败。随后，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接连而来。德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模式暂时陷入破产，其原因就在于它不得不服从帝国主义整体利益;而在乌克兰战争升级之后，这种服从直接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中断。

这说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权力增长和权力衰减的动力始终存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集团的组合及其内容都在变化。比如，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本来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堡垒;后来，它又转化为德国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全球战略而争夺的后院。今天，由于德国帝国主义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一特征本身也正在承受巨大压力。

6.帝国主义必然生成其侵略性的本质规律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点：帝国主义具有一些内在于其本质的规律性。也就是说，这些规律性只有通过超越帝国主义本身才能被消除。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领土早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这样一来，由于过剩积累而不断产生的对新市场、新资源和新原料的需求，就只能通过帝国主义之间的再分配斗争来解决。1917年至1989年期间，帝国主义在这类斗争中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个历史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国主义被迫承认，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消灭;第二，它不得不在反希特勒联盟内部同苏联合作;第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上升并存在的时期。反革命以后，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即重新分割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其中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沦为欧盟后院、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会由于自然条件、自然灾害等因素而被克服。也正因为如此，不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有计划的、“文明的”相互协调处置方式。

垄断性的、帝国主义性质的竞争，不可能被克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等级化的世界体系，并认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只是这一等级结构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看法就是过于图式化的。它会推出一种战略性结论，即反帝斗争不能独立于反资本主义斗争而展开。然而，这同当代以及过去反对新殖民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并不一致。帝国主义国家在依附国家中活动的垄断，本来就是新殖民剥削的工具;而这种剥削，也可能通过接管依附国家现有垄断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我们认为，那种把“只有同时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帝斗争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作为直接推论的看法，缺乏必要区分，并且在联盟政策上会造成不必要的收缩。

7.帝国主义的腐朽性、适应能力和潜力

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定义——“1.垄断资本主义;2.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垂死的资本主义”——很容易使人推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想帝国主义会更快地被其自身毁灭。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展开。

不过，列宁并没有忽视帝国主义所具有的潜力。他写道：“如果认为这种腐朽趋势排斥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那就错了;完全不是这样。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和某些国家，时而特别强烈地表现出这一趋势，时而特别强烈地表现出那一趋势。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比从前发展得快得多;但这种发展不仅总的说来更加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为资本最雄厚国家的腐朽。”(《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306页)

反希特勒联盟无疑构成了帝国主义处理其自身腐朽性的一次重大断裂。其政治逻辑大体可以概括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我可以同自己的死敌结盟，以便消灭那个已经威胁我存在的同类兄弟。

此后，帝国主义不得不接受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与此同时，它又在这种条件下不断完善和多样化自己同社会主义斗争的形式。在这里，除窒息式压制之外，又增添了包围、吸纳和渗透等斗争方式。

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恐怕也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在应对生产力发展跃升，也就是技术革命的问题上，它积累了更多经验。

8.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只要宗主国直接控制或者接管殖民地的国家职能，我们就可以称其为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则在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国家在形式上拥有自己的国家性，但在经济上——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依附而在政治上——处于深度甚至几乎完全的依附状态。关于新殖民主义，可以采用这样的定义：“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其目标在于剥削、控制和支配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小词典》，柏林，1986年，第663页)

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例如，在十九世纪初，南美除巴西外基本上还是西班牙殖民地，而巴西则是葡萄牙殖民地。随着美国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南美新兴民族国家也相继取得独立;但到1823年，美国又通过所谓“门罗学说”把中南美洲宣布为自己的后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早期学说在形式上披着“保卫中南美洲独立国家免遭欧洲列强重新殖民”的外衣，而在实质上却已经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某种前形态。

第二次大规模去殖民化浪潮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并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殖民宗主国而言，主要涉及英国和法国。获得独立的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以及非洲广大地区。第三阶段则开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

尤其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去殖民化中的国家，从本质上看，大多是直接从殖民压迫转入新殖民压迫和剥削。它们几乎没有摆脱这种格局的可能，因为殖民时期阻断了它们形成自身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的历史可能性。它们的经济通常仍然局限于原料开采或者农业生产;而且，就连原料开采本身，也往往仍掌握在前宗主国或者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手中。一个例外是葡萄牙殖民地在康乃馨革命后的民族解放。葡萄牙本身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使这些国家得以尝试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此，它们进入了国际阶级斗争的视野，也进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历史背景之中。

从今天看，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所承受的新殖民剥削和压迫，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它们当然一再试图摆脱这种处境，例如我们今天在萨赫勒地区若干国家中看到的那样;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新殖民剥削已经被克服。

9.垄断与帝国主义

我们把帝国主义垄断界定为《政治小词典》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中的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帝国主义垄断是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以大企业或者资本联合体的形式，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并取得垄断利润的、否定自由竞争的、强化了的剥削和统治关系”。

列宁写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可能简短的定义，那就应该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主要的东西，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是少数几个垄断的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同垄断的工业资本家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产物;另一方面，世界的瓜分，是从那种可以毫无阻碍地扩张到任何尚未被资本主义强国占领地区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统治已经瓜分完毕的整个地球领土的殖民政策。”(《列宁全集》第22卷，第270页)

有时，人们把列宁这段话缩减为第一句，也就是认为，只要存在垄断，就意味着该国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一个垄断归外国资本所有或者受外国资本控制，那么它恰恰可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工具。

第二，一个或少数几个垄断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垄断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规定因素。

第三，垄断并不具有同质性。比如，在一个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阶段、并且处于高度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代世界中，从事原料开采或者简单原料加工的垄断，同美国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的石油开采垄断，并不具有同样意义。

第四，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银行发展为垄断组织，并同工业垄断融合为金融资本。

因此，可以说，某一国家中垄断的存在，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同样，一个国家内部垄断化的数量，也会在某个节点上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这一新的质。

就对这些问题的细致研究而言，我们显然缺乏足够资源;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些有助于判断的因素。例如：一个垄断的“战争储备”究竟有多大，从而能否进行资本输出;它同国家之间的接近程度如何，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渗透程度如何;它同银行资本融合的程度如何;它同最先进生产资料发展之间的联系有多强;它的所有权结构如何;它的“母国国家”究竟多么强大。

最后，还必须看到历史因素。例如，仅仅把某个原来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垄断收归国有，绝不会自动地使实行国有化的所在国因而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

在分析民族国家以及判断某一国家是否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国家时，也需要作类似思考。除垄断已经成为结构性规定关系之外，显然还必须考察银行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渗透的程度。

在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资本输出——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区分。买办资产阶级转移到离岸避税地账户中的货币，同购买他国土地、特别是购买企业股份的资本输出，显然不具有同一种性质。

10.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侵略方式及帝国主义政策

如前所述，沙皇审查制度迫使列宁把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维度的思考，集中概括为侵略性这一根本特征。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种侵略性曾作出如下定义：它“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上的讹诈、经济上的抵制、军国主义以及作为其最高表现形式的战争行动”。(《政治小词典》，柏林，1987年，第18页)

从今天回顾起来看，帝国主义事实上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方式来实施这种侵略性。帝国主义的经验库，是在同社会主义进行制度性竞争——这种竞争一度使帝国主义内部趋于联合——以及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意大利)、失控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及欧洲反革命成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扩大的。

帝国主义新的战略选项包括：从资产阶级立场把和平共处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建立联盟形态——例如七国集团、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动颜色革命，利用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扩大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并把外交本身变成阶级斗争的一个场域。

当前，我们既看到帝国主义在抵抗霸权丧失时对外侵略性的增强——针对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巴勒斯坦——，也看到这种侵略性在帝国主义内部冲突中增强，例如格陵兰问题和关税争端。

11.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

在更高层次上，根本矛盾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结构性规定因素的垄断资本，同整个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内部，也会出现进一步分化。

其中一种——通常出现在那些希望“上升”或者已经“上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我们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这样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殖民或新殖民剥削关系中，它们的利益同维持或者恢复本国所受殖民和新殖民剥削紧密结合。通常，这类主体是从事原料开采或者原料出口的企业。这个概念可以在共产国际1928年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找到，后来在毛泽东那里也再次出现。按照上述定义，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成立的;例如，叶利钦时期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内部占支配地位的那部分力量，就具有这种性质。

但是，在帝国主义主要国家之间的平行情形中，这一概念又显得不够准确。比如，对于德国资本家阶级中那些有意识地主张德国帝国主义服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说，就不能简单套用这一概念。因为在这种关系中，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新殖民剥削的趋势。霸权丧失当然也削弱了“七国集团帝国主义”的整体地位，并且至少使德国帝国主义的雄心更加难以实现;但这一点本身还不足以推出结论。在经济层面，问题涉及欧盟—德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之间资本、贸易和交换关系中的利润实现以及所有权关系。对于欧盟—德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人们或许可以使用“跨大西洋资本”这一表述;然而，这一表述又并不自动适用于类似的其他关系，例如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讨论中，还曾经出现过“内部资产阶级”这一表述。它指的是这样一部分资本家：它们一方面同外国资本相联系，另一方面，其再生产基础又存在于本国国内。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概念作更严格的界定，因为仅仅从资本关系出发，显然是不够的。

列宁很早就注意到资本家阶级内部的这种区分：“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这种敌视并不免除它区分资产阶级中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代表者和反动代表者的义务。”(《列宁全集》第8卷，第39页)

1920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列宁又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尤其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些被协约国压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这占全人类百分之七十——在根本上是同情我们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受协约国监护、毫无欢乐可言的小国——例如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等——，虽然绞死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但仍然违背协约国意志，同我们缔结和平。”(《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5页)

后来，在语言使用上，“买办资产阶级”之外又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大体由毛泽东奠定。它指的是：在殖民和新殖民剥削关系中，那部分利益同殖民和新殖民剥削相矛盾的资产阶级。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资产阶级就可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联盟对象。对于那些具有殖民和新殖民剥削倾向的依附关系，这一定义是可以使用的;例如，对于支持从叶利钦过渡到普京的那部分俄罗斯资产阶级，就可以这样理解。

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也构成了一项分析挑战。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富侵略性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独裁”。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研究德国垄断资本“两个主要集团”的历史和政治作用，即“煤—铁—钢集团”和“化工—电工集团”。当时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史学中，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德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两个集团。它们还被分别称为‘冒险型’和‘议会型’，‘极端型’和‘更灵活型’，或者称为‘公开使用暴力集团’和‘自由主义集团’。”(《经济史年鉴》，第7年卷，1966年第2册，柏林，第127页)

关键在于认识到：这些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资本家阶级内部高度动态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绝不只是由经济因素决定。

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对德国垄断资本进行细致分析的资源。不过，从直观上看，近些年某些部门的重要性确实显著提高了。军备工业的贯彻能力及其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融合程度上升了;与此同时，化工、机械制造、汽车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等传统主导部门，则不仅陷入经济困难，而且失去了一部分重要性。

持续把握这些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代替资产阶级思考其内部布局;相反，这种持续分析对于策略、战略和联盟政策都是不可缺少的。

12.对当代民族国家进行归类的一些可能范畴

我们之所以尝试作出这种分类，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区分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避免图式主义，并且承认，这些归类本身也处在高度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按照列宁意义上的“强盗国家”标准，今天可以列入这一范畴的，是七国集团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欧盟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帝国主义构造，在七国集团中拥有观察员地位。

当然，这些“强盗国家”内部绝不是统一的。它们彼此之间处于竞争关系中。这种竞争，又通过下一类所谓“强盗国家的同盟力量”来展开——其中一些力量甚至期待自己也能够成为“强盗国家”。为了调节这种竞争，不同联盟不断形成。这些联盟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防止“强盗国家”及其盟友之间的竞争升级为战争冲突;当前格陵兰争端中北约所扮演的角色就说明了这一点。属于这类联盟的，有欧盟、北约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第二类可以称为“强盗国家的同盟力量”，它们同“强盗国家”一道，从新殖民剥削中获利。这一范畴大体对应于列宁所说的“先进国家”。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都属于这一类。

乌克兰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它被用来封闭对俄罗斯的包围圈，以便使这个潜在竞争者变得可以被勒索，并且切断其同中国的联盟。为此，乌克兰本身已被推入一种彻底的财政依附状态;今天，它已经更接近半殖民地地位。

另外一些国家，由于拥有核武器，或者由于拥有丰富原料而在经济上具有较大独立性，例如巴基斯坦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们在“强盗国家”与诸如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这类新兴替代性结构之间进行平衡;或者，它们直接加入这些替代性结构，例如印度、巴西和南非。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非洲大多数国家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则处在程度不同的新殖民剥削之中，或者正处在反对这种剥削的斗争过程中。

所谓半殖民地，可以指那些在国家财政层面公开而直接依附于“强盗国家”、其盟国或者其联盟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和乌克兰。

在较小范围内，今天仍然存在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例如留尼汪、法属圭亚那、波多黎各和直布罗陀。从事实状态看，被占领或者被隔离的巴勒斯坦地区，本身就是一种殖民占领。

这里就提出了以色列的性质问题。我们对此意见一致：以色列以殖民主义方式行动，并且构成帝国主义——也就是“强盗国家”——在中东的前哨。以色列高度武装，并拥有核武器。至于它是否已经属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反对立即将其归入该类的一个理由，是其国家规模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条件。

还有一些国家，在没有彻底剥夺本国资产阶级权力的条件下，走上了反帝发展道路，例如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就当前而言，在美国违反国际法发动进攻之后，委内瑞拉的力量对比并不透明。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也有可能正在采取某种反帝发展方向。

当然，还有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是已经取得国家形态的、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阶级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兄弟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

资本主义性质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具有特殊地位。由于自身力量，它们并不容易被纳入新殖民剥削;而且，它们同中国一道，通过金砖机制为自己创造出一种防护机制。扩展为“金砖 ”之后，又纳入了一些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的阿拉伯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也发挥类似功能，只不过它更强调安全政策协作。两者都把自己理解为实现多边主义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抵制了“强盗国家”及其盟国的霸权，因此发挥着反帝作用。

在资本主义金砖国家内部，俄罗斯联邦具有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性由多个因素所决定。它具有社会主义历史，也具有被“强盗国家”拒绝接纳的经验——例如加入北约的请求遭到拒绝。其幅员规模、资源丰富程度、核武器拥有状况以及同中国的接近程度，使帝国主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让俄罗斯参与游戏，就必须设法把它打碎。

13.关于时代阶段的若干思考

直到1989—1990年以前，我们都认为，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尽管会有挫折——例如智利和葡萄牙——，但总体上将呈现一种相对线性的推进过程。自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这是经典作家当初并未预料到的时间跨度。

反革命迫使我们承认：我们关于这种线性推进的设想是错误的;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不可逆转”的论断，是错误的。1963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曾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得胜利;这在当时所指的是：对最重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已经占据支配地位。至于“不可逆转”这一表述究竟从何时附加上去，我没有查明。

从今天看，当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在军事和政治上近乎均衡的力量对比。我们当时希望这种均衡也存在于经济领域;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即便在那一时期，帝国主义在总体上仍然支配着世界市场，并且支配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结构。

因此，从今天看，我们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反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格局，还将持续若干十年。这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文中，我们已经在若干章节中对这些问题作过描述，其中包括第7章“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第8章“国际经济关系和依附”、第10章“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延续作用”、第11章“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第12章“国际联盟政策”以及第13章“和平共处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这就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中的短暂过渡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瓦尔特·乌布利希：《〈资本论〉的意义……》，柏林，1967年)乌布利希的这一判断，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14.帝国主义分析与革命的主要潮流

我们的分析包含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通过中国**的领导作用得到实现;而这一政治统治又被用来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除中国之外，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还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国道路并不相同;其共同点在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通过**或者劳动党的领导作用得以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更准确地说，这些处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国家——构成了当代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我们也坚持认为，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不可逆转的论断是错误的;只要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阶段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发挥现实作用，反革命发展的危险就始终存在，至少始终存在其可能性。

我们的帝国主义分析还表明，新殖民剥削和压迫在当代世界中仍然具有重大作用。这也意味着，作为和平与社会进步主要障碍的七国集团帝国主义霸权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对新殖民依附和剥削斗争的高涨。同1989年以前相比，今天反对新殖民压迫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取民族经济和政治主权的斗争;它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斗争，也表现为建立不受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结构的斗争。今天反对新殖民压迫的斗争形式，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为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对减少;然而，即便如此，反对新殖民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今天仍然是一股革命的主要潮流。

在“先进国家”——也就是七国集团、欧盟、北约、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西方核国家和韩国——中，在资本主义性质的金砖国家中，以及在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中，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构成革命的主要力量。到处都存在一个中心问题：工人阶级怎样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阻碍这一点的，正是列宁早已分析过的现象：“资本家由于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便在经济上有可能收买工人的某些阶层……，把他们拉到本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余一切国家的工人。这种趋势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而发生的对立日益尖锐，又进一步加强。这样就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6—307页)

15.插论：俄罗斯的发展及其同北约、七国集团以及德国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考察俄罗斯的形势，是因为它过去曾经并且今天仍然对全球发展具有特殊影响。

就全球竞争能力而言，俄罗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主要是原料开采工业和军备工业。

俄罗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从社会主义苏联中演变而来的。其后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在相当大程度上来源于原先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来源于共青团系统。

在其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内部，起初占支配地位的是买办资产阶级;它从国家甩卖式私有化中获利。叶利钦及其执政阶段，正代表了这种支配地位。在当时，帝国主义试图同叶利钦及俄罗斯买办资产阶级一道，把俄罗斯强行纳入一种新殖民依附关系。

向普京阶段的转变，标志着俄罗斯资本内部霸权的变化。新的霸权力量一度抱有一种幻想，即希望能够作为平等成员加入“强盗国家”的游戏。这种幻想表现在：试图加入北约、曾经一度获得八国集团地位，以及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赢得的掌声。然而，俄罗斯经济由原料开采所主导这一事实，又同这种幻想相矛盾。对帝国主义而言，俄罗斯的原料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它被平等对待的理由。

在这一阶段，德国帝国主义也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特殊插曲，即试图推动自身同俄罗斯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施罗德和普京的关系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2005年施罗德政府结束，以及2014年迈丹政变，则削弱了这种发展;但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北溪”管道遭袭事件。

迈丹政变本身，又受到美国与欧盟——在此主要是德国领导下的欧盟——之间竞争的遮蔽。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这场政变，一方面削弱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削弱德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则阻止德国同俄罗斯接近。此后，七国集团、北约和欧盟共同推进对俄罗斯的包围——其中显然包含着重新制造一个“叶利钦时代”的可能性——;这迫使俄罗斯非买办性质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防御路线，而我们过去曾把这种路线称为“客观上具有反帝性质的对外政策”。

北约东扩、迈丹政变以及针对顿巴斯各共和国的战争，构成了2022年战争升级的背景。

今天，乌克兰战争是北约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它首先针对的，是俄罗斯同中国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已经威胁到七国集团和北约帝国主义的霸权。

当前，我们又面临美国战略的一种逆转：美国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损失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把损失转嫁给欧盟。欧盟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承受不起失败，因此便以更强烈的战争鼓动来应对。

还必须注意到，俄罗斯一些重要垄断——属于买办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垄断——，至今仍有部分或者多数股权掌握在帝国主义(西方)垄断手中。其中包括En 、Rusal和EuroSibEnergo等企业——这些都同铝业寡头德里帕斯卡有关。就德里帕斯卡而言，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为了规避制裁而采取的有意识策略。在俄罗斯，这种现象被称为一种“新殖民化”。

16.一个特殊问题：俄罗斯—中国关系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具有特殊性，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两国的规模和潜力。两国合计拥有世界陆地面积的18%，拥有世界人口的19%，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同时，两国又都是核国家。对七国集团和北约阵营来说，它们正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主要对手。

第二，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历史、具有伟大卫国战争经验、也具有叶利钦时期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国家。

第三，两国的共同历史极其深刻，但也极其矛盾。只要想到共产主义世界运动内部的深刻冲突，想到这一运动分裂为两股相互斗争的潮流，就能够理解这一点;而那两股潮流的主要国家，一边正是苏联，另一边则是中国。

第四，当前俄中两国之间的战略联盟，已经被帝国主义认定为其在应对霸权丧失过程中必须打碎的关键点之一。

第五，这种斗争目前主要是以军事方式针对俄罗斯、以经济方式针对中国来进行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意识形态斗争进一步加强，并且利用两国的制度性矛盾以及两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来发动冲击。

结束语

黑格尔有一句话：“真理是整体。”因此，我们所能够做的，只能是努力不断接近真实。在当前这样一个高度变动的时期里，任何瞬时性判断都很可能被新的发展迅速超越;这一点必须始终予以注意。

拒绝分析，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没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就不可能形成战略和策略。我们已经在过去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开始了这项分析;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它。我们计划在今年6月举行一次理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方面要讨论本次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讨论新殖民压迫和剥削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对于形成今天的反帝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会议方案中，你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计划在明年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阶段性认识作出总结。在我们看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作为一个处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中的**，履行着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