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Chainmunity｜ 链合体

作者Arya Zahedi

Arya Zahedi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研究新学院文理学硕士项目的讲师，现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他是社会研究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主修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运动、革命、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民主、意识形态以及现代中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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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里亚·扎赫迪 (Arya Zahedi)

翻译&校对|红什叶圣斗士

编辑|Saturn、Sally

审稿|Sally

正文

一.1917的影响横贯世纪

德黑兰的街头 NOV. 5, 1979. (图片来自AP / ARISTOTLE SARIS)

四十年前，伊朗革命推翻了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君主统治，为伊朗共和国的建立铺平道路。1979年的革命虽将众多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反抗暴政与外国统治，但这场团结之下潜藏的矛盾很快便显现出来。很快，夹在伊朗人质危机与两伊战争之间的“自由之春”，便迎来了伊斯兰主义反革命的酷暑。

大众起义最终催生威权政权，这本非罕见之事。但伊朗革命的宗教属性，使其与其他革命与反革命叙事间的共通性难以被理解。要透过该地区长达四十年的战争迷雾——这些战争直接或间接源于美国围堵苏联并确保中东石油供应的战略——来重温1979年起义最初的解放承诺实非易事。那场遵循革命剧本的起义，通过大规模罢工和工人委员会的模式运作，其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纪之交的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如出一辙。

事实上，伊朗工人运动的力量可直接追溯至1917年的全球性变革。十九世纪末，当世界资本主义转向石油这一神奇的新能源——其能量密度和可运输性均优于煤炭——数千名伊朗工人开始迁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市(当时属俄罗斯帝国)投身繁荣的油田。在此，他们接触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异端思想家——该党不久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1904年巴库全市总罢工为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场革命浪潮的余波很快蔓延至德黑兰，动荡迫使沙阿批准宪法，将权力移交给新成立的议会。直到1911年俄军入侵，伊朗的动荡才逐渐平息。

1917年俄国革命及随后的内战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从东欧和中欧蔓延至中国。沙皇被推翻后，革命摧毁了统治伊朗的卡扎尔王朝的主要支持者。1920年，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支持在里海沿岸与阿塞拜疆接壤的吉兰省成立了短命的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主要是援助性质。苏联里海舰队最终驱逐了白军和英国军队，转而支持革命民族主义者米尔扎·库恰克汗。这位领袖率领着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军——“丛林运动”(Jangal)——对英军和白军发动袭击。苏联人促成了丛林运动与伊朗**(由巴库团体组建)之间的联系。然而库恰克汗连最基本的土地改革等再分配举措都未能推行，党内矛盾更使**人短暂夺权。然而局势却迅速逆转，1921年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最终加冕为沙阿，开创巴列维王朝。为巩固边境安全，苏联同意撤军，抛弃了萌芽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正是作为其日后标志性特征的现实主义政治的缩影。

二.沙拉委员会和双重权力

"一家军火工厂遭到突袭，超过五万件武器被没收并分发给起义军。"

因此，工人们在1978年加入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早已动员了伊朗社会的许多其他阶层。自前一年初以来，大学便已关闭——当时抗议政权的示威活动演变为政权部队的屠杀，这已是老生常谈。工人或许加入较晚，但他们的介入具有决定性意义。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在1978年11月达到顶峰，甚至使伊朗经济支柱——炼油厂全面停工。炼油厂一旦瘫痪，沙阿政权便土崩瓦解：他先是提出惯常的宪法让步、选举承诺等长期拖延的资产阶级恩惠，最后还是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任命的前反对派领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立即遭到其所属民族阵线多数成员的抛弃，该党转而拥护激进神职人员霍梅尼。霍梅尼迅速组建临时政府，宣布巴赫蒂亚尔政权非法，呼吁和平过渡。然而民众已无意听从这些谨慎呼吁——即便呼吁者正是他们刚推选的领袖。

革命的命运终究系于军队的态度。而沙阿对伊朗正规军部队的控制本就摇摇欲坠，军中不满情绪早已蔓延。1979年2月9日，德黑兰郊外主要空军基地内一批亲霍梅尼的技术人员发动叛乱后，亲沙阿的精锐部队“不死军”突袭该基地。国家内部的裂痕暴露无遗，革命的契机就此降临。消息迅速传遍全城。街垒拔地而起。极左翼游击队涌入市区与冲击部队交锋。警察局和军营被攻占。武器厂遭洗劫，五万余件武器被缴获分发给起义者。监狱被炸开。政府大楼被占领。2月11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宣布革命胜利。

动员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委员会——沙拉委员会——它们由前一年十一月的罢工委员会演变而来。在起义浪潮中，这些委员会蓬勃发展。沙拉委员会的诞生源于沙阿政权垮台后工人的现实需求。许多业主和管理者，特别是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巴列维倒台后)早已跑路。工人接管工厂并通过工人委员会进行管理。然而这场工人自主组织的盛宴转瞬即逝——霍梅尼及其麾下的伊斯兰共和党势力立即着手削弱工人委员会作为独立工人行动基地的权力。但对许多人而言，这短暂的一瞥已足够深刻。工人解放的新天际已然开启。正如某金属行业工人在这篇专题报道中的感言：“革命后，工人意识到这个国家属于他们。”工人们提出了具体而广泛的诉求，尽管多数诉求似乎尚未达到终结资本主义的程度。

各工作场所的工人委员会性质与构成各不相同，唯有在重启生产的艰巨任务启动后，它们才真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双重权力格局错综复杂，需要在临时政府与各方势力之间维持微妙平衡——这些势力既有支持临时政府的，也有反对它的。除工人委员会外，武装保卫队在社区巡逻以驱逐政权暴徒，贫困社区还涌现出街区委员会，充当失业者的互助组织。即便工人委员会重启生产，伊朗经济仍远低于原有水平，贫困地区的需求尤为迫切。

这正是统治阶级不愿放弃的权力掌控，霍梅尼并未采取正面进攻，而是推行工人委员会伊斯兰化路线，随着时间推移，这导致个人独断管理和正式分工制度的重新确立。工人委员会不再对生产事务拥有发言权，其职权范围仅限于工资领域。

然而在伊朗工人运动的春天里，新的可能性正在萌发，伊朗左翼各派系不得不就此展开博弈。一种观点认为，左翼的战略失误在于：曾推动工人委员会早期蓬勃发展的**人，未能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党形成任何共同纲领。主要**派图德党曾在1950年代濒临夺权，其继承了斯大林关于民族解放是最终社会革命前奏的理念，并主张神职人员是能够通过现代化为伊朗社会主义铺路的“进步资产阶级”。伊朗新左翼融合了马列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理论与激进伊斯兰思潮，其发展主义愿景与斯大林主义者相似——均将反帝斗争置于核心地位，而这恰是被神职人员及其巴扎盟友轻易占据的领域。

尽管图德党成员参与了沙拉组织，但该党主张建立类似法国总工会(CGT)的全国工会理事会。而新兴左翼团体对沙拉参与革命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其中法达伊安作为最大的马列主义组织，在城市暴动的高潮阶段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主导建立了农村沙拉组织，例如土库曼沙赫拉农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初伊朗东北部一家大型农业企业的雇工接管工厂后，当时业主已撤离。新政府镇压该农民委员会，法达伊安组织站在农民一方卷入冲突，迫使部分成员脱离政府阵营。

自革命伊始，清真寺便成为社区组织的核心枢纽——这种组织形式在其他场所大多遭到压制。这使掌控清真寺网络的组织(即社区委员会)占据优势。社区委员会逐渐成为霍梅尼主义运动的根基。虽然其革命法庭会执行(程序不足的)“迅捷审判”，但只要对象是旧政权成员及其秘密警察，便无人质疑。然而很快，他们开始逮捕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迫使法达伊安组织内部少数派分裂出走，加入反对霍梅尼新政权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圣斗士木吒黑丁”等小型左翼团体。但为时已晚——委员会的决定性机遇期已然逝去。

三.反对帝国主义

所有团体都团结一致反对沙阿政权，尤其反对美国对伊朗事务的干预。沙阿的统治始于二战期间盟军入侵伊朗后，随后在1953年政变中被扶植复位——这场政变赤裸裸地展示了中情局新获得的国家构建能力。此举不仅旨在瓦解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该政府曾将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更意在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图德党夺取政权。

沙阿将令人憎恶的君主专制权力与裙带资本主义最恶劣的弊端结合起来，默许美英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控制，并推行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这意味着当革命爆发时，斗争焦点将日益转向西方化和地缘政治权力问题，而工人阶级在工人委员会中的诉求则逐渐淡出视野。这正是图德党及法达伊安多数派与伊斯兰革命党结盟的根基——后者因反对美国而获得革命正统性的背书。当今日粗鄙的反帝主义企图将世界各国简单划分为阵营，将各国劳动群众纳入其机械化的社会主义框架时，我们应当深刻铭记这段历史叙事。

一名年轻毛拉被左翼人士喝倒彩. JAN 22, 1979

在此背景下，霍梅尼3月7日宣布女性进入政府大楼必须穿着伊斯兰服饰，这一决定和伊朗经济与西方关系的议题纠缠在一起。巧合的是，次日3月8日恰逢国际妇女节，众多女性走上街头抗议该措施。当时女性参与了革命动员的各个层面，活跃于游击队、委员会和罢工组织中，革命运动的大部分组织工作——尤其围绕日常生活需求展开的行动——都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图德党与法达伊安党对此持观望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叙事具有持久的民意基础。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1979年4月全民公投中，民众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但这个术语本身含义模糊，不同人群赋予其不同内涵。并非所有人都将其理解为神职人员统治和强行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解释。对某些人而言，它意味着以伊斯兰教为文化指导原则的自由民主政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代表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激进融合。

"革命后，工人意识到国家属于他们"

对伊斯兰教作用的这些不同认知，必须结合革命的背景来理解，尤其是其根源可追溯至沙阿所谓的“白色革命”——一系列旨在现代化伊朗社会、打破神职人员与大地主权力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快速工业化与土地改革计划，同时也涵盖扫盲运动、赋予女性选举权以及工人利润分享计划。沙阿的现代化计划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70年代初，伊朗已达到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境地。石油繁荣使国库充盈，政府得以轻松资助各项工程。但发展从来伴随着矛盾。土地改革导致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劳工涌入城市，尤其是德黑兰，使贫民窟规模急剧膨胀。

土地改革对伊朗社会产生了激进的意外影响。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确立土地所有权——农民此前往往仅享有习惯性权利——将资本主义关系延伸至乡村。但农业革命不仅需要改变财产结构，还必须引入更高产的新技术，这导致数百万人失业。部分人进入制造业和工业领域，但更多人——即便能找到工作——只能在不断扩张的建筑业从事体力劳动，为富人建造摩天大楼和公寓楼，或投身服务业。到1971年，数百万新居民涌入德黑兰。这些新工人脱离传统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清真寺建立联系。

尽管社会各阶层都反对沙阿的改革——尤其是教士阶层和地主阶层，因其利益受损最深——霍梅尼却将自己置于抵抗运动的最前沿。作为广受尊崇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神职阶层中晋升为“模范领袖”(marja'，字面意为“可效仿的典范”，实为权威地位)。此时他首次以反对派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利用布道抨击政权，尤其针对新获外交豁免权的美军人员及顾问问题发声，其言论引发广泛效仿。1963年6月，宗教圣城库姆因霍梅尼被捕爆发持续数日的大规模骚乱。政府镇压手段极其残酷，造成数百人丧生。

伊朗新左翼力量多在此后时期涌现。受古巴、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反帝游击运动启发，这一代人视武装斗争为革命主要途径。除“法达伊安”组织外，左派伊斯兰组织“人民圣战者”尤为重要，其意识形态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主义与激进伊斯兰教义。该组织主要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提负责将弗朗茨·法农著作译为波斯文。

由于地下活动的特殊要求，游击队员无法在工作场所建立社会基础，即使部分成员在工厂工作。相反，他们的城市基础主要来自学生群体和中产阶级。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伊朗极端镇压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基本不可能实现，因而几乎完全专注于针对国家的游击行动。正如游击运动重要理论家阿米尔·帕尔维兹·普扬所言，他们面临着“国家权力的绝对统治与工人阶级的绝对弱势”。游击队最终陷入了与国家当局的针锋相对的对抗循环。

学生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七十年代，伊朗学生越来越多地前往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沙阿政权鼓励他们获取被认为对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技术培训。这为国内外强有力的激进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当然，六七十年代西方校园冲突频发、动荡不断，激进的伊朗留学生迅速投身组织活动。海外伊朗学生联合会成为反对政权的重要基地，其通讯刊物广泛传播罢课和游击活动信息。

该联盟还参与了国际学生所在国的激进学生运动，支持反对越战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活动。到1970年代，联盟已被共产主义组织主导，许多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成员因此退出并组建了穆斯林学生协会。两者都成为各自国内同类组织的信息来源。

他们唯一共识是美国势力的不可容忍。恰逢霍梅尼主义者的行动将他们推向同一阵营。1979年11月4日，驻德黑兰美国大使馆遭“伊玛目路线学生组织”劫持。这场持续444天的人质危机震撼了伊朗乃至全世界。使馆劫持事件的戏剧性场面，以及卡特总统营救行动的拙劣表现，使伊斯兰右翼成功掌握主动权——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反帝斗争的胜利先锋，同时将自由派势力挤出舞台。危机爆发之际，临时政府辞职，新宪法获得批准。该宪法充斥着第三世界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措辞，但同时依赖于法基赫监护权(velayat-i faqih)的概念，并在伊朗确立了“领袖原则”。根据该宪法，作为“革命最高领袖”的霍梅尼拥有否决任何违背伊斯兰教义的决议的权力。但总统选举仍如期举行，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尽管巴尼萨德曾长期担任霍梅尼的亲信顾问，但他代表的是革命中的技术官僚派“自由派伊斯兰主义者”阵营，对伊斯兰革命党巩固权力构成威胁。

伊朗石油工人大罢工(1979)

四.反革命

1980年4月，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依据新宪法授权，发起文化革命，启动了大学、工作场所及文化机构的伊斯兰化进程。这场文化革命旨在通过学校和媒体巩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学校和大学关闭三年，期间教职员工中的左翼分子遭到彻底清洗，严格的宗教规范得以实施。

在劳工领域，随后爆发了以伊斯兰革命党为组织的霍梅尼派右翼与巴尼萨德之间的斗争。霍梅尼派利用工人委员会对抗巴尼萨德任命的国家管理者，有效搁置了工人们前一年的诉求，并瓦解了独立的工人委员会本身。革命卫队袭击了最后几处残存的独立工人委员会。

然而这场冲突尚未结束，人质危机也未解决，伊拉克便趁乱于1980年9月22日入侵伊朗，企图利用局势混乱。动员令使数百万民众站在政权一边，使其得以披上反帝外衣，宣称正在对抗伊拉克及其美国支持者。戒严令与战时经济紧缩为反革命提供了温床。新政权将所有罢工和示威视为帝国主义破坏活动，并允许霍梅尼主义右翼势力组织暴徒团伙在街头维持秩序。

法达伊安护卫下的女性游行

伊斯兰共和党借机发动新一轮针对巴尼萨德及其自由派支持者的动员。在霍梅尼批准下，由伊斯兰共和党主导的伊朗议会投票弹劾巴尼萨德。巴尼萨德为自保孤注一掷，与圣战者组织结盟，双方与新政权的冲突最终演变为公开武装对抗。圣战者组织对政权发动恐怖袭击，杀害数十名伊斯兰革命党官员及部长。随着伊拉克军队逼近前线，新政权借机彻底铲除左翼残余势力：关闭报社、解散协会，逮捕并处决所有抵抗者。

人们很容易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党——他们确实比对手更胜一筹。但伊朗左翼所处的运作环境极其艰难。尽管工人委员会在实现工作场所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本身却为无产阶级运动的解放冲劲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工人之间因技能差异和教育背景存在深刻矛盾，传统工人阶级与新移民群体亦冲突不断。伊朗多数生产仍以工坊为单位运作，规模过小难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尽管委员会遍布社会各阶层，却缺乏将其整合为国家替代体系的愿景。国家权力本身从未被质疑，质疑的对象仅限于掌权者。不仅官方左翼，连许多参与其中的工人，都将工人委员会主要视为施压国家政府的工具。即便委员会提出的最激进诉求，也未明确呼吁废除资本主义。虽然委员会确实迅速填补了社会职能的空白，但多数人却轻易放弃了这种权力。受斯大林主义数十年蒙蔽，当时的左翼力量既缺乏自我组织意识，也未曾构想过工业国有化之外的经济形态。即便存在此类愿景，也多生根于革命核心之外。

尽管如此，伊朗革命或许仍可获得一个可疑的荣誉——它可能是工人委员会以经典形态出现的最后一次。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波兰共享这份“殊荣”——几乎在同一时期，团结工会运动同样在政治经济动荡中通过工人委员会的蓬勃发展而兴起。但这些工人委员会的晚期兴起，恰逢工人运动的收缩期：全球去工业化浪潮与新自由主义项目接踵而至，碾平了绝大多数抵抗力量。然而过去十年间，伊朗及整个中东地区抗议与反抗浪潮再度涌动，全球阶级冲突的新纪元已然开启。每当此类事件发生，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强权总如影随形地持枪待命，只要利益所需便随时准备干预。在这样的局势下，伊朗及其邻国阶级斗争的复兴，是避免再陷入四十年战争泥潭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