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新文化，鲁迅一贯主张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他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但在当时，混入新文化阵营的一些人却采取极“左”的态度，对文化遗产一概排斥，即使是对于提倡采用和改造旧形式，也斥为“机会主义”，“类乎投降”。 有的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遗产，割断历史。他们甚至借口讨论“大众语”，对“五四”以来起过战斗作用的白话文也一笔抹杀，干着“替敌人缴械”的勾当;同时他们又拜倒在洋人脚下，把俄国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思想奉为“经典”，强加于左翼文艺运动。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和一群遗老遗少，却在那儿提倡“尊孔读经”，恢复文言文，提倡读《庄子》与《文选》，力图以封建糟粕来毒害青年。针对这些情况，鲁迅于1934年6月4日写了《拿来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论述了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应有态度。

“拿来主义”是鲁迅创造的词语，是鲁迅对于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的通俗、形象的概括。他在这篇文章中告诉我们，对于文化遗产，既不能不敢接触或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区别地全盘继承，而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和革新，为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文化服务。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能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鲁迅认为，文化战线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也是一样。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就深刻地指出了反动派是不可能珍重和保存文化遗产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和他们的斗争中负担起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重任。文章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斗争，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卖国投降的“送去主义”一开始便概括叙述了反动统治者由盲目排外到一味媚外的卖国求荣的过程，一针见血地指出，“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鲁迅写这篇杂文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魔爪伸向华北，而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卖国投降政策，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同时让美英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鲁迅在这里，透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断送土地、出卖主权的罪恶活动。利用文化遗产作为媚外卖国的工具，不过是这种“送去主义”的一部分而已。接着，鲁迅写道，“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字里行间，充满对这些丑行的憎恶和鄙视。鲁迅又指出这种“送去主义”的结果是向帝国主义讨乞。反动统治者既不能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又干着断送文化遗产的勾当，到头来只能向帝国主义讨取残羹冷炙过活。就在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向美帝国主义借了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用以购买美国的剩余物资小麦和棉花。这时，美国棉麦正源源运入中国。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却成了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岂不令人寒心?这就是帝国主义“抛给”中国反动派的残羹冷炙。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鲁迅说，“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的愤怒和抗议。

反动派不仅只是“送去”，而且一味接受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目的“送来”的一切，使得中国人民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对那些“洋货”发生了深恶痛绝之感。鲁迅尖锐地指出，“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揭露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罪行，也表达了对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奴才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鲁迅揭露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媚外卖国、断送遗产的罪行，证明了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新文化的重任，已经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他号召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反对了对遗产不敢接触、一概排斥或者全盘继承的错误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占有， 挑选”，根据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遗产中一切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拿来主义”。他以一个穷青年得了一座大宅子作比方，具体生动地阐明了“拿来主义”的观点。

鲁迅首先批判了各种错误倾向。他给那些不敢接触文化遗产的人画了个像:“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这种人没有无产阶级改造旧事物的勇气与魄力，自然是软弱无力的可怜虫。接着，又否定了“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思考和辨别能力，对遗产采取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是“昏蛋”，糊涂虫。还有一种人，“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对这种人，鲁迅指出:“那当然更是废物”。这种人身子虽“新”，思想却旧，他们对遗产全盘继承，而且专门吸收其中的糟粕，原不过是些挂起新招牌的“遗少”，是终将被历史淘汰的毫无价值的人物。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之后，鲁迅阐明“拿来主义”就是要根据无产阶级的需要，有眼光、有魄力地进行“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即虽曾为剥削阶级享用但仍有养料的东西，也把它拿来和朋友们一起吃掉，即经过改造为无产阶级所用，但也不把它当作特别珍贵的东西;看见“鸦片”，即虽有毒但还可以利用的东西，则送到药房里去加以利用，至于对那些“姨太太”，即标志着旧遗产中腐朽没落的部分，则坚决予以排斥(“请她们各自走散”)。

鲁迅曾指出过，“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这篇文章里，他就特地以烟枪和烟灯来比喻“国粹”，指出这些东西除留一点作历史材料外，要一概毁掉，给那些认为“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的封建卫道者以致命的一击。这种“占有，挑选”，吸收“养料”，抛弃渣滓，“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态度，是完全符合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鲁迅是站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高度，来看待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新的建设的理想， 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在《拿来主义》中，鲁迅明确地指出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这就是说，采用“拿来主义”，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成为文化的主人，使文化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文化。鲁迅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革命文化工作者首先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无产阶级改造旧事物、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气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分析、对待文化遗产。那些“孱头”、“昏蛋”、“废物”，那些故作激烈以标榜自己“平民化”或“彻底革命”的家伙，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自己的，他们当然不可能正确对待文化遗产。这些人不过是一些“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借革命以营私”的小丑。

鲁迅最后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深刻地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地阐明了批判继承和创造革新的关系。它说明了共产主义的“新人”不能自发地成长，而必须善于学习，不断用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自己;无产阶级的“新文艺”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而必须批判旧文化，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1938年，鲁迅曾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说过，“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说明了要使无产阶级新文艺大规模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当时，鲁迅寄希望于未来，他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后来，鲁迅的预言变成现实。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文艺遗产;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新局面。但历史已经证明，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直到今天，修正主义者还总是妄图利用文艺这个阵地作为他们巩固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或者是拜倒在古人脚下，热心提倡封建主义的文艺，使整个文艺界充满复古主义的恶浊空气;或者匍匐在洋人面前，崇洋媚外，狂热吹捧资本主义文化……

鲁迅的这篇杂文，高瞻远瞩，充满了革命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全文有破有立，有比较，有鉴别，形象生动，富有说服力，同时密切结合现实斗争，有强大的战斗力。鲁迅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斗争艺术，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要像鲁迅那样努力学习马列毛主义，增强识别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正确对待我国文化遗产，为建设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