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注意这样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哲学方面说了些什么，他是怎样研究哲学的，他对待哲学的态度怎样。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讲一点，就是哲学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也是一种斗争武器;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就大量地研究哲学问题，当然在那里只能以手头的有关书籍为限。那里当然没有什么图书馆，只有随身所能带去的一些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以这些书籍进行研究。当时他就已经认为研究哲学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曾跟林格尼克同志就某些哲学问题进行过争论，他当时强调说，所以需要哲学，是为了找到估计各种现象的正确态度。我们看到，他在对待一切问题的态度上的确都是抱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他善于把无论什么现象都看作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他从发展中，从事物发生的环境中去看待每一种现象，从一切中介中去看待每一种现象。应当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喜欢高瞻远瞩和憧憬未来。我记得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这是一九一八年初在列宁格勒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现代化的技术现在愈来愈加剧战争的破坏性。但是，会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将变得如此巨大，以致根本不可能再发生战争、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对我谈到同一位工程师的一次谈话，那位工程师说，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能在远距离消灭大量军队的发明。这将使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发生。伊里奇谈这点的时候兴致很高。很显然，伊里奇是多么热烈地希望使战争成为不可能。伊里奇是从发展中来看待战争问题的。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他都不把现象看得一成不变。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起，他就明确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所将起的巨大作用。他在最早发表的文章里就谈到注定要由工人阶级起的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同时，他在谈工人阶级时，谈的总是具体的工人阶级。他在谈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时，谈的是这个阶级在目前所处的状况。

他在全部革命活动年代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每一次都注意到工人阶级在当前阶段的特点，他指出有助于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切，指出什么东西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束缚着它的手足。他很善于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总是从发展中来看待这个问题，不久以前，高尔基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回忆起一九一九年同列宁的一次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哥尔克村。高尔基来了，他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感到很激动，叙说了列宁格勒工人不会爱惜公共财产的情形。他们把木房子拆掉当柴烧。高尔基指出，工人们随便打碎玻璃窗，扔掉房顶上盖的铁皮，把什么都弄坏。一切都糟蹋得令人吃惊，对社会劳动和公共财产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高尔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默默不语，一句话也没论，他就想，不该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这种小事。后来，当他们去散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你的想法错了，这不是小事情，这根本不是小事情，这是十分重大的问题。爱惜公共财产、善于节省和保护公共财产，这是一件大事情。但是问题在于，自觉的劳动态度需要长时期的培养。决不能现在就要求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生活过、而在苏维埃政权下仅仅生活了几年的工人具有自觉的劳动态度。要是他们具有自觉的劳动态度，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了，而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

在这一具体场合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象任何时候一样，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并且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工人阶级在整个运动中所将起的作用，但是同时，由于他了解和研究工人阶级，他知道工人阶级的一切缺点。

如果你们把他的一系列文章通读一遍，你们就会看到他对工人的这种异常清醒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人是非常之好的。他说，我们能够完全依靠的只有工人阶级。他这样说，同时细心地研究当前时期工人的一切特点。对农民也是如此。他了解农民中各个阶层在农民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作用。他看到农民内部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如何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变化，逐年注意这点是很有意思的。

在文化问题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是把文化问题看作向来如此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从一切中介中去看待文化的。他在他的第一部大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点击《什么是“人民之友”阅读原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一次，恩格斯在一封信里指出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即有人把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界限划得太严，并且说：“这是原因，那是结果”，而不知道它们的相互作用。在这一方面，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对待文化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了解经济的全部意义。“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就正是为了同民粹派进行论战而写的。民粹派对文化问题的看法异常幼稚。他们以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之所以这样低，完全是由于不了解的缘故，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必须说服一些什么人，使他们确信必须把文化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尤沙柯夫制定了如何使中学遍布全国的计划。这是在沙皇制度下、在贫困的小农经济的情况下设想的计划。民粹派特别是尤沙柯夫以为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想要什么样的文化就能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伊里奇驳斥了这种观点而且证明了，和一定的经济水平相适应，有一定的文化形式。这里有一定的限度，许多东西还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有一大串环节决定着文化的发展。他反对民粹派的这种看法：在沙皇制度下、在任何经济水平上可以建立起随便什么样的文化。他在反驳的同时指出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帮助更高的文化水平会反转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写于一八九四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明确地指出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如果逐卷地仔细研读他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想法在他许多年的著作中一再出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复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个什么思想，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叙述它。他把它同当前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例如，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里，他举例说，在小农轻济的一定的经济水平上，每个人都只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劳作，很少同别的农户打交道，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因此产生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心理。这是他在一八九四年写的，后头，过了很久以后，在一九二〇年，在已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他在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的非党会议上话时又重复了这个思想。只是这时他从这个思想中作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他对那些和农村有密切联系的工人、对非党工人说道，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能有这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概念了。现在，必须大家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他第一次说的时候，只是陈述事实。这时他又援引这个事实，但是是为了证明必须同这个事实进行斗争。

伊里奇向非党工人群众指出这一点，并且号召他们改变这种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同一个思想在许多年内一再出现。但是，每一次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这个思想总是又获得新的生命，变得更加富于现实意义，更加亲切易懂。每个人都感到这个思想新颖，因为它总有新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旧话重提。关于文化的思想也是如此。一九一八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顺便说说，这篇文章异常切合时宜。它对当前也很有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谈到劳动生产率，谈到怎样提高生产率。他指出，必不可少的根本的东西是发展工业，另一件必不可少的并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他认为文化水平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发生影响的因素。而许多经济工作人员是怎样看待文化的呢?在他们看来，文化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是供发展工业用的机器，他们以为文化不会起任何作用。常常可以看到经济工作人员排挤图书馆，占用图书馆来安置本来可以设在别处的什么办公室。当工人强调文化方面的要求时，经济工作人员好象作出让步，但是并不了解文化所具有的全部重大意义，文化会反转来影响经济，影响工人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需要机器，而且需要工人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关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九一八年谈到过，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因已卧病在床，用口授方式写下的最后几篇文章里又谈到过。在这些文章里他竭力把他希望告诉给那些还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的一切都写进去。他特别周详地思考了这些文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又谈到应当在农民中进行巨大的工作，以便把农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他想口授而没有成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扫盲的。他想把扫盲的问题同生产宣传的问题联系起来——生产宣传问题在他看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三年的文章里处处都谈到文化问题，他极力强调文化的意义，然而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把文化看作一种孤立的、超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东西。他认为文化是同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关联的。他在政治教育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你们既然称作政治教育工作者，那就应当什么都要过问。贪污现象盛行全国。如果你们正是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你们兵正想提高文化，那你们就应当给自己提出同贪污现象作斗争的任务。伊里奇指的不是在行政上同贪污现象进行的斗争，而是指的这样一种斗争，即造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使得贪污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强调这种同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关联。这就使得他的关于文化的言论极为具体，并且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看法。为什么他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争论呢?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文化同生活一切方面相关联的这一方面估计不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为，可以建立起专门的无产阶文化，这种文化将跟周圉的一切生活毫无关联，也就是说，它将是一种超然物外的东西、与世隔绝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尖锐地驳斥了这种看法。同时你们在他的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字眼。但是他完全是从另一种意义来理解无产阶级文化的。他在一八九四年写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就已谈到无产阶级文化。他还没有使用“无产阶文化”的字眼，但是他说，工人仇视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一般的文化，只有一定阶级的文化。他在他的第一部大著作中就谈到这种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当然，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他所设想的这种文化是同生活的一切方面相关联的，而不是要创造什么独特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贯彻到全部生活中去，应当对一切事物发生影响并且在一切事物上面打上自己的烙印。这里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观点不同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地方。他是怎样看待资产阶级文化的呢?他后来在“苏稚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关于这种资产阶级文化所说的话，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资产阶级文化把群众提高到较高的阶段。一方面，他看到资产阶级文化的积极的一面，并且经常强调这一面。他拿半农奴制文化同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文化作比较，指出我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半农奴制文化远远低于资产阶级文化。而同时他写道，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处于文化奴役中。在这里，他看到了文化的另一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文化是从它的一切复杂方面来看待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文化把工人提高到较高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它的阶级性，这种文化又在压抑工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文化的概念是从它的一切复杂方面来把握的。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起来是极有代表性的。我想起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病中的一次谈话。我到他跟前对他说，我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美国人打算到哪一年扫除本国的文盲。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扫除文盲，还不得而知。他说：“我们也能够到那时扫除文盲，只是有个条件，就是要群众行动起来。”这个“要群众行动起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观点说来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把群众看作是能够创造新事物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科学问题的言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也不把科学简单地当作什么抽象的东西看待——他是从科学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方面来看待它的。科学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时具有一种意义，而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时则具有另一种意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道：以前，科学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奴役群众的手段，是这一小撮人手中的剥削工具，而今后，在苏维埃政权下，科学永远不会为剥削的目的服务了，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极有代表性的。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怠工现象极为盛行，教师和工程师进行罢工，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人们在把科学当成壁垒，想只往一个方向使用科学，并且希望为资本家效劳，以便使科学为资本服务，而不为群众服务。同样是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在一次演说中说道，千百万人的智慧所能创造的要比最伟大的天才远为高超。这句话对于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一次地说过的关于群众的作用、关于群众的创造性的学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它接受了下来并且作了充分的发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不久以前庆祝了俄罗斯国家电力化委员会计划的十周年，关于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通过信。许多人大概都看到了他的信。列宁在那里说道，应当向群众提出一项巨大的实际任务——使全国电力化，应当以争取实现电力化的愿望使群众奋发起来，把群众吸引到这一事业中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立刻争取〔建立〕大工业，——我们的希望就在于此，而且只在于此。必须从瘦弱的马上跨到大工业的马上，跨到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的马上。

他对于建立这种大工业是怎样想的呢?他并不认为用命令就可以办到。在这以前很久，他就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竞赛、关于借助社会主义竞赛吸引工人参加大工业建设事业的问题。当他写这点的时候，这在实际上没有得到采用，因为当时的条件使得不可能广泛推行这项工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这点的那个时期，工人们所想的与其说是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如说是他们当时的主人地位。我记得，有个女工走到政治教育局来说道，他们今天不工作了，因为“我们是主人，所以我们决定不工作”。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这是必需经历的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我们的觉悟一年一年地提高。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社会主义竞赛获得了多么广泛的规模，人们在如何培养着自觉的劳动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论提出什么思想、什么想法，处处都是把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放在首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保留下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拉萨尔的通信，马克思在那里说道，拉萨尔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普鲁士政府会帮助工人，而没有看到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马克思强调说，在这一点上他同拉萨尔是一向存在着分歧的。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提高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整个工人运动都是循着这条路线前进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最后几篇文章中谈到文化革命时，所指的正是群众的这种独立自主精神。

扫盲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扫盲运动是群众独立自主精神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受地主压榨最厉害的最落后的中央黑土地带，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表现得最高涨。沙次基同志叙说过这样的情景：扫盲工作者坐在小木房里，而让扫盲工作者随便进屋的农民坐在那里用斧头削铅笔。他们尽可能地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一个巨大的运动。小孩和成年人统统参加了学习。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七年后的今天，他的某些口号变得特别明了和亲切了。他在当时说过而没有受到应有注意的东西，有许多现在变得特别明了和特别富于现实意义了。例如，他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现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又如他一九二〇年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共青团把它重印了二百万册，井且在支部里进行了学习。他们做得很对，因为这篇演说现在是行动的指南，在目前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这篇演说对于同一个共青团，现在要比它刚发表时更明了、更亲切得多。现在，大工业的发展唤醒人们的觉悟。这大概对青年的影响最大。

青年特别容易受感染。大工业的建设特别吸引了青年。我们看到，青年总是走在突击运动的最前列，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走在最前头，青年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并且在这当中异常迅速地成长。青年在这方面的热情可能要胜过成年人。现在，当青年在成长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易于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和指示。正是由于这些口号和指示现在变得更加明了，在我国目前发展的背景上显得更加亲切和明确，所以我们大家已经开始的这项工作——搜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言论,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不仅是他专门为讨论文化问题而写的文章非常重要，而且他就这问题发表的一切言论都很重要。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决不能把文化问题同一切别的问题分割开来。这一切都是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要真正了解列宁，就必须从各种中介中去看他的言论，我们常常引证列宁的话。有关文化的文章很少是没有引文的。但是这些引文是从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找出来的，因此，虽然起来很有趣，但是过后容易忘记，其原因就是看不出在说这些话时的情况。我觉得，这里需要进行搜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部言论的巨大集体工作。我们并没有搜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问题所发布的所有指令，可是这种指令是十分多的。还有密切触及到文化问题的指令。这是一件十分巨大的工作，而这件工作是可以完成的，如果做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一齐动手的话。

克普鲁斯卡娅同志为了满足工人们的要求，谈了关于伊里奇的个人回忆：

我想起了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初认识时的情形。这是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在列宁格勒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常到工人小组里去，他给工人小组上课是很有意思的，他用一半时间向工人讲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他怎么能一下子就把这样一本艰深的和大部头的书带给工人，并且是一八九四年的非熟练工人、还不大开展的工人呢，他怎么能给他们讲解这部科学巨著呢。这产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观点。他并不认为应当给工人一些简单化的东西，而认为必须把全部科学完完整整地告诉工人。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很多东西，并且认为必须使工人也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异常重要，因为这是一种使人能高瞻远瞩的学说。他用一半时间同工人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一半时间用来询问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个工人在自己的回忆中说：“他向你提出这样多的问题，弄得你直流汗。”

值得注意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工人谈话时不仅很细心地倾听工人所讲的一切，而且还非常注意他是怎样讲的。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在任何小粗里同工人谈话以后、或是后来在国 外同来看他的任何工人同志谈话以后，总是长时间地在房子里踱 来踱去，从各个方面仔细考虑这些谈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倾听意见并且细心考虑每件小事情。

一九〇五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注意了没有，工人从来不说一九O五年，只是简单地说‘第五’年。这表明，工人特别注意这个第五年，第五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干脆认为只用‘第五'两个字就够了。”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写“第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细心考虑工人所讲的一切，并且对他们的每一件倡议尽量加以支持。一九一七年，我们从国外回到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同许许多多的工人谈了话。我记得有一个煤矿工人来谈到工人们怎样夺下了煤矿井且组织了正确保护全部机器的工作，以及如何安排供应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样的人是应当向他学习的!”

他支持工人的每一件倡议。我记得，我们在一九O五年从国外回来时是住在旅馆里，在那里服务的姑娘们开会讨论了政治问题。我记得，我去开了会，并且会后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上都讲了些什么以及女工们是怎样发言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称许我这种观察能力。从此以后，我就养成一种习惯，当看到或者谈到某件事情时，就在心里想好，怎样把它告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到现在，我还发现自己经常在心里考虑怎样叙述那些本来应该或者很想告诉伊里奇的事情。他善于教许多同志学会留心倾听工人们说的话、还在他被流放的最初一个时期，他就往国外普列汉诺夫利阿克雪里罗得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学会为工人写东西。伊里奇在他为工人写的一些文章里严肃地提出问题：不简单化，不庸俗化，而说出应该说的一切。

一个工人在他关于一九一七年的回忆里说：“他同我们谈话总是非常认真。”他细心倾听工人说的话，自己说话也很认真，好象和亲近的同志交谈一样。因此，工人们把他当作善于接近人、善于陈述自己的思想的特别亲近的人。他时常说到他同工人关于某一事件的谈话。在最后一个时期他已经病了：他在最后一年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只能用面部表情和手势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一次，他坐着车子从路上经过，他看见一个工人在油漆屋顶，他很快用健康的手摘下帽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皮鞋匠来量做靴子的尺寸，同时来了一个医生。伊里奇没有理医生，而把食物推到工人面前，想方设法款待他。

医生总是不让人去看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说到，国营农场应当培植新作物，国营农场应当作出示范，需要从国外订购新的作物品种。我记得，在一九二〇年冬天，伊里奇到哥尔克村去同农民谈话。顺便谈到了国营农场应当作出示范。我记得有个农民说：“应当倒是应当，但是哥尔克村的国营农场轻营得怎么样呢?到春天马匹都瘦得皮包骨头——把马喂得这样糟糕。”由于这次谈话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在哥尔克村走着，迎面来了农场主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他：“你们是怎样帮助农民的呢?”而他回答说：“我们卖白菜给他们。”他甚至根本不懂得在问他什么。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期间，工人们不知道从谁那里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植树很感兴趣，于是就送来了苹果树苗，并且叫他下去同他们谈一谈。伊里奇下去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但是工人们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还登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谈了些什么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是这样富于表现力，以致工人们没有觉察出他不能说话;他们之间所达到的相互了解是如此深刻，以致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

一九一八年新年前夕在列宁格勒，我怂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维波尔格区去。在练马场上举行盛大的迎接新年晚会，一部分工人要开赴前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晚会非常满意。工人们也很满意，把他抬了起来。这次晚会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住在莫斯科了，还回想起维波尔格区，在一九二〇年的新年之前，我们各区都去了一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人的这种热爱是同他深信工人阶级所应起的作用分不开的，是同他对工人阶级所寄托的一切希望分不开的。他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态度产生于他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的理解。

写于一九三一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