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原标题：

Voting for Neoliberalism With Iranian Characteristics

新自由主义时代结束，左翼向何处去?

作者：Vivek Chibber

校译：deepbean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5/11/neoliberalism-working-class-mamdani-socialism

本文为《雅各宾》杂志整理的韦维克·切伯尔(Vivek Chibber)在杂志创刊十五周年 “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 主题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文字稿。韦维克·切伯尔是纽约大学教授，《雅各宾》杂志核心撰稿人，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学生。本文主要聚焦于欧美的左翼与新自由主义状况展开，这对于某东方大国的左翼生态而言无不也有值得参考和反思之处。

在韦维克·切伯尔看来，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的统治地位如今正陷入危机，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与经济增长放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民众中丧失合法性。与此同时，左翼也面临深刻危机。过去四十年来，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遭到系统性拆解，导致左翼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制度联结逐渐断裂，政治经验与理论传承中断。左翼力量因此退守至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其意识形态陷入混乱，一部分人放弃了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和唯物主义分析，完全转向身份和文化批判。此时，左翼群体未能利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实现复兴，反而是极右翼凭借对经济议题的关注赢得了民众支持。

在作者看来，如今左翼的任务并非复兴，而是从头开始重建。这需要在组织层面利用选举胜利作为跳板，深入社区建设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建立与劳动人民的持久联结。在理论层面，左翼必须回归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唯物主义和普遍主义立场，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置于首位，明确斗争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为这些核心任务努力，左翼才能走出困境，取得真正的进展。“在这个动荡的政治时代，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左翼需要重建其历史性的权力根基。但更准确的判断是，左翼本质上正踏上一条全新的重启之路。”

“不聚焦于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与生存处境，左翼的事业就毫无出路。......正是因为如今部分左翼早已偏离了阶级的话语与政治，偏离了对经济诉求的优先关注，转向了身份与文化议题，最终能够利用这场危机的，不是左翼，而是极右翼。因为极右翼读懂了一件左翼早已遗忘的事：如果你走到民众面前，和他们谈论当下最迫切的经济处境，无论你用怎样极端的话语包装，只要你告诉他们，我们关心你的工作、你的福利、你的生活保障，他们就会向你靠拢。......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本质上是在从头再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重建那些已经衰败、被放任瓦解的制度，更要重新找回社会主义者曾经始终拥有的最核心的东西：清晰地知道，我们的基本盘是谁，我们要组织的是谁，我们的斗争对象是谁。”

本文不完全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供读者参考。

(Several hundred supporters gathered for a rally kicking off New York City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s “Tax the Rich” campaign. (Selcuk Acar /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新自由主义时代结束，左翼向何处去?

一、左翼的重新崛起

能在《雅各宾》杂志创刊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演讲，我倍感荣幸。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一本杂志能像《雅各宾》这样存续十五年，本身就已是非凡成就。而对于一本左翼刊物而言，能实现这样的存续、成长与蓬勃发展，甚至随着时间推移愈发精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雅各宾》是当今全球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刊物。

如今的时代，与它创刊时早已天差地别。《雅各宾》创刊之初，美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几乎毫无征兆。我们只能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与阿拉伯之春中看到些许微光，而真正的浪潮，始于 2016 年伯尼・桑德斯总统竞选带来的爆炸性冲击。从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算起，十五年间，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最终推动了左翼的回归 —— 而这支左翼，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至少看上去早已陷入沉寂。

当我们见证这一系列事态的演进，至少对我们部分左翼人士而言，一个双重进程已然清晰显现：其一，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我们第一次可以确凿地说，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积累模式 ——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正切实陷入危机。这一局面非同小可。就在危机爆发的五到八年前，新自由主义还仿佛一股不可撼动的自然力量，坚不可摧。玛格丽特・撒切尔有一句名言：对于现代自由市场世界，最恰当的概括就是 TINA——“别无选择”。即便到了 2009 年，这句话依然被很多人奉为圭臬。

二、双重危机

但到 2016 年，局势已然明朗：我们正身处一场无人能够预见的深刻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包含两个核心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至今仍在持续的意识形态危机，也可称之为合法性危机。无论其他领域发生何种变化，一个事实已然清晰：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全球南方的多数地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中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

个中缘由，本就显而易见。催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整个社会文化领域政治动荡的根源，正是推动新自由主义丧失合法性的核心动力 —— 那就是如今席卷整个发达世界、持续扩大且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自 20 世纪初以来，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不平等。

第二个维度，是与贫富差距相伴而生的经济增长放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整个发达世界的经济节奏，在一轮又一轮商业周期中，呈现出缓慢却无可逆转的下行态势。资本积累率持续下降，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率也同步走低。于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低增长的资本主义体系：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持续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在顶层群体中骇人听闻的集中。

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新自由主义推行三十五年后，在民众中彻底丧失合法性与支持度，本就不足为奇。更准确地说，它从来就不曾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在庸碌知识阶层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存续，是因为它获得了大众的同意。但事实是，它从未获得过这样的同意。它所拥有的，只是大众的勉强接纳 —— 因为人们看不到其他选择，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对这套社会秩序的憎恶与敌意，只是独属于自己的感受，只有自己在承受这一切，而其他人似乎都安之若素。

占领华尔街运动尽管并未催生出成熟的政治形态，却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它向所有人揭示，ta们的不满并非孤例，几乎所有人都心怀不满。于是，大众对新自由主义原本的顺从与认命，彻底转变为拒绝与反抗。

这就是意识形态危机。而与之相伴的，是一场政治危机。尽管政治精英阶层 —— 中左翼与中右翼的主流政党 —— 都清楚这场危机正在发生，却完全无力提出一套替代方案。究其根本，是因为ta们背后的资本金主，对任何替代方案都毫无兴趣。

于是，我们便身处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局面：正如上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言，旧秩序正在死亡，新秩序却无法诞生。这一局面，随着伯尼・桑德斯运动的兴起全面显现，而我们至今仍身处其中。

在这样的局面下，这本该是左翼复兴的天赐良机。经济体制的深层危机，本可以转化为工人阶级动员的全新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曾对此抱有期待。我们本应看到，左翼在 80 年代以来的长期沉寂后，迎来全面复兴。而这，也正是今天在场的大多数人，正投身其中的事业。

三、重新开始

但我要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如今所做的，与其说是复兴左翼，不如说是从头再来。我们不得不在制度空白之处，从零搭建组织体系;我们不仅要拼凑这些制度，更不得不在左翼内部，提出一些百年来从未需要反复论证的理论、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

如果说，当下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就是从头再来，那么问题的核心就是：为什么?是什么迫使我们不得不从零起步?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踏上这条路，我们的前进方向又在何方?

我前文所述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其另一面，是工人阶级政党与组织用近百年时间搭建起来的制度体系，正持续遭到拆解，陷入全面危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发达世界的多数地区，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英语国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与福利国家的迅速瓦解，更包括那些搭建、捍卫并长期维系福利国家的工会与工人阶级组织，同样遭到了系统性的拆解。

工会及其所有外围组织，正在被一步步瓦解。与此同时，那些领导工人阶级斗争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政党 —— 无论名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工党，全都正在被彻底掏空。这种掏空体现在两个核心层面：其一，它们早已不再是明确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政党;其二，它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纵向联结，正在被彻底切断。

这些联结的断裂，部分原因在于其高度依赖工会的支持与组织体系，随着工会被拆解，这些联结也随之消亡;更核心的原因是，这些政党早已背离了其历史承诺与斗争传统，本质上已经沦为纯粹的管理型政党。

于是，顶层的政党与底层的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民主党从来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它曾与工会运动保持着脆弱却真实的联结，而这些工会，也曾为它在工人社区中提供了文化与政治上的锚点 —— 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切也荡然无存。

因此，当 21 世纪初至 2010 年代，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呼声渐起时，我们面对的局面是：不仅建制派深陷危机，彼时的左翼，也早已在那个百年来与之共生、作为其身份核心的阶级群体中，失去了所有根基。当然，这是长期缺乏有组织反抗的必然结果，但它同时也形成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的反噬：不仅现存的左翼未能组织起其阶级基本盘，就连这个基本盘的核心地位本身，也遭到了质疑。

到 21 世纪初，我们已然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发达世界迎来了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阶级斗争全面沉寂的时期。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历史记录清晰显示，在欧洲大陆、英国与美国，每 25 到 30 年，就会爆发一轮工人阶级动员浪潮。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乃至欧洲的工会运动遭到系统性摧毁，由工会明确领导的工人运动与动员，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消退。

其直接后果是，自工会运动诞生以来，我们第一次失去了政治教育的核心机制之一。在过去，每 25 到 30 年，每一代工会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与政党活动家，都会从工人运动中吸纳并培养下一代。新一代的革命者不必从零开始学习，他们可以从上一代运动的领导者那里获得教育与传承;左翼的政治学习，本是一个持续累积的漫长过程。

但在四十年斗争完全沉寂之后，这一传承彻底断裂了。而政治向来厌恶真空：尽管传承断裂，政治话语依然存在，依然有某种意识形态层面的 “激进主义”，某种左翼的姿态。但这一次，这些东西完全来自精英机构 —— 大学与非营利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在占领运动与伯尼・桑德斯运动之后，当左翼试图重新振作时，人们已经不再清楚，“成为左翼” 到底意味着什么。曾经由劳工运动、劳工激进分子、坚持阶级斗争的工会主义者所占据的空间，如今被大学教授、NGO - 大学复合体、职业政客与媒体记者所占据。

左翼不仅失去了与工人阶级的直接联结与共情，全面退守到我们如今所说的身份政治之中，更在内部对阶级组织的核心根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社会主义者所坚守的普遍主义、支撑其社会分析的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作为核心挑战与左翼组织核心焦点的基本立场，全都遭到了质疑。这一切，都在 “激进主义” 的旗号下，被彻底抛弃了。

因此，左翼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组织与政治层面的衰弱，更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全面混乱。而这种混乱，至今仍未消除。

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需要为 “阶级的首要性” 进行辩护的左翼。而当你做出这样的辩护时，甚至会遭到来自左翼内部的攻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如今的大部分左翼，依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根本无力挑战它 ——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以普通劳动人民为核心政治主体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处境。因此，公平地说，社会主义者如今不得不重建其政治事业的全部核心支柱 —— 组织层面、制度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这不仅仅是复兴，更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从零重建。我们必须去建立 —— 而非复兴，是全新建立 —— 那些曾经将左翼与其历史基本盘，也就是工人阶级，联结在一起的制度与政治理念。

四、找到我们的指南针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将我们自己，从过去十五年间定义了激进政治的交叉性与身份政治泥潭中挣脱出来。这，正是《雅各宾》杂志始终坚守的核心使命之一。这也是它成为左翼不可或缺的核心刊物的原因 —— 没有任何其他刊物，能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不聚焦于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与生存处境，左翼的事业就毫无出路。必须明确的是，劳动人民不全是白人，不全是男性;我们绝非像那些所谓的 “激进分子” 所污蔑的那样，只谈论异性恋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很快就将成为以女性与有色人种为主体的群体。

对ta们而言，为生计、住房、医疗保障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就是ta们生活的全部核心。因此，《雅各宾》始终坚守的核心挑战，就是捍卫并推进这一理论事业。一本杂志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仅凭这一点，它就已经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正是因为左翼早已偏离了阶级的话语与政治，偏离了对经济诉求的优先关注，转向了身份与文化议题，最终能够利用这场危机的，不是左翼，而是极右翼。因为极右翼读懂了一件左翼早已遗忘的事：如果你走到民众面前，和他们谈论当下最迫切的经济处境，无论你用怎样极端的话语包装，只要你告诉他们，我们关心你的工作、你的福利、你的生活保障，他们就会向你靠拢。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本质上是在从头再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重建那些已经衰败、被放任瓦解的制度，更要重新找回社会主义者曾经始终拥有的最核心的东西：清晰地知道，我们的基本盘是谁，我们要组织的是谁，我们的斗争对象是谁。

五、马姆达尼的成长之路

但好消息是，在这场失败、混乱与倒退的背景之下，一场非凡的政治学习进程也正在发生。正因为身份政治及其激进的 “觉醒” 变体，其徒劳无益已然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意识到，整个交叉性文化，至少对于进步主义者的传统目标而言，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政治死路。

而佐兰・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巨大成功，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马姆达尼的竞选，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印证了那个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基本共识的核心洞见：把经济问题摆在首位。你想把人们团结起来?你想组织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不同性取向的工人阶级?Ta们的核心身份是工人，ta们的共同之处，是共同的经济处境。请聚焦于此。

伯尼·桑德斯早已无数次强调这一点。你问桑德斯任何问题，哪怕是 “今天天空是什么颜色?”，他都会回答：“60% 的美国人只能靠薪水度日，根本没有结余。” 你问伯尼・桑德斯 “你的出生日期是哪天?”，他都会说：“事实证明，全民医保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案。” 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像伯尼・桑德斯这样，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紧扣核心议题。

五年前的马姆达尼，还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化、与世隔绝、信奉身份政治的美国左翼分子，那种充斥着大学校园政治的类型，与桑德斯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但如今，在他的纽约市长竞选与公众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戏剧性的、令人惊叹的转变。四年前，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所批判的诸多问题;而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将劳动人民的经济处境，作为竞选的绝对核心。

他的成长与转变，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印证了左翼的基本共识。它证明了：从所谓的 “觉醒激进文化” 的深渊中走出来，认真对待真正的政治，搭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竞选，甚至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下一任市长，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未来面临怎样的挑战，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这场新兴左翼运动快速成熟的标志，也成为未来充满希望的信号。因此，在本次演讲的剩余部分，我想聚焦于未来的核心任务，以及在建设这支新兴左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六、未来的核心任务

这支 “新新左翼”、“新旧左翼”，无论你如何称呼它，其核心的决定性特征是：它在组织与政治层面，始终受到我前文所述因素的制约 —— 它在工人阶级内部，依然没有建立起组织、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根基。

因此，它能够推动政治进展的唯一途径，就是选举领域。通过发布一套政治主张 —— 幸运的是，马姆达尼是一位擅长传递政治主张的天才型人物 —— 向民众展示，这里有人愿意为ta们而战，进而有望推动这套议程的传播与立法落地。

但必须认清的是，过去六到八年间，左翼几乎所有的政治成功，都纯粹是选举层面的。这些所谓的成功，并未带来工人阶级组织制度的同步发展。这也使得ta们将选举作为政治的绝对核心，投入了全部精力。但我想提出的是，如果这支复兴的左翼想要继续前进、持续取得进展，就必须修正这一认知。它必须将选举，主要视为建设阶级组织的工具与垫脚石，而非核心的政治手段。

你可以在各地零星赢得选举，但如果没有底层强大的组织支撑，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成功。因为没有这些组织，你就和你的基本盘失去了直接联系，只能依赖媒体。而媒体的本质，是由那些控制着生产资料的力量所掌控的。无论你通过社交媒体、YouTube、TikTok 等渠道触达多少人，想要赢得意识形态斗争，都将异常艰难。

这不仅仅是因为资本家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更因为 “信息传递” 是一门极其不完善的学问 —— 它甚至算不上学问，充其量只是一门艺术。当你站在 3 万英尺的高空发布一条信息，你根本无法预测，它会被你的目标受众如何解读、如何吸收。

在我看来，如果你在各地赢得了选举胜利，无论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密歇根还是缅因州，你都必须将这些胜利作为跳板，去建立你的阶级根基，将这一根基深深扎入工人阶级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途径，就是建设工会。

左翼历史上所有的持续成功，无一不是建立在与工会合作的基础之上。个中缘由显而易见：工会不仅能赋予你对抗资本的力量 —— 我这么说，仿佛它只是一件小事，但它恰恰是最核心的事。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作用：工会能够塑造你在选举策略中所依赖的阶级身份认同，能够建立人们不仅对组织、更对彼此的信心，能够让ta们产生共同的使命感。一支只聚焦选举、忽视甚至损害工会建设的左翼，迟早会走向失败。

原因非常简单：一旦你赢得选举，整个统治阶级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你。Ta们会冲击经济，会用尽一切手段，让你的施政寸步难行。

如果你和你所代表的民众之间，没有持久的、面对面的联结，ta们迟早会转而反对你 —— 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当选，会被与治理质量的急剧下滑、经济状况的恶化，甚至他们自身生计的崩溃，牢牢绑定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赢得了选举，它必须只是重建组织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你必须建立一套组织机制，而不是仅仅每两到四年上门敲门一次，不是只在选举时告诉人们，为什么你的候选人更好。这套机制，必须和你想要吸引的民众，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必须每天和ta们沟通交流。只有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制定出真正贴合实际的纲领。这套纲领，不会是从 3 万英尺的高空传达下来的指令，民众会将其视为自身利益与诉求的表达，会为这套纲领而奋斗 —— 因为它来自他们自己。

如果我们将选举主义定义为通过选举寻求权力，那么它对左翼而言，前景极其有限。当下，我们应该对选举成果心怀感激，因为这是当下左翼活力的核心来源。但在我看来，它必须仅仅被视为迈向更可持续战略的一步 —— 那就是，重建左翼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间，在工人阶级内部所拥有的那种深度扎根的存在感。

第二，在某个时刻，你必须严肃对待政党问题。当下，社会主义者正尽最大努力利用民主党、公民投票提案与独立政党路线。但在某个时刻，你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政党。或许不是为了参选 —— 在美国，第三党参选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它绝对可以作为组织工人阶级的核心载体。在这个政党内，你必须拥有干部队伍，党员干部必须对一套明确的政治纲领作出承诺，而不仅仅是 “我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模糊的表态。而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发起全国性的运动。

如果你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那么即便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也从来都是在拥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前提下实现的，而不是靠几个有工人参与的社交俱乐部。

最后，我将以此作结。要走到这一步，要开启这一进程，我们还面临着一项理论层面的挑战。

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黑暗时代，将激进左翼逼进了大学与非营利组织，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身处其中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正处在一个充满敌意与异化的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里，ta们不断被指责对这个议题不敏感、对那个议题不敏感，被指责对这个问题是还原论、对那个问题是本质主义。从 21 世纪初至今，我亲眼见证，社会主义者对自身的理论与政治主张，信心严重流失。

如果我们想要推进这项事业，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复兴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左翼，更是社会主义左翼，就必须再次满怀信心地拥抱那些曾经定义了社会主义左翼的核心承诺与基本准则。

我们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叫马克思主义。无论它存在怎样的缺陷，它依然是当下最优秀的理论，别无替代。如果你看到了它的缺陷，就去发展它、修正它 —— 它是一个开放的研究纲领。去找出它的问题，完善它，而不是为此感到难堪。

我们必须坚守普遍主义。没有对反对一切地域、一切形式压迫的普遍主义承诺，就没有社会主义 —— 无论这种压迫发生在深色皮肤的群体身上，还是发生在全球南方。我们必须停止对其进行异国情调化的包装，停止将其简化为关于仪式与习俗的猎奇故事，停止宣扬所谓 “ta们拥有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时空概念” 的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深色皮肤的人们，所奋斗的目标，与美国白人、欧洲白人，完全一致。过去三十年里，所谓的 “后殖民理论”，竟然能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激进主义，而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复兴了 19 世纪的种族主义，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我们必须回归经典左翼的普遍主义立场。

我们必须明白，真正的政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我们的纲领，必须基于民众的物质利益来制定 —— 而不是基于情绪氛围，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观。我们为民众的物质利益与物质需求而斗争，为此，阶级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自称是左翼分子、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却无法恪守唯物主义，无法坚守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那你就来错了地方。

任何工人阶级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都必须将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因为即便是对于性别、种族这些社会身份议题，你也必须做出选择：你要做的反种族主义，是为种族化的精英阶层发声，还是为种族化的工人阶级发声?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普适的反种族主义，只存在富人的反种族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反种族主义。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遭受种族压迫的工人的生活，就必须拥有阶级斗争所赋予的力量杠杆。身处左翼，你绝不可能回避阶级的核心地位。

最后，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我们或许会经过社会民主主义的阶段，它会是我们的中途站，但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普遍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承诺，曾经是左翼的基本共识，如今却成了异类。我们依然必须为它们而斗争，为它们而辩护。直到我们将它们置于我们理论事业的核心位置，否则，我们在推进政治事业的过程中，将始终束手束脚。

我始终保持乐观。马姆达尼的胜利，是一个分水岭。它重新激活了由桑德斯竞选所触发、却在过去几年逐渐失去动力的历史进程。

我们在组织与政治层面的最大挑战，是利用这些选举胜利，重建左翼与劳动人民的联结。在理论层面，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回归并完善源自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 —— 而对此，最优秀的理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

(The New York City chapter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holds a rally in Union Square marking the start of a campaign to tax the rich and win universal childcare on November 16, 2025, in New York City. (Selcuk Acar /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