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9年建国之后，百万党员从“打江山的人”变成所谓“坐江山的人”，配合着斯大林逝世苏**内的“新局面”，中国**党内、尤其是新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产生了某些“苗头”，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开始思索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道路。

诚如后来他老人家所言：

1949年的深秋，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毛主席的批评：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不足二十年，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成为毛主席在60年代作为领导干部盛行**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坚持工人本位的《鞍钢宪法》相区别。

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向党**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毛主席掀起《鞍钢宪法》与鞍钢精神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忧心吐露：

他同时还尖锐地指出：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毛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毛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者画过像：

就在那个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毛主席敏锐觉察到**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党校逐步被关闭，因为毛主席已经为千万党员干部找到了那条他所期望的不偏离“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自季羡林首创“牛棚”这一伪概念以来，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五七干校成了一个任人攻击的靶子，全无还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亲自给林彪同志手书：

毛主席认为这些意见不是新鲜的发明创造，我们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早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需要更大的普及与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红红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国大地的开花。

五七干校的直观效应是收拢了极多因国家部委精简而被排逐的干部，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歼灭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

它让干部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扛起了锄头、滚起了汗珠。

如是一来，党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创造的“阶级消失”局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社会各领域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没有出现“少部分人养尊处优，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点在一个“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释的：

这种“大学校”的实质就是延续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分配，在继续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提升了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的程度。

与之几乎配套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共同谱绘出了一幅新中国最绚烂的图景：知识、认识、意识，这些直接决定一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资源（或者说“能力”），被充分下沉到乡间的田野和工厂的车间，没有被某一阶层所垄断。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

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

早在1939年4月时，毛主席曾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中指出：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再度指出：

那年7月，经过了1957年莫斯科社会主义大会的洗礼后愈发春风得意的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会见毛主席。

在交谈中，毛主席向赫鲁晓夫介绍说，中共**现在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委员每年也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

而赫鲁晓夫竟然对此表示他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对于我党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劳动的做法，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显示出极端的不理解。

后来直到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

然而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治吏思想」的一大体现。

土地革命时期，朱老总就曾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主席更是亲自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屯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

在1956年八大开幕词中，毛主席直接点明：

八大召开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到全党各级党委，提倡：

主席的思路很明确：

与赫鲁晓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距离苏联群众越来越远不同，中国大地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面貌。

火红的年代里，新中国的各级党委都会传颂着毛主席的话语：

由此，毛主席也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苦口婆心地写道：

3

对于“下放劳动”，毛主席向来身先士卒，从自己的家人做起。

从抗战结束后留苏归来、被遣去吴家枣园的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冈山干校的李讷，毛主席对于子女的严苛与对待其他党员干部别无二致，甚至“更狠”。

1945年岸英到延安后，**办公厅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住下，这里吃住条件非常好，本是给伤员和一些外宾记者住的，毛主席自己等一些领导同志都不住在那。

这个决定，办公厅谁也没有告诉，包括毛主席。

但不久后，还是被毛主席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儿子回到延安过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时任司令员，亲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边的警卫班。

贺老总当时还生怕警卫班的人对毛岸英不好，亲自给警卫班长交代：

班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贺老总不得不告诉说

班长这才明白过来，立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岸英在贺老总处住了下来。

因为在苏联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不太吃得惯中国饭菜，贺总便让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饭。

中灶是部长、处长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两菜一汤，比战士食堂多了一个菜。

在贺总看来，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顾，岸英基本就等于半个外国人，让他全部中国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饮食上慢慢改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万一毛岸英在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岂不是对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吗？

结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无意中交谈时得知儿子在贺总的部队上中灶吃饭，又发了火！他立刻指示：

毛主席的想法很朴素，但也很严肃，他就是希望岸英能从最底层学到东西，了解人民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是让他一回国就凭借着特权享受好的待遇，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特权子女、特权分子。

趁着儿子回延安来看自己，毛主席对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

毛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

他亲自教育学成归国的岸英：

李敏也有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说：

4

就干部子女的问题，毛主席曾与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有过讨论。

他问梅白：

梅白答道：

毛主席赞道：

建国初时，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

当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紧跟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审视当下中国的太多恶像，我想无需多论：毛主席是对的。

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调查报告《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中有写：

只是，不论是对贵族学校的要求取缔，还是对五七干校的极为欣赏，历史往往不为人民领袖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往往不为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主抓平反工作、“恢复解放”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被召回岗位，重新坐回了办公室。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七干校的规模逐渐缩减，而重新开办**党校的声音随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四天后，经过**认真的准备，**党校举行了崭新的开学典礼，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沦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也沦为了伤痕文学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劳动劳作的干部们、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仇恨热忱，挥洒墨水，用人造的伤痕在八十年代上演了数不尽的群魔乱舞景象。

对于五七干校，对于捏造制谣的“牛棚”，他们不吝于倾注最浓烈的愤恨，穷极气力泼污咒骂。

对于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竟然”与农民群众、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劳动的“前科”，他们更是毫不惜墨、咒尽毕生的狂怒，控诉那个在他们这帮精英阶级看来无比黑暗的年月。

除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精英爬上劳工大众的头顶，八十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样是无法忽视的奇观。

还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钢宪法》为例。

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

跋

对比这些八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劳动又高高在上、只会舞弄酸腐文墨的“蓝色知识精英”其怀揣一幅“启蒙众生”的傲慢姿态，六七十年代淬生于红色革命年月中的下放劳动大潮之温暖融融，堪称一个历史的奇迹。

其奇迹在于：纵观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冰冷」才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冰冷的当权生态，还是冰冷的阶层格局。

而「温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显得格外宝贵和伟大。

1957年2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

历史深处写满了答案，那里也写满了回过头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的方向。

如马克思有语：

“下放劳动”，这是作为一名**党人无尚的光荣，是革命印记不褪色的标志，而不是被解构主义所污化的逆向史观素材。

将“下放劳动”污名化、委屈化、悲惨化，这是十足的历史虚无主义，需要一切文艺作品和党史相关题材的受众们明晰甄别。

前天是小平同志121周年诞辰的伟大日子，作为完整经历过长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反右、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斗、改革开放建设的一代伟人，在今天，我们更应该牢记小平同志在革命时期的殷切嘱托——

1978年夏天，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与胡乔木在围绕报社为少奇同志平反社论题目进行争论时，为此整理搜集了大量材料。

而胡绩伟当时翻出了一个珍贵史料：1947年6月21日，在冀鲁豫干部大会上，小平同志发表的讲话里有如下谆谆语句：

这是党史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两个凡是”。

致敬小平同志。

历史已然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是对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