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导言

1936-1939年间，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在三个不同敌人的手中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三个敌人共同构成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斗争的所有后续阶段的主要威胁： 

- 当地的反动领导层； 

- 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政权； 

- 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敌人

本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些不同力量各自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这主要是由两个相关因素造成的：

1.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存在及其效果，使民族挑战相对地优先于社会矛盾。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系统性地感受到了这一挑战的影响，他们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受害者。

2.地方封建宗教领袖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促进和支持一定程度的革命斗争始终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像其他情况那样与帝国主义势力或多或少地完全结盟。英帝国主义者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找到了“更合适的盟友”。

上述因素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具有了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传统领导层参与或至少容忍了一种最先进的政治行动（即武装斗争）；它提出了进步的口号，尽管其性质是反动的，但最终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斗争的关键阶段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然而，有必要解释一下封建宗教领袖是如何成功地长期（直到1948年）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

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发生得相当快，主要影响到犹太人群体，而巴勒斯坦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阿拉伯工人阶级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伴随着从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犹太复国主义机器手中，从而也集中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内部。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直言不讳地主张和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非地主或富农，而是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利益逐渐与犹太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的利益相吻合。后者通过控制工业化进程，正在建立自己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扮演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一方面，泛阿拉伯群众运动是巴勒斯坦群众革命精神的催化剂，因为巴勒斯坦斗争与整个阿拉伯斗争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另一方面，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既有政权正在竭尽全力帮助遏制和破坏巴勒斯坦群众运动。巴勒斯坦冲突的加剧有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斗争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从而创造出统治阶级不容忽视的革命潜力。阿拉伯统治阶级被迫支持英帝国主义反对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对手，后者实际上领导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联盟继续发展壮大；1936-1939年间，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在巴勒斯坦牢固地植入了殖民社会的军事化和侵略性特征，而且还相对遏制和击败了巴勒斯坦工人阶级；这随后对斗争的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此期间，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强权合作，成功地破坏了进步的犹太工人运动和犹太-阿拉伯无产阶级兄弟情谊的发展。巴勒斯坦**党在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中实际上被孤立了，反动的犹太劳工总联合会完全控制了犹太工人运动。阿拉伯进步力量在海法和雅法的阿拉伯劳工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减弱，为他们被垄断政治行动的反动领导层所控制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