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中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考虑了残疾人因素的过低的标准，按照国际一般标准，一个手脚健全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至少应为社平工资的六成，现在多数省份的社平工资在7000-8000元左右，打六折的话至少最低工资要提高到四千。社平工资现实中只是社保缴费的基数，而不能成为最低工资发放的参考，也就是劳动者交钱的时候要参照社平工资，而拿钱的时候不能参照社平工资。这是明显有失公平的。社平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是偏高的，因为全社会能达到社平工资的人是少数人，以上海为例，2024年上海的社平工资是1.2万/月，但工资中位数只有6378元/月，仅为社平工资的52%，这里面明显反映了收入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劳动者对社保缴费的抵触，其中一个原因就来自于这里。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是非常必要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对缴纳社保就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就在于他们扣除社保之后，还有比较可观的收入，缴纳社保使得退休之后有所保障，当然是愿意的。

大企业应该在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方面做出表率。富士康这样长期盈利的大企业，比亚迪这样已经开始盈利的大企业，每年都给股东大手笔分红，已经具备了提高工资的基础，他们涨工资会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效应。特斯拉都能做到底薪5000元，其竞品公司比亚迪肯定是能做到的。

大企业工资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舆论所关注的小餐馆交社保可能关店的问题，实质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而不是因为交了社保就会倒闭。网上有很多工地吃播显示，在没有房租成本的情况下，9-10元的快餐都能做出有鱼有肉的自助，还有利润，但在小餐馆吃饭甚至在许多学校食堂吃饭，要吃饱基本都在15元以上了，这里面实际上是地租太高导致的。但地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量，是可以降低的。社保本身就是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只不过通过一种强制储蓄的方式放到未来使用，这部分的增加，减少的是雇主的利润和房东的租金。涨工资，交社保之后，担心雇主关门，担心物价上涨，都是多余的考虑。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工资的上涨只会使得利润下降，但不会使利润消失，一般也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物价上涨来源于超发货币，劳动者感觉工资上涨会带来物价上涨，主要是一种错觉，还有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带有垄断性的的房租上涨给人的感觉。控制物价上涨，主要是要限制政府滥发货币。包子店只会因为味道差倒闭，你见到哪家店是因为社保倒闭的，包子店做的好吃，承受不了租金，完全可以另外找个店面。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很多包子店用死猪肉、鸭子肉和地沟油做包子，卖两元一个，如果政府严厉打击，或者消费者不买账了，老板被迫用好肉做包子，成本也会上升很多，但这并不会使包子店倒闭，因为同行竞争，一般也不会涨价，而只是使原来黑心老板的超额利润没有了。

小店是否缴纳社保，还要区分个体店和连锁店。多数个体餐饮店，主要是小生产模式，老板自己做事，请一两个帮工，其雇工非常不稳定，比如餐饮店，他们会给一两个厨师缴纳社保，但帮厨因为流动性大，会采用灵活用工的形式，对于这种小店来说，这种灵活用工现阶段很难避免。这些帮厨一般都是农民工，国家应该在新农保的体系下通过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方式解决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

现在药店、餐饮店和奶茶店等小店有连锁化的趋势，雇佣相对稳定下来，就应该给员工缴纳社保，比如蜜雪冰城赚得盆满钵满，不缴纳社保的行为应该受到处罚。

第二，要在限制劳务派遣和小时工使用的前提下，由雇主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免除个人缴纳部分。前面提到了，社保实际上是工人工资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由雇主来支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劳动保险制度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劳动保险金，不得在工人与职员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现在劳务派遣滥用，国有企事业单位是重灾区，就连中小学教师、中专教师都有劳务派遣化的趋势。劳动关系不确定，雇主都难以确定，更不用说缴纳社保了，这种生产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率先减少劳务派遣的滥用，全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第三，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扩大养老金的池子，把城乡居民养老金(主要是农民)提高到每月1000元的水平。这样每年要增加1.6万亿的投入，政府可以把削减下来的基建投资和纯粹浪费的政绩工程以及年底突击花掉的不合理支出，补贴到这里来。

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和从事建筑工、月嫂、保洁、保安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但因为农民曾经五十多年无偿缴纳过公粮，还要低价把余粮卖给政府，只留下很少的口粮，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该对新农保加大补贴力度，保证农民过六十可以享受一千元养老金。90年代，因为国企工人集体抗争的压力以及他们曾作为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使得不仅是在岗多年的工人，也包括工龄很少的工人、甚至没有工龄的家属都享受到了养老金，现在平均达到了三千多。

第四，养老是一个综合工程，不只是发钱的问题。如果老了一身病，那么开支肯定大。延迟退休要和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比如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夜班、改善食堂伙食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否则，几十年的劳动会使劳动者未老先衰，老年生活质量非常差。

政府财政有一部分应该投入公共福利，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有些城市和农村社区举办的幸福食堂应该普及，给老人提供廉价的安全的饭食。

最近人社部就《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您是工人或者关注工人生活的人，可以就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您的意见，比如超龄劳动者不能被安排上夜班等。

总之，养老问题在财富喷涌而出的今天，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制定各种政策。2005年的时候，时任山西省省长看到矿区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下决心解决煤矿工人的住房问题，要求市政府拿出一定的经费来投入，各地都说有难处，省长说拿不出的就不要买新车了，领导不能出国，不准上酒，结果半年之后钱都拿出来了。现在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远多于十多年前，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加大对养老金的投入，使得劳动者老了在养老金、看病和吃饭方面能够得到保障，实现老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