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雅尔塔体系、冷战

与21世纪“美国行为的根源”

引言：雅尔塔体系、冷战与21世纪的“当代史”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它建立在苏联红军和中国在东方主战场对反**战争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与贡献之上。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反**战争的胜利成果。如果说苏东解体是雅尔塔体系崩溃的标志，而俄乌战争则是其崩溃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乌战争展开的谈判，曾被西方媒体称为新雅尔塔会议，它其实是前苏联内部问题的国际化过程——这被称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重建。那么，今天的“新雅尔塔时代”会走向怎样的世界格局？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2023年10月7日巴以战争、2024年9月23日以黎冲突、2025年美国特朗普总统第二届就职以来美国的“自我政变”(self coup)，1人们逐渐发现在世界政治的地表之下，地幔正在熔融，地壳运动加剧，滚烫的岩浆上升，欧亚大陆处于新的断裂、冲撞和漂移的过程，这些地区热战只是最新的火山喷发。而世界政治的地表在压力下持续破裂，意味着最危险的岩浆囊一旦失控、地下的岩浆喷薄而出，就会突破区域，形成21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这是世界范围内新的“热战”与“冷战”的渊薮，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2024美国大选与党争引发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内战，它以特朗普总统第二次上任后的“政变”为表征。在这个意义上，俄乌战争-巴以战争是21世纪的历史界碑。这些正在持续吞噬生命的新热战和新冷战究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它对于当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之问。

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1964年出版的《当代史导论》中阐述为什么“当代史”可以成立，“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新世界的降临，而不是已消逝的旧世界”，必须把当代史看作是一个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区别先前时代的自身的各种特征。但时代是连续的，世代是重叠的，当代史并不只是活着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代史的价值在于历史的“深度”。因此，当代史旨在阐明塑造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变化之所以是根本的，“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政治行为赖以发声的骨架或框架”，因此，要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去理解构成当代史区别于先前时代的重大事件。[2](pp.1-7)

在一个时代的特征完全为另一个时代特征取代之前，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此时，当代和现代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对于跨越新千禧的全球史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的叠印/错位正是21世纪世界史的特征。而分辨这些叠印/错位，描述世界大势的拓扑图与结构图，正是当代史侧身进入现实的方式。今天，无论观点如何分歧，几乎无人否定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以及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政变”是辨识当代史的重大事件，任何重大事件也必然同时是重大传播现象。今天舆论场的极化问题，正是世界“政治行为赖以发声的骨架或框架”产生了重大变化的表征，它表明既有世界体系与共识的大破裂。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不断发生，犹如地震，既是对旧地质结构的破坏，也是对新地质结构的再造。人类就是在既有结构叠加和错位的基础上，勘探新的生存与文明的可能。

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既有研究已经叠床架屋、卷帙浩繁。不同学派无论左右各有主张，也各有聚焦，但都认同雅尔塔体系为冷战提供了结构性框架。但是，从今天世界政治的后视镜回望，一个基本事实是：冷战的目的就是摧毁雅尔塔体系。而把浴血奋战的反**同盟关系在战后转变为敌对关系，从常识上看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杜鲁门主义却做到了——这是今天需要反思的世纪问题。

它首先是一场浩大的意识形态工程，通过持续不断地舆论战，构建东西方阵营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的二元对立，**主义邪恶论也是今天新冷战的内部逻辑；同时以军事和经济遏制为手段，不断逼退苏联红军通过反**战争获得的和平势力范围，直至苏东解体；最后是“后冷战”时代的北约持续东扩，把军事遏制的锋面一直推到莫斯科城下，最终引爆俄乌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冷战-新冷战都是同一个霸权力量的不同阶段，冷战从未终结。它既是舆论战的胜利，也是军事和经济遏制的胜利，是非全面热战形式的“总体战”（局部战争从未停止）。

正是在这个“长冷战”的过程中，苏联红军和东方抗日主战场为反**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被美西方主导的冷战史观系统性抹杀和污名化，而德日等**主义国家却被全面接纳进入“自由民主”阵营。其结果就是，二战以来的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胜利者的冷战史观所改写，它是今天“历史虚无主义”的总根源。

最近的新闻是2025年3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硫磺岛出席美日战死者悼念仪式说：“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国和日本士兵的勇敢精神将永载史册，铭刻在神圣的土地上，铭刻在我们两国的纽带上。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不会褪色。”同日，他还在X平台上发表图文：“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硫磺岛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曾有超过8万名战士在这里战斗，超过2.6万人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的勇气捍卫了自由——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铭记他们，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2这番话是对反**战争的公然否定，也是新旧冷战的成果。硫磺岛体现的共同“战士精神”正是今天新冷战的基础：为**主义招魂。

1940年在德国**主义猖獗的热战中，德国犹太人本雅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新天使”的形象：

对于本雅明来说，号称“进步”发动机的欧洲文明的心脏地带，“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野蛮暴力的实录”，而兰克式的历史主义信徒总是站在胜利者一面，建立的只是历史胜利者的“移情”。[1](pp.269-270)因此，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切断与此类历史叙述的关系，也因此，这种历史编撰必定充满风险，是刀锋上的探索。[3](pp.791)当代世界由于俄乌-巴以战争的爆发，从文明进步的“天堂”吹来的凛冽风暴开始侵淫溪谷，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历史天使的翅膀再一次被高高吹起，“单一的灾难”还在延续，俄乌战场-加沙地带的尸骸持续不断地堆积，在全世界社交媒体（特别是TikTok）的直播下——这一令世界惊骇的场景悍然击穿了一切“文明”、“进步”的历史叙述。21世纪需要再次呼唤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刀锋战士，去穿越天使脚下黑暗与光明的封锁线。

回望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到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宣布铁幕降临，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演讲提出必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宣称世界已分为“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两个敌对的营垒，每个国家都面临抉择。在这些冷战爆发的标志性事件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它和今天特朗普政权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型有何关联？这是八十年后需要重新回望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时刻，是理解21世纪“美国行为根源”——特别是特朗普政权性质的起点，也是理解今天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

本文通过重新检讨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冷战前后，发生在美国的一场今天几乎被遗忘的世纪辩论：著名时政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与冷战设计师乔治·F.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年）之间关于二战后世界局势的论战，也就是是否要发动“冷战”的辩论，以检讨和揭示俄乌-巴以战争的渊薮、新冷战的历史脉络与今日“美国行为的根源”，这一新的三位一体的历史根源何在？这是建立21世纪当代史的关键，更是国际传播能否突破美西方“新冷战”霸权的关键。通过在方法论上回到冷战前后的李普曼-凯南之争：冷战尚未完成其霸权叙述的美国右翼之间的思想论辩，本文尝试从内部突破这一话语霸权。在今天冷战胜利者的话语霸权背后，这一论辩提供了一个冷战霸权尚未完成的“旧”视角，也是被遮蔽的“新”视角——这一视角正在通过美国特朗普政权的“政变”而显影。

说到底，今天中国国际传播困境的背后是世界观的冲突，是20世纪以来关于世界历史叙述话语权的争夺战——只有突破冷战胜利者构建的世界历史图景，才能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开辟道路。

二、冷战“借口”： 

重访1946年2月9日的斯大林演讲

在新冷战的阴影下重新回顾冷战，作为20世纪决定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十字路口，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X先生的长电报是冷战的路标，美国杜鲁门主义上台是关键。冷战设计师X先生（凯南）1946年的“长电报”，以及1947年发表的名文《苏联行为的根源》，被公认为是美对苏实施遏制政策的来源，也是冷战的起源。对于杜鲁门主义来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与欧洲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胡桃的两半（凯南在这两项政策的制定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共同目标是翦灭二战前后全球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而任何意义上对二战反**战争的回顾，都无法回避斯大林的名字。

（一）李普曼-凯南悖论：美国冷战政策的路线之辩

X先生的主张在当时遭到了李普曼的猛烈回击，李普曼是深度参与了美国一战和二战外交政策制定的意见领袖。他与凯南其实政治立场是相同的，但是他批评杜鲁门主义的政策设计错了，是因为它最终伤害的将是欧洲和美国自己——这就是今天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右翼MAGA（让美国再度伟大）运动的历史渊源，即今日美国行为的根源其实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这是一个今天必须重新大声疾呼的议题。

李普曼主张战后英美苏同盟应该继续，并且预言了“冷战”的一系列恶果，这是国际政治领域（却不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经典公案。奇怪的是，今天无论是国际政治领域还是新闻传播领域，却少人重新讨论这一论战。在西方的冷战史领域，苏联解体被公认为是预言者凯南的胜利，虽然宣布胜利的是福山，而李普曼的咒语早已经被忘却，或者被判定为失败。

2002年，作为在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长期执教的成果，美国学者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出版了检讨美国冷战代价的著作《五十年伤痕》，对这场论争的参与者李普曼评述道：

美国远超世界的军工能力决定了其热战与冷战的战略，李普曼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的工业能力”。的确，美国通过二战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1944年的工业产出已经是轴心国的两倍，至1945年是苏联的三倍、英国的五倍，占据着全世界半数工业产出和四分之三的黄金，二战结束时的GDP达到世界GDP总和的50%。工业能力正是决定冷战胜利与否的关键，特别是当杜鲁门手中首先握有军事工业的最高成就原子弹时，他毫不迟疑地将之投向日本，目的是威吓苏联，并动摇雅尔塔体系的东部格局——朝鲜战争也是这一逻辑的延伸，这一点今天需要重新认识。有意味的是，此书2002年英文版副标题是“美国冷战的真实代价”（The True Price of America's Cold War Victory），2003年再版的时候变为“美国的冷战是如何形塑我们的世界”（How America's Cold War victory shapes our world）。代价（Price）虽然从标题中消失了，但今日美国现实正在冷战回旋镖的收割结果。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苏东解体以来美国一如既往把“国家的潜力”和“显能”（特别是军工）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不断投射，为什么李普曼的“咒语”却一步步在特朗普时代不断显影？这就需要重新回顾它的前世今生，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而冷战之后，特别在“后冷战”时代，李普曼的咒语其实是一直由凯南继承和发扬，构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我称之为李普曼-凯南悖论的现象。它值得探究，也是理解今天美国特朗普政治危局的秘钥。

重温X先生的“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是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世界格局的关键。在遏制中国的新冷战中，凯南的名字无可避免。凯南是基于1924年《罗杰斯法案》走上外交道路的第一代美国职业外交官，接受的是威尔逊主义的灌输和培训，对苏联持强硬的敌对态度，不认同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的积极外交政策，也因此长期不受重用。正是罗斯福去世之后，杜鲁门政府积极寻求改变与战后苏联的盟友关系，也就是为冷战做准备的时候，凯南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4](pp.36-43)在这个意义上，凯南的外交生涯其实体现了美国从威尔逊主义到杜鲁门主义的历史接续，也正因此，冷战也被美国新左翼史学视为威尔逊主义在战后的延伸，冷战的源头被追溯到威尔逊主义。3

长电报的导火索是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一讲话被冷战史主流叙述公认为苏联首先挑动冷战的证据。即便是对美国外交持批评态度的威斯康辛学派历史学家拉费伯尔（Walter Lofeber）修订了十版、被誉为冷战经典之作的《美国、俄国与冷战 1945-2006》一书中，第二章的标题俨然还是“两个冷战宣言（1946年）”：

其实只要认真读一下斯大林演讲全文，就可以明白这段话里的歪曲已经匪夷所思，而迄今为止，美国主流学术叙述中冷战导火索都会追究到斯大林这一演讲。这一有意无意的误读，是反思全部冷战史的枢纽。

今天，已经有相关研究承认美国对斯大林这一讲话乃过激反应，特别是丘吉尔的富尔顿冷战宣言其实就是“借题发挥”，为冷战制造借口，但一些立论依然是从苏联“专制主义”方面寻找“冷战”理由。4 事实上，斯大林讲话的目的是通过总结苏联反**战争胜利的经验，展望战后苏联和平发展的前景。这是今天必须重新检讨的冷战议题。

（二）“长电报”的导火索：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

演讲中，斯大林首先界定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发展的产物，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势力不均衡正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分裂为敌对阵营爆发战争的原因，这其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斯大林强调二战具有反**战争性质和弱小民族解放的意义——这两点在苏东解体之后都转向了反动，应该成为解释今日俄乌战争的重要视角。

鉴于对这一演讲的阐述冲突严重，这里多一些引用，以方便讨论。重读这一论述，可作为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殷鉴，也是理解今日美国特朗普政权所作所为的钥匙：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均衡是必然发生的，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爆发，这就是世界大战的来源。斯大林上述对资本主义“势力均衡论”批判的战争观，以及二战反**战争的民族解放性质可视为对二战的经典阐述，也是对今天世界格局的预警。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度上台后的宪政危机不正在摧毁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残余“吗？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赤裸裸的领土诉求，以及对战火中乌克兰矿产的觊觎和抢劫，不正是世界范围内新的**主义的开始吗？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描述今天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拓扑图。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对苏联反**主义的胜利做了总结，他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现代化”这两个方面对反**战争的贡献。首先，反**战争的胜利证明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制度经受了考验，没有像西方所期待的奥匈帝国那样崩溃，在战争时期更加巩固，证明它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国家制度。对“外国报刊”认为苏联是“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的批判做了反驳，“这些先生不懂得，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6](pp.476)

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平等与联合是决胜**的基础——而苏维埃失败的结果必然是民族分裂、地区纷争，今天持续恶化的三年俄乌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百年大变局是苏联瓦解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基于以族裔为边界的民族主义（及其由此带来的种族清洗），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团结融合才是反**战争胜利的成果，今天对此需要新的理解和捍卫。

接着，斯大林盛赞 “现代化”的苏联红军粉碎了使欧洲各国军队胆寒的德国军队，批驳了西方对其“泥足巨人”的批评。红军的胜利是苏联“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胜利，他列举了详细的数据说明三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很好、数量充足的供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具备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用的金属，维持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1940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1913年要好几倍”。[6](pp.478)他强调这不是普通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是“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奇迹”。[6](pp.479)而苏联靠什么政策来保证如此短的时期创造出这些物质条件？这就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

重工业发展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必须要求“农业集体化政策”，小农经济必须成为大经济，而大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前者不仅需要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要让农民破产变成雇农，现实和原则都不允许。只有集体化发展才能够使得“全国各地布满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斯大林承认“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事实上，党内有很强的反对声音：

很清楚，斯大林是通过演讲为党内路线斗争进行合法性辩护。工业化、农村集体化与党内政治大清洗这三位一体的发生，是苏联30年代最残酷的考验，它是围绕着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党内严酷的路线斗争展开的，其核心就是工业化发展“原始积累”的道路之争。 [7]斯大林用红军反**战争的胜利为党的“不顾一切”、“坚忍不拔”辩护，他列举了苏联军事工业在反**战争中贡献的数据来论证——这些都是在“战争日益迫近”情况下为了“避免失败”的别无选择。由此，他解释战后苏联新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恢复战争创伤，废除配给制，“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扩大日用品生产”，[6](pp.483)这将是苏联今后工业化发展方向。

这才是他反复提及“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这句俄罗斯谚语的缘由——红军反**战争的伟大胜利本身为苏联加速发展重工业付出的代价做了辩护。这同时符合他在选民大会上演讲的逻辑：对党内和公众解释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对走出战时状态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新的承诺。因此，为“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把苏联的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的三倍。[6](pp.483)

这时候斯大林构想的是战后和平发展的局势。这也体现在2月23日发布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斯大林宣布“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发展阶段”。 [6](pp.486)

但是，斯大林没能预想的是，他旨在为推动新的五年和平发展计划进行国内动员的演讲，却在美国华盛顿政客与媒体的鼓噪下激发极大的国际反响，成为苏联欲求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战争挑衅的证据，而这就是美国主流冷战史教科书和美西方主流媒体延续至今的历史定论。

（三）结语：斯大林的二战遗产

事实上，斯大林的敌人比他的人民、甚至同情者，或许更能理解斯大林为苏联工业化所做的辩护。美国已经赢得冷战，所以“进攻式现实主义”理论发明者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就不惮承认：“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8](pp.45)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成功是苏联红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战后美国实施遏制的缘由：

正因为“进攻式现实主义”的视角撕去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外衣，使得斯大林20-30年代强制工业化道路反而获得相对客观的呈现——特别是在与X先生（凯南）论述比较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把斯大林演讲看作冷战的导火索也没有错：不是苏联要发动冷战，而是苏联战后崛起是美国必须发动冷战的理由。

今天，正是斯大林所强调的“民族问题”和“工业化发展”这两个世界历史的轴心：没有解决的二战遗产，正在把全世界重新卷入其历史的漩涡——斯大林的“幽灵”不仅在前苏联的大地盘旋，我们将会（或不得不）更多听到他的名字。说到底，美西方的主流冷战史其实就是与斯大林幽灵的缠斗史。而围绕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新均衡论——从热战、冷战到新冷战的话语斗争，正是需要重新显影的世界历史逻辑。

斯大林演讲重申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并由此争夺新的势力范围是新的世界战争之源，而米尔斯海默基于霸权视角的“进攻式现实主义”的战争论：大国之间的称霸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其实从相反的方向呼应了这一论断，尽管是不自觉的。在这个意义上，苏联一再谋求冲破冷战，但最终在冷战遏制下无法完成轻重平衡的工业化发展格局（包括农业现代化的困境），是其崩溃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冷战胜利后北约东扩引爆的俄乌战争，正在驱使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境遇，而不是相反。

由此，打破冷战胜利者的世界史霸权叙述，重新为20世纪中俄革命以来的反帝反殖，以及反“封建主义”的世界历史叙述开辟道路，才能为世界开太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需要重访斯大林的二战遗产。

三、“浮士德交易”：

X先生、文明论与苏联的工业化

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新检讨X先生的论述，因为这里已经埋下了俄乌战争爆发的两大历史伏笔：一是苏东解体之后，“去**化”的冷战胜利者之宣言的“历史终结论”；另一个是后冷战时代，为美国军事霸权张目的“文明冲突论”和新的“势力均衡论”。这两者一前一后、互相配合，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共同打造了欧美知识生产和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高地——这就是21世纪承接的“政治行为赖以发声的骨架或框架”，也是我们突破冷战意识形态的解牛之肯綮。

回到1946年2月，身处莫斯科的外交官凯南被要求就斯大林上述演讲和苏联为什么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动机做分析，[11](pp.44-45)这就是为什么X先生的长电报在2月16日发出，与斯大林演讲时间紧密衔接。但是，凯南无法指认斯大林的这一演讲是战争挑衅，事实上他的判断是相反的：战后苏联非常软弱，更关心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并不具备军事进攻美西方的意愿和能力，[11](pp.91-92) 这也是他后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时反复论述的观点。但是，X先生当时力图论证的却是，尽管如此，苏联对美西方的敌意不会改变——美国当代后修正史学的旗手、凯南官方授权传记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此辩护说，这是因为凯南可以从“一张快照”中看到一切，就如同地缘政治的X摄线，5 这就是“遏制论”的“论据”来源。

所以，策略上X先生的长电报（虽然）避免直接提及斯大林的这次演讲，却引用了战前、也就是1927年斯大林对美国工人代表团的演讲内容，意思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中心，“这两个阵营为支配世界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将决定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从长远看来，以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11](pp.273)以此为自己背书，其实是非常清楚战后苏联主张和平的立场。但是，X先生的贡献在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论证了美国必须采取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的遏制政策的合法性。事实上，无论是长电报还是《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都是通过呼应斯大林的逻辑——从相反的方向，为战后的斯大林和苏联治罪。

鉴于长电报一年之后，以X先生名义公开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更详尽地阐述了遏制论，并为凯南赢得冷战设计师的美誉，这里结合两个文本与斯大林的演讲做一个对读，6 以剖解X先生金蝉脱壳的意识形态话术是如何把“遏制”归因为苏联内部。它建构了美西方基于冷战发动者-胜利者的世界历史观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叙述，为杜鲁门主义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并一直延续至今。按照李普曼当时的嘲讽：X先生得出一个“理论”来说明苏联的行为“并不反映对和平和稳定的抽象的热爱，并不反映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永久愉快的共处抱有真正的信心，而却反映了一种持续的压力政策，企图破坏和削弱一切敌对的势力和权力。”[12](pp.4)

这一“理论”在X先生的论述中分为四部分，我将之归纳为两大主题：一是界定二战的性质与苏联政权的性质，二由此得出遏制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目的。实质是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区分敌我，为遏制苏联的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以下逐一论述。

（一）苏联“独裁”内因论：地理、种族与“**化”

长电报的第一个主题是论证苏联的“政治人格”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三十年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这是回应斯大林演讲中对二战性质的判断。它成为X先生最著名的论述，即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版本之所以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相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对立，因为这些迎合了他们的本能欲望。是俄国人挑衅性的不妥协行动惹来了外部世界的干涉，于是他们又被迫应付自己所挑起的敌对行为，通过把外部世界描绘成自己的敌人从而证明自己正确。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导致的俄国革命收缩为俄国内部问题和民族问题，苏联由此成为世界大战的替罪羊。

由此，X先生的修辞重点是强调俄国人自身强大的不安全感是其“独裁”的来源，而不是外部世界加之于苏联的敌意，或者说，外界对苏联没有敌意！这一论述足够精彩，值得多一些引用：

世界大战并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问题，只是“碰巧”外部有反苏联的德日军国主义——X先生忘记了包括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外国势力军事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吗？没有。他反驳斯大林的逻辑是：

如果可以把轴心国排除在外，欧洲的确就不是二战策源地了。X先生其实想说的是：美西方文明不是战争的缘起，轴心国只是例外。而苏联之所以愿意与资本主义大国并肩作战，是帝国势力均衡的需要，它证明“苏联党的路线方针并非基于对俄罗斯境外形势的客观分析；它实际上同俄罗斯境外情况毫无关系；它主要源于战前就存在的、今天依然存在的俄罗斯内部的基本需求”。[11](pp.276)这样，世界大战就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欧美与苏联的内部问题，是苏联作为沙皇帝国的延续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敌对，是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论决定了苏联参战的缘由。由此，X先生遮蔽了欧洲作为**主义和殖民主义起源的历史，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本身是一战资本主义失败的产物，无视威尔逊主导的巴黎和会对欧洲分割埋下的**主义种子。由此，X先生在为欧洲发动世界大战脱罪的同时，否决了二战具有的世界反**战争与民族解放的性质，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意愿。这就是今天新冷战的摇旗手们以新旧现实主义为名继承和发扬的遗产。

这就为如下“诊断”铺平了道路：“去**化”并不能剪除莫斯科的“独裁”，**化和种族性的叠加才是俄罗斯的原罪。这就是为什么俄乌战争中，这一针对斯大林时代的逻辑依然是美国/北约及其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独裁”的主要描述——“去**化”后的俄罗斯咎由自取。这是由X先生论证苏联“独裁”的另一个理由所决定的：地理因素和民族性。俄国人特有的极度强烈的狂热性和戒备心理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格格不入，所以不可能实行长久的分权。从孕育他们的俄罗斯亚细亚世界，形成了对于竞争力量长久和平共处极度怀疑的心理。在毫无防御的广阔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与欺诈这些品质为俄罗斯和“东方民族”所崇尚和共享。

把二十世纪中俄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化为“亚细亚专制主义”的东方问题，是一个具有古老来源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述，所谓“东方民族”不言而喻包括了另一个“亚细亚专制主义”的代表中国，凯南对中国的理解体现了典型的欧洲文明中心论的视野。而他的这些思想并不始于长电报，在1930年代的文件和演讲中，他就强调“传统与环境”对俄国人性格中“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塑造，俄国的辽阔土地使得俄国人有极端主义倾向，不能接受调和主义。[11](pp.39-40)这些论断作为欧洲古老的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投影，也不是凯南的专利，而是欧洲普世主义的核心。[13]这就是为什么从叶利钦到普京的“去**化”并没有使得俄国逃离冷战意识形态的铁笼。而把欧洲由资本主义危机而诞生的**主义转化为“东方问题”，X先生是始作俑者。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西方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和**主义大规模兴起之后，持遏制主义主张的新凯南主义者们无法自圆的困境，是“攻击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挺身救场的原因。

加迪斯对凯南的颂扬正是：确定苏联是由俄国历史传统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双轮驱动的结果——斯大林的人格就是体现，所以美国的战后蓝图必须改变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因为U.S.S.R的“苏联”政权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与他国建立相互国际安全的正常国家。7 X先生的议程设置通过大众传媒与冷战史学的不断再生产，成就了冷战-后冷战-新冷战的认知“铁律”/铁幕（Stereotype），一直投射在今天的俄乌战争和21世纪的新冷战。

X先生强调苏联-俄国的内部问题是冷战的缘由，在舆论战中预先解套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动冷战的质疑。在这一论述之下，俄罗斯的“独裁”无论是否**主义化，其实都已无可避免。X先生为苏联/俄罗斯量身定制的“文明论”的意识形态铁笼，是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富尔顿演讲宣布冷战铁幕的先声。X先生并不代表他自己，而是一种新势力，这就是杜鲁门主义：盎格鲁-美国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的北大西洋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没有杜鲁门主义的诉求，凯南不可能成为冷战之父，他填补了杜鲁门主义虚席以待的辩护士位置。当时的论敌李普曼就敏锐地意识到：X先生的文章是一个重大事件，是杜鲁门主义外交政策“头等重要的文件”。[12](pp.4)

（二）长电报的实质：遏制苏联工业化道路

在完成对俄罗斯“独裁”的血统论和地缘论的意识形态的敌我区分之后，X先生论述的第二大主题就是苏联的工业化问题，也是遏制的目的。

这一部分是X先生攻击斯大林演讲的第二个重点，即论证苏联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是二次世界战争的产物，而是其独裁的产物：

通过“种族论”否定苏联存在外部威胁，再把苏联为反**战争做出的牺牲：重工业导向的不均衡经济发展，归因为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独裁”问题。X先生开启了新旧冷战意识形态战争的方法论：即通过认知的转移，利用苏联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为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推翻斯大林在演讲中为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的辩护，否决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战争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为“遏制”苏联工业化战略制造合法性掩体：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

是X先生不能认识到苏联红军对世界和平无可替代的贡献？相反，这才是必须遏制苏联的理由。1943年《凯南日记》写到，当德国囚犯控诉美国人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10](pp.148)凯南很清楚，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的危机，那么为什么要遏制苏联呢？因为，基督教的欧洲文明不能交给苏联。

1952年9月19日，也就是短暂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期间，凯南在德国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这招致9月26日《真理报》的尖锐抨击，并于10月3日被苏联政府公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而就这一冷战霸权话语框架的贡献而言，他被驱逐并不冤枉。正是在此基础上，凯南的官方传记作家、后修正冷战史学的旗手加迪斯进一步把美苏战时同盟追述为“浮士德交易”。为美国冷战辩护的同时，必然是对二战反**战争历史的改写：

当“浮士德交易”成为背信弃义的杜鲁门主义的外衣，遏制在意识形态上就必须被解释为德国**和苏联**主义两个恶魔崛起之时，美国需要与其中一个结盟去打败另一个，再去摧毁最后的“浮士德”——这奠定了美国主流冷战史把德日**与战时同盟的苏联等量齐观——这种冷战史霸权世界观的基本框架。苏联必须成为恶魔，比德国和日本**更邪恶的力量，遏制才能获得了合法性，否则，反**战争的两大同盟却要在胜利之时成为敌人，就在舆论场就是无法完成的荒唐叙述。

但是，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这样的霸权叙述会占据了世界历史长达八十年的主导地位？正是因为这样的逻辑，苏东解体后世界反**战争的胜利成果，特别是雅尔塔体系迅速被侵蚀，特朗普总统公开对海外领土的诉求，就已经顺理成章——这其实就是主导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话语的强劲复辟。

而美国的遏制政策为什么能够建立在X先生如此破绽百出、违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论述之上？并不仅仅是因为X先生长电报的冷酷逻辑（relentless logic，加迪斯语）和巧舌如簧的修辞本事。通过遏制苏联工业化发展摧毁人民生活的确是“冷酷”的体现，更是从二战中崛起的美帝国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工业发展，这一帝国主义逻辑才是掌控历史舵盘的关键。

长电报的实质是遏制苏联工业化，去其势能，阻止其恢复，把苏联困在二战的废墟中，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人民对政权的信任，破坏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与效率。这样，苏联就会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最羸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至于凯南的“遏制”政策究竟是政治性的，还是军事性的，这样的论争并不得要领。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都必须以抢占工业化前沿为基础。犹如凯南的自况：重要的不是和平，而是谁的和平，工业化的争雄决定谁才有资格举起“和平”大旗——在此基础上，才能奠定意识形态战场上的旗手地位。

事实上X先生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46年，凯南在担任美国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也就是写作X文章之时，他明确主张遏制苏联的工业化是冷战的前提，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核武器就是必须的，“如果苏联军工业的进步快于美国，‘我们考虑进行预防性战争就将是正当的’。包括使用核武器: ‘用十枚核弹几乎就足以毁灭苏联的战争潜能，不必承受严重的人员伤亡或是对美国声誉的伤害。”[15](pp.29)就此而言，遏制正是美国主导的世界军事化的产物，它与核威慑如影随形。

X先生号召美国不能守株待兔，而是充分利用战后优势——军事工业的优势，采取行动影响俄国内部乃至整个国际**主义运动的发展：决定权在美国身上。为此，他诉诸天命：苏美的战后关系是对美国民族作为世界民族的价值考验，感谢上帝使美国人民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挑战，美国的民族安全依赖于自己的团结，并接受历史要求其担负的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使命——在核武器优势背书下的使命。

1954年，凯南被驱逐出国务院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更清楚的阐述了遏制理论与工业主义的关系。遏制苏联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要侵略西方——犹如美国主流媒体所宣称的那样，而是相反，“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苏联领袖们在战后任何时期（或在战前，关于这方面）期望苏联与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发生大战，或指望那样的战争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适当手段。”[16](pp.47)要遏制苏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苏联是唯一具有威胁美国的工业-军事能力而不能被控制的陆权力量，其他四个工业-军事力量的地区都是美国可以控制的海权力量：

当时的中国不具有军事工业的能力，凯南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举例来说，中国并不是这五个重要地位之一；它的资源远没有达到这个等级。因此，它意味着我们的问题的中心是要阻止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工业潜力集中在一个大国的控制之下，来威胁地球上的岛国和海洋国家地区的利益”。[16](pp.44)

遏制逻辑的背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欧洲势力均衡论，在这一势力均衡的地图上，英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岛屿联盟，日本可以被视为太平洋上的英国，“在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与英国在大西洋的地理位置相似”，代表着世界军事-工业海权的力量，它将由战后的美国所控制。而苏联的军事-工业作为陆权力量的崛起是需要被遏制，因为它在美国控制之外，所以1939年之前苏联即便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性质上却并不对中欧和西欧的安全构成严重的直接威胁。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国家、东德及东欧卫星国家的物质、技术和人力的资源”，[16](pp.45)即已经具备了在陆权上与美国竞争的潜力。

也就是说，苏联被遏制是由其军事-工业能力所决定的。二战后的苏联强化了军事力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实际控制了中欧心脏和中国东北-朝鲜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控制了“为恢复德国和日本势力所必须的资源的一部分，因而使它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来组阻挠和推迟这种势力的再起”，特别是对东德的占领使得苏联在欧洲中心获得军事发展中心，而在1939年之前，苏联势力是被阻挡在该地区的后面的，“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军事潜力来说，俄国近来在力量对比上所以享有嚣张地位，主要是由于德国和日本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暂时的削弱，以及苏联在战争末期通过军事行动所取得的军事势力范围的扩张。”[16](pp.45-46)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红军反**战争的胜利成就必须被遏制。

事实上，把德日**主义战败国收归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工业力量，正是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核心。而美国通过二战参战和战后的冷战，成功地把西欧和日本构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经济圈和波斯湾的石油纳入囊中，是美国在二十世纪获得的最大的帝国红利。正是因为反**主义的胜利，苏联成为美国必须遏制的对象。遏制的实质是把苏联逼出欧洲，夺取它通过二战获得的陆权力量，这就意味着改写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系。苏东解体之后，北约东扩和包括台海危机在内的东北亚和平危机都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冷战的使命就是摧毁雅尔塔体系，直到它垮台：1946年是起点，1991年苏东解体是终点，而今天的俄乌战争则是它的结果，而特朗普总统的美国政变则是最新的转折点。

这一切的源头来自冷战。

（三）“和平演变”还是共同毁灭：凯南遏制思想的底线

作为冷战史的凯南研究有一个“小型产业”，就是凯南的遏制思想到底有没有转向、为何转变？[14](pp.31,395)佩里·安德森将之归为凯南好变的个人性格，因为由凯南设定的美国全球干预和反革命行动的遏制，其实就是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没有限制的“消耗战”。他指出凯南对美国民主批判的右翼保守立场其实一直是美国意识形态机器的内部存在。[15](pp.29)而加迪斯将其确定为从全面遏制转为定点遏制——只是战略性转移，是势力均衡理论的体现。[14](60-69)

凯南自1949年主张与苏联开展外交活动，反对美国升级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主张美苏撤军让战后德国统一并中立；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不断“军事化”的过程，反对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对北约东扩等等，这些主张都一一落空。他主张通过遏制“和平演变”更符合美西方的利益，而战争只会引火烧身。因为凯南发现美国正在进行的“军事遏制”打开的不是别的，而是美国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本能就觉醒了：“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8](pp.198)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欧洲文明的破产，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清楚欧洲是世界大战的摇篮。

这就是凯南反复忏悔和辩解遏制是非军事政治主张的逻辑——为免使欧洲文明毁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而请命，这是他的底线。为此，凯南不断申辩他的遏制蓝图是政治和经济的遏制。政治上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开动——这也是为什么凯南是美国**情报局（CIA）和欧洲自由电台等冷战意识形态国家机构的创始人。而凯南对冷战作为意识形态情报战的构想和推动，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去“品鉴”：

晚上受邀参加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的讨论会，向参议员介绍我们的情报工作，讨论大力发展情报工作的提案......我们的无线电广播现在面向的主要听众应该是那些听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统治集团内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美德，也没必要去争取他们的同情。他们都是冷血动物，双手沾满了鲜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想与这类人为伍。要想与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应该向他们的内心灌输怀疑、犹豫和顾忌，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邪恶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怀疑领袖的智慧，怀疑其伟大事业的稳固性，怀疑同志和上级的忠诚，怀疑胜利的前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政治战争，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向苏联人传播思想，就必须做这种事。[10](pp.250)（重点系笔者所加）

就美国在“卑鄙”的“政治战争”方面完胜而言，凯南不设底线。但是，通过经济上遏制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咽喉，而不是核战争下的共同毁灭，这是他的遏制底线，也是他作为“现实主义”外交政治家的底色。

但是，米尔斯海默冷酷地否决了凯南自己的“修正主义”。他反驳凯南批评美国领导人犯了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于他们，匆忙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虽然这种回顾性的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他在《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西欧，但仍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责任。[8](pp.21-22)（重点系笔者所加）

这事实上承认：冷战发动者指控斯大林对西欧军事进攻的威胁，不过是21世纪伊拉克“洗衣粉”事件的预演——也证明了美帝国冷战-后冷战时代军事干涉逻辑的接续，凯南扮演的是手持白色粉末试管的人。后续的辩解已经无法救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中东地区人道主义悲剧，包括美国为此已经付出的和今天正在付出的巨量代价。

凯南的问题是，当他启动遏制战略的国家机器时，他是“理想主义”的，即以意识形态的区分，或者就意识形态在最古典的意义上：与现实的扭曲，作为论证的基础。但是当他发现这一意识形态忘记了它与现实之间的断裂时，他就成了“现实主义者”。而这一冷战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其无法横渡的深渊，凯南由此陷入终生无法解脱的悖论和噩梦。这一噩梦正是今日的美国现实。

（未完待续）

2025年4月5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