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格 是我的一位朋友。

2025年年初，保洁阿姨的休息室问题在全网引起热议，基于这个契机，她对中老年女性群体进行了长期、持续的关注。2025年至今，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分享了自己与阿姨们的交谈、制作了相关主题的表情包与红包封面，还发起过一次职业健康科普活动。

一年过去了，我借着最近几天的闲暇，与小格聊了聊一年以来的经验与心得。希望新的一年，小格可以找到更多愿意一起关注中老年女性劳动者近况，愿意一起通过行动做出改变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各自找到自己参与行动，介入身边事务的方式。

对活动感兴趣的伙伴，可以通过“头发丝丝的丝丝|微信公众号”联系到小格本人。

我是在2025年年初开始持续关注中老年劳动女性，那时候保洁阿姨的休息室问题在小红书上很火，成为了一个热点。于是我就借着那个契机去找一些阿姨聊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她们的工作情况。

聊下来发现，休息室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实阿姨们的很多工作处境，都很少被关注到——休息室可能都不是她们主要关注的权益，对她们来说，还有更多更紧迫的问题。

我接触到的阿姨，大多是农村户口，许多人很年轻就出来打工了，在城市工作了很多年。但她们如今能找到的工作，几乎都不交社保，不签合同，也没有养老金的岗位。我遇到的几乎所有阿姨，社保都没交够15年，我有印象的，只有少数几位交过两到三年。因此她们到了退休年龄以后缺乏养老保障，就只能继续工作谋生，而且就像之前说的，年纪大了，即便能找到工作，那些岗位的工作条件(和年轻人比)也会差很多。

也就是说，阿姨们的劳动处境并没有随着退休年龄的到来而改变，她们反而要面对，更长的劳动时间，更大的劳动强度，更低的工资和更少的保障。最近几年关于“超龄劳动者”相关的社会新闻也在不断涌现。一生都在超额工作的人，却一直无法休息，无法退休。

 

“我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工作太累”

回到这些阿姨的工作处境，她们长期处于交叉性的困境之中。

她们长期拿着很低的工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且没有社保和养老金保障。这样的工作状态直接引发了职业健康问题：长期超额劳动极易诱发各类疾病;而低收入、无保障的现状，又让她们既看不起病，也没有时间和经济条件休养。

我们很容易概括这类问题，但更值得深究的是困境的来源。这一局面，是阶级、性别、年龄、户籍多重因素相互交叉影响造成的。

这个群体多为农村户籍。同年龄段的男性劳动者识字率普遍更高，而我接触的阿姨们，年龄多在50至60岁，不少已年过六旬。她们中的许多人表示自己不识字，前不久接触的一位阿姨甚至不会书写自己的名字，也无法熟练操作电子产品，这让她很难适应当下的城市生活场景。

高龄、农村户籍、女性身份、对文化与数字能力相对陌生，加之缺乏城市本地的社会关系支持，让她们在城市的就业选择极为有限，可从事的几乎只有劳动强度大、薪资待遇低的清洁类岗位，包括商场、写字楼、医院、学校的保洁，以及环卫作业。其中环卫工是劳动时间最长、薪资水平最低的岗位;60岁之后，其他清洁类岗位很难应聘，她们大多只能选择环卫工作。

据我在我本人所在的地区了解到的情况，该群体月收入普遍在4000元左右，部分不足4000元，最高也不超过5000元，且普遍需要承担超长的工作时长。

除薪资微薄外，她们的休息时间也被极度压缩，几乎没有娱乐时间，就连日常做饭的时间都十分紧张。环卫岗位普遍实行全年无休的管理制度，默认员工每日必须到岗;若需请假，不仅当日无薪，还会额外扣除一天工资，相当于请假一天扣发两天薪资。对于60岁以上的从业者，全年可休息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天，此前我接触的一位阿姨表示，她当年全年仅休息了三天。60岁之前，她们可选择的其他保洁类岗位，不过这些岗位也是普遍要求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仅能休息1至2天。

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看，从业者年龄越大，小时薪资越低，每日工作时长越长，休息日越少，劳动强度也越大。环卫工群体每日普遍工作十几个小时。阿姨一般都是凌晨四点至五点到岗开始工作，但是因为负责的清理区域、领导的作妖程度不同，阿姨们的下班时间会不同。有些人可能可以下午五点下班，而另一些阿姨可能就得工作到晚上十点。下午五点下班的阿姨，下班后大多会额外承接兼职，多为餐厅、办公楼的保洁或洗碗工，这类兼职的时薪多在20元左右，部分不足20元。完成兼职后，她们真正下班的时间往往要到晚间十点以后。如果综合计算这些劳动时间，60岁以上的女性从业者，许多人的每日工作时长就可能会达到15至16小时，劳动负荷极大。

和阿姨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工作太累。我接触到的阿姨普遍处于疲惫状态，大多数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她们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每天需站立十几个小时从事高强度劳动，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


“很多问题即便就医，医生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工作困境直接催生了她们的职业健康困境。高龄叠加长期高强度劳动，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极大损耗，我接触到的阿姨，很多都患有慢性病，也有不少人患重大疾病。一旦遇上大病，她们的处境便极为艰难：有机会接受治疗的，往往要花光全部积蓄，甚至四处举债，手术这类大额支出，足以掏空家庭的全部积累;而更多人面对肿瘤、心脏类重大疾病，会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只能放弃救治。造成这一困境的核心原因，是她们普遍没有足够的积蓄，来自子女的家庭支持极少，新农合的保障作用也十分有限，面对高额治疗费用，报销金额杯水车薪。

此前我在本地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遇到了从事保洁工作多年的文姐。她因肺部肿瘤在此住院，和我聊的时候说：“我啥子都没得，只有新农合，报销不了多少。”她前两年就在这家医院做了肿瘤手术，花费十几万元，她说：“(肿瘤)在肺上，就是累的啊，现在已经好了，我也没有去复查，没得钱。”“累，我真的好累。”术后仅20天，文姐就回到岗位，连续一个多月值守晚八点到早八点的夜班。她告诉我，自己必须打工帮儿子偿还40万元的债务，“利滚利就这样了”。和文姐聊过之后，我专门去了解了新农合的相关政策，发现即便参保了新农合，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也会大幅降低。

除医保报销比例的落差外，这些阿姨们的就医还面临着更现实的地域壁垒。多数重大疾病在户籍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必须前往大城市的医院就诊手术。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是需要救治的重病，越要前往报销比例更低的异地医院，医疗成本大幅抬升，加之很多病种的报销范围与比例存在较大浮动空间，最终导致医保的兜底作用被大幅削弱。

在接触阿姨们之前，我曾以为新农合能为她们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但实际了解后发现，面对重大疾病，这份保障往往难以发挥预期作用。即便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十余万元的治疗花费，对月收入仅数千元、几乎没有积蓄的她们而言，已是难以承担的巨款。唯有子女经济条件尚可、愿意凑钱支持，才有机会完成治疗;若无法凑齐前置的治疗费用，便只能放弃救治。

除此之外，异地就医还伴随着一系列难以跨越的障碍。重大疾病治疗大多需要长期住院，必须有人全程陪护;而对于不识字的阿姨们而言，就连挂号、就诊、办理手续等基础流程，都无法独立完成，全程需要有人陪同张罗，进一步抬高了就医的门槛。

这些因素叠加，让她们的健康困境呈现出多重嵌套的特征。一方面，重大疾病会带来毁灭性的经济压力，要么背负巨额债务，要么直接放弃治疗;另一方面，治疗与康复需要长期休养，会直接导致她们丧失劳动收入，陷入更深的生存危机。这份困境的沉重程度，远超外界的普遍想象。

除了重大疾病，慢性病对阿姨们的身体侵蚀更为普遍。此前我接触的一位阿姨患有膝关节疾病，长期膝盖疼痛，却从未去医院明确诊断、规范治疗。这类小病、慢性病，在阿姨们身上普遍处于拖延不治、默默忍受的状态，核心原因是她们既没有时间去医院就诊、休养，也没有职工医保，门诊费用无法报销，就医成本对她们而言过高。

很多患关节疾病的阿姨，只会去药店买氨糖等药物长期服用，始终没有接受规范的诊疗。这段时间我恰好膝盖受伤，去医院就诊后发现，部分药品医院开具的价格比药店更低，理疗等项目的收费也并非高不可攀，这其中就存在明显的信息壁垒。阿姨们首先要每日在岗工作，没有时间去医院看门诊;其次存在信息差，不熟悉医院的就诊流程;加上子女大多无法全程陪同，从挂号就诊、手续办理到病情了解，就医全流程的门槛，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就诊难度。

而最核心的困境，是很多问题即便就医，医生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比如膝关节不适，最核心的治疗方案就是休息。我自己的体验是，单日步行超过一万步，腿部就会疼痛难忍，而这不过是阿姨们一个小时的行走量。但她们必须长期站立工作，根本无法获得充足的休息，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疾病痊愈的核心前提，恰恰是她们的工作处境永远无法提供的。除此之外，很多慢性病需要持续规范治疗，仅靠一两次就诊无法解决，而她们也根本抽不出时间完成全疗程治疗。

前述那位患关节疾病的阿姨，一直忍痛上班，疼痛始终没有缓解。她告诉我，到了夜间疼痛会加剧，常常是针刺一样的痛感，痛到无法入睡。这样的身体损伤，根源就在于工作。没有时间休养、没有经济能力接受规范治疗，连最基础的休息都无法保障，这些都是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好几位临床医学方面的小伙伴告诉我，临床上接诊的中老年女性劳动者，普遍存在各类关节损伤问题，涵盖膝关节、肘关节、手腕、脚腕等多个部位，不同部位的损伤与她们从事的工种直接相关：餐饮行业的洗碗工，手腕损伤的比例极高;家政从业者普遍患有狭窄性腱鞘炎，也就是俗称的“妈妈手”，不少人病情已发展到严重程度。在他们的临床观察中，超长的劳动时长、过高的劳动强度，是造成这类职业损伤最核心的原因。医生能给出的专业建议，始终离不开休息与规范治疗，而这恰恰与她们的工作处境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除此之外，不合理的劳动工具，也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职业健康损伤。我观察发现，只有一家医院的保洁岗位，由外包公司统一配备了手推车等专用劳动工具;其余无论是保洁还是环卫从业者，所用工具大多为自制。不少用工方甚至连基础的扫把、簸箕都不愿配备，街上的环卫工所用的竹制扫把，大多粗糙笨重;还有不少阿姨用的是别人淘汰的、断了一截的扫把，工具高度不足，只能长期弯腰作业。这些重量超标、尺寸不合理的劳动工具，会在日常劳动中持续加剧关节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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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大家就默认女性干更多的活，吃更多亏”

除年龄、户籍、文化程度与阶级带来的多重壁垒外，性别是造成阿姨们生存困境的又一核心因素。

此前我在一家医院发现，该岗位的保洁人员有专属午休室，与实习医生共用。但午休时间，我只在休息室里看到同岗位的一位男性保洁和两名实习医生，始终没见到一同工作的女保洁。直到下午两点临近上班，我才在走廊尽头看到她，她只能在走廊的椅子上歇脚，个人物品都堆在旁边的纸箱上。

两人是同一岗位，做着完全相同的工作，处境却天差地别：男性能在封闭的休息室里趴在桌上休息，女性只能在公共走廊将就;下午一点五十七分，离上班还有三分钟，这位阿姨已经起身准备开工，而那位男性保洁还在熟睡，没有醒转。

这样的细节背后，是职场中不成文的性别规则：即便面试的是同一个岗位、干着同样的工作，用工方对男女员工的预期截然不同，默认女性要更勤快、承担更多的工作。最终往往是，同岗同事里，大部分活都落在女性身上，她们的薪资待遇反而更低。

这种不公没有写在任何明文规定里，却被用工方和从业者普遍默认，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也正是这种隐性的性别困境，进一步拉长了女性的劳动时间、加大了劳动强度，让她们陷入“多劳不多得”的处境。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消极怠工，或是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女性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面临更严厉的打压。

性别困境的影响，从来不止于职场。另一个常被外界忽视的层面是，这个群体的女性普遍承担着沉重的养家压力，这与大众的普遍认知截然不同。

和多位阿姨聊过后，我发现在她们的家庭里，往往是女性在给全家托底。多位环卫岗位的阿姨提到，同岗位的男性从业者大多熬不住这份辛苦，往往干一两个月就离职;但女性很难像男性一样抽身离开，她们大多要为子女减轻经济负担、偿还房贷、抚养孙辈，只能咬牙扛下这份苦役。

更普遍的情况是，即便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同家庭的男性早已不再劳作，甚至能理所当然地向子女索要生活费，女性却仍要坚持打工养活自己，始终困在无休止的劳动中。还有不少阿姨，要打工为儿子偿还房贷、赌债，支撑子女的小家庭;她们的丈夫要么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要么酗酒赌博、欠下债务，全靠阿姨一人打工维系家庭，一生都在为家庭兜底。

和阿姨们接触下来发现，处境相对好一些的阿姨，大多有女儿照料，尤其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的阿姨，生活状态普遍更好。有一位阿姨和我聊起，她的两个女儿当年学习成绩都很好，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里没钱没能入学。她用四川话跟我说：“我老公那个龟儿子，叫他出去打工挣钱，他去了三个月，说干不来、干不动，就跑回来了。”她满心怨念，说如果当年是她出去打工，无论如何都能挣到钱供女儿上学。我问她女儿会不会怨父母，她说，两个女儿都怨爸爸，但一点都不怨她。

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性别困境早已深深嵌入她们工作与生活的每一处缝隙。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可以选择抽身、躺平，女性却因“看不下去”、无法放下家庭责任，只能承担起更多的劳作——无论是无偿的家务，还是养家糊口的有偿劳动，都会是这样。


“基于想做点什么的想法，我正式发起了活动征集”

听多位阿姨倾诉膝关节疼痛的遭遇后，我开始思考，如何能为这些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的劳动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最初的想法，是发起活动征集，联合专业力量做关节疾病相关的健康科普。

关节疾病在中老年体力劳动者中极为普遍，很多阿姨长期受疼痛折磨，却因工作无法抽身就诊，也不熟悉医院的就医流程。我们希望整理出关节日常养护、膳食营养、医院挂号就诊全流程攻略等实用信息，为她们提供可落地的缓解疼痛、规范就医的参考选项。

这些职业健康困境，根源在于她们所处的工作处境，而处境的根本改变，无法在朝夕之间完成。和阿姨们聊天时我发现，她们都期待工作处境的改善，期待拿到应有的劳动权益，却也常常感叹：“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我们都清楚，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她们面临的养老金、医保、劳动环境等核心问题，对于六十多岁的她们而言，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容等待的时间紧迫性。我们太习惯于寄望于宏观环境的改变，却常常忽略了她们当下正在承受的、细微又持续的疼痛。如果所有的关注，都落在她们的生命线之外，那这份关注，对她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既要持续推动群体整体处境的改善，也要为这些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的膝盖，找到当下就能缓解疼痛的解法。

基于想做点什么的想法，我正式发起了活动征集，很快有多位医学专业的伙伴加入，共同推进这份健康科普工作。最初的核心方向，就是关节疾病科普：针对她们无法长期规范就医的现状，整理居家就能操作的关节养护、疼痛缓解方法，比如适合的舒缓运动、热敷等操作指南，同时分病种整理就医挂号指引、医院就诊流程科普，帮她们降低就医门槛。

除此之外，我们还规划了膳食营养相关的内容。阿姨们大多没有单位食堂，要么带饭，要么收工后赶回住处做饭，时间极度紧张，微薄的薪资也让她们很难在饮食上有过多投入。因此我们希望整理出低成本、易操作的营养食谱，为她们提供参考。这个想法，源自一位医院营养师伙伴的实践经验：她曾为院内同属高强度低薪群体的护工，制作过通俗易懂的营养食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们完成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与专业论证工作，但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两个核心难题。

第一个是传播触达的问题。我们并不熟悉中老年群体的内容传播逻辑，很难确定什么样的内容形式，能真正被阿姨们看到。她们的手机使用习惯和我们差异极大：很多人不识字，日常主要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获取信息，如何把专业的科普内容，转化为她们能看懂、能接收的形式，找到精准的传播路径，成了最大的阻碍。

第二个是对项目价值的反思：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真正改变她们的处境?这个问题，我至今仍在思考。我逐渐意识到，这件事远比我最初预想的复杂：单纯的科普，首先可能面临“做了也没人看到”的困境，即便触达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造成她们职业健康损伤的核心问题。除了这份科普，我们是否还有更多、更切实的事可以做，依然是我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看见真实的困境，也看见每个人都能落地的行动可能”

在发起这项活动之前，我对劳动者权益与职业健康问题的干预路径认知还是比较局限的，只了解社工机构、社区组织、志愿团队、法律援助这几种传统方式。

活动推进过程中我才发现，很多医学专业的从业者，早已在临床工作中做了大量改善中老年劳动者职业健康困境的尝试;还有不少其他岗位上的伙伴，也在自己的工作场景里开展着切实的实践。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对活动的定位也逐渐清晰：希望通过这场活动，搭建一个关注中老年劳动女性职业健康的公共平台，一方面落地实用的科普内容，另一方面为关注该议题的人提供交流讨论的空间。我们更像是在投石问路，希望通过呈现真实的困境与实践，让更多人看见中老年劳动女性的职业健康处境，推动议题获得更广泛的关注，进而催生更多元的实践探索与改变可能。

无论是临床医生接触的真实病例与实践经验，还是阿姨们亲身经历的职业健康故事，这些具体、鲜活的个体经验，能让这个领域长期被遮蔽的生存体验获得公共讨论与关注，本身就蕴藏着改变的可能。

在此之前，我习惯性地认为，相关的改变大多发生在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的话语体系与固定圈层内。但这场活动让我发现，很多此前从未关注过劳权议题、并非“圈内人”的伙伴，正在自己的工作场景里做着切实的改变。比如活动发起后，长沙、北京等地的网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为保洁阿姨争取专属休息室;还有不少从事HR、行政工作的女性，主动推动优化公司保洁人员的工作环境。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微小改变让我意识到：当困境被真实呈现，即便不是长期关注劳权议题的人，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尝试。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改变并非只能依靠外部的专业机构介入。相反，关注具体困境的人远比我想象的多，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做出改变的人也很多。让议题被看见，让不同的实践经验得以交流、相互启发，改变就会自然发酵。这也让我们对活动的方向有了新的思考：除了科普内容之外，更要通过阿姨们的真实故事、临床从业者的实践经验，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困境，也看见每个人都能落地的行动可能。

我未来也计划通过公众号、短视频等形式，把这些具体的故事与实践完整呈现出来。这些内容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认知——在真正接触阿姨们之前，我从未想过，职业健康问题落在普通中老年劳动者身上，会是如此沉重的现实，也从未了解过她们就医路上的重重阻碍。

看见困境的同时，我也发现，可落地的改善往往藏在细节里。比如对于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而言，为单位的保洁人员更换更合理的劳动工具，并不是一件难事。相比面向整个群体的宏大公共呼吁，这种可落地的微小改变，门槛更低，也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与践行。而这些分散的微小行动，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临床从业者们的实践，也给了我们很多全新的、可落地的思路。此前我们一直发愁如何让科普内容触达阿姨们，只想到了网络传播、机构合作这两种方式。交流中，有过营养科普实践的营养师给了我们一个精准的建议：可以争取写字楼、医院、商场等场所的公共屏幕投放科普内容，阿姨们在工作中就能看到。这种身处场景之外完全想不到的落地路径，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这场活动也让我们最终明确，我们能做的，并非跨界去完成所有的实践，而是通过活动，挖掘并呈现阿姨们的真实处境与临床从业者的实践经验，让这些内容进入公共讨论，获得持续的关注。这或许才是更有价值、也更具可行性的方向。


结语

这件事面临的困难与可探索的空间，都远比我最初想象的要大。而之所以说它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核心在于，中老年劳动群体的处境从来都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年初关于保洁人员休息空间的话题能引发广泛关注，核心触动点就在于，关注这件事的人，大多与这个群体有着真实的联结：有人的母亲就是保洁阿姨，因此对这份处境感同身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当然，到目前为止，我接触到关注这些事儿的主要是女儿)已经长大，很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开始关注并为父母辈的劳动权益发声。这也让我愈发意识到，这个群体从来都不是与大众隔绝的。

职业健康的损伤本是不合理的劳动造成的，最终却要由劳动者个人承担全部代价。这份沉重的负担，不仅压在阿姨们身上，还常常以家庭为单位转嫁，落到子女的肩头。也正因如此，很多人会从“她是我的妈妈”、“她是我身边的亲人”的视角共情并关注这件事——阿姨们的遭遇与困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无数家庭紧密相连。

另一个层面的关联，或许在现实中不易被直观感知，却同样深刻：无论男女，中老年劳动者构成了底层劳动力的重要后备军，用工方得以借此持续压低用工成本。而这种压缩用工成本的过程，其影响最终会传导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阿姨们的权益保障水平，就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底线，只有这条底线抬升了，整个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障水位才会随之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