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闽南的村子又热闹起来了。

锣鼓声从村头响到村尾，抬着神像的队伍穿过窄巷，年轻人举着彩旗，老人焚香燃炮，抖音上，游神的短视频动辄百万播放。这些年，各地的游神拜神活动确实越来越红火，潮汕的“营老爷”、福州的“游神”、莆田的“闹元宵”，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

有人感叹“传统回来了”，有人担忧“迷信复活了”。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当神像再次被抬出庙门，当香火重新缭绕街头，这究竟是谁的神仙？又是谁在需要神仙？

神是人造的。这一点，九十多年前湖南的农民已经用行动证明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记下过这样的场景：农民协会占了神庙做会所，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北乡各区农民干脆禁止家神老爷游香。不是因为农民和菩萨有仇，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真正能让自己吃饱饭的，不是庙里的泥胎，是手里的土地，是农会的组织，是自己的抗争。土豪劣绅跑了，菩萨就不灵了；农会来了，日子就好过了。神权的动摇，跟着的是政权的更迭。

那时的苏区，庙宇祠堂变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换上了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画像。这不是什么抽象的“反迷信运动”，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当人站起来的时候，神就得往后退。

那么今天呢？

有意思的是，现在参与游神最积极的，恰恰是当年那些“破神者”的后代。福建学者长期观察发现，这些年轻人对老爷崇拜的概念其实很淡薄，在他们眼里，老爷都快成“柴头老爷”了，早没了往日的威严。扛着神像走街串巷，更多是图个热闹，图个好玩。抖音上刷屏的游神视频，评论区里最多的不是求神拜佛，而是“这个妆造绝了”“想去现场打卡”。电音三太子跳起了“科目三”，传统和流行就这么搅和在一起。

很多人说这叫“传统文化复兴”。但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真的是“复兴”吗？还是一个被抽空了内容的空壳在游街？当神像不再承载恐惧和敬畏，当仪式变成打卡的背景板，当“老爷”成了“柴头老爷”，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如果说过去的游神是因为人无法掌握命运而向神灵祈求，那么今天的游神，是不是恰恰暴露了另一种无能——一种无法创造新的公共生活、只能捡起旧形式来填充空虚的无能？

潮汕有句俗话，说当地人“把一切变成庆祝的族群”。辛辛苦苦了一年，总要有个由头放下手里的活，放松一下。这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非得是“神”的由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名义来庆祝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生活？当“庆祝”必须披着神的外衣才能进行，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悲哀吗？

有人说，这叫“民俗”，叫“信俗”，不是迷信。但区分信俗和迷信的标准是什么？是烧香磕头的姿势，还是组织仪式的方式？只要仪式还在，只要神像还在，那尊泥胎就始终占据着一个位置——一个本应属于人的位置。今天年轻人或许不信了，但他们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呢？当形式被一代代传下去，内容会不会慢慢重新填进来？

更要紧的是，这场热闹是谁在操办？又是谁在获利？

很多地方的游神活动，早就不是纯粹的“村民自治”了。旅游开发公司进来了，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进来了，抖音网红进来蹭流量了，甚至还有一些人借着“传统文化”的名头敛财募捐。庙会变成了招商会，游神变成了旅游项目，“非遗”的招牌挂起来了，门票也收起来了。那些扛着神像走过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自觉中，成了谁的道具？又为谁的热闹做了背景板？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是因为宗教本身有多邪恶，而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的人民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那么今天呢？当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公共生活的出口，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找不到既能凝聚乡情又不靠神像的方式，于是只能把旧仪式捡起来——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鸦片”？

广东有座庙，香火最旺的是“财神爷”。去拜的人心里都清楚，真正能让自己发财的不是那尊泥像，是政策，是市场，是手艺，是人脉。但人总得有个地方安放那点念想。这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安放念想”非得靠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坦然地说：我的念想我自己扛着，我的命运我自己握着？

福建有个村子，游神活动结束后，村里用剩下的钱修了一座过天桥，方便孩子上下学过马路。这是好事。但我想问：为什么修桥的钱非得靠“神”的名义来筹集？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以“村民公共基金”的名义来办这件事？神像在场，村民的公共性就始终是缺席的——因为它总得借着神的名义才能实现。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新中国之所以是新中国，不是因为一夜之间扫清了所有神像，而是因为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扫盲运动、合作化运动，每一件事都是在告诉人民：你不是神的奴仆，你是历史的主人。神存在的空间，就是人还没有站直的空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记过一个细节：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那个抢菩萨的老人，不是迷信，是情感，是习惯。革命不夺人之所念，革命只是让人多一种选择。但今天的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情感”当成了不改动形式的借口？是不是因为害怕冒犯“传统”，就不敢问一句：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尊神？

今天那些在游神队伍里扛着神像的年轻人，他们确实不信了。但不信，就够了吗？

不信，却仍然参与；不信，却仍然抬着神像走；不信，却仍然让那尊木头疙瘩占据街头——这不是比信更可悲吗？信，至少还有真实的恐惧或期盼；不信还演，就只剩下一场空洞的表演。当神像成了“柴头老爷”，当仪式成了“科目三”的背景板，这到底是传统的延续，还是传统的彻底死亡？

我们不敢面对这个死亡，于是假装它还活着。我们不敢创造真正属于人的公共生活，于是把旧瓶子捡起来，灌进新的水。但瓶子终究是瓶子，它始终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始终占据着一个本可以属于人的空间。

唯物史观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人们的生产方式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社会关系变了，神灵的位置自然就会变。不是谁用行政命令把神赶走的，是人在实践中发现，有没有神，日子都得自己过。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方式确实变了，可我们的社会意识为什么还在原地打转？为什么我们宁可抬着“柴头老爷”游街，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字来办一场真正属于自己的庆祝？

如果游神只是图个热闹，那为什么不干脆办一场村民联欢会、一场乡村运动会、一场劳动成果展？是因为那样“不够传统”，还是因为我们早就忘了怎么用自己的方式聚在一起？

神还在游，是因为人还没有完全站直。

那些真正掌握了命运的人，不需要在正月里向木头疙瘩鞠躬。那些真正创造了生活的人，不需要借神的名义来庆祝。那些真正自信的文化，不需要靠“非遗”的招牌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新中国没有神仙。不是因为神仙被烧了、被禁了、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是因为新中国的逻辑本身就不需要神仙。当土地是人民自己分的，工厂是人民自己建的，路是人民自己修的，日子是人民自己过出来的，神仙就没有位置了。

今天的神仙，不过是一具被抬着游街的空壳，一个被消费的符号，一场被资本和流量裹挟的表演。它不再是压迫人的工具，但它仍然是挡在人与自己的命运之间的那层薄雾。

我们要做的，不是再搞一场“打菩萨运动”。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个参与游神的年轻人问自己一句：如果今天没有这尊神，我还会和乡邻们聚在一起吗？如果今天没有这尊神，我还会为这个村子做点什么吗？

当答案变成“会”的那一天，神仙才真正消失了。

不是被赶走的，是被遗忘的——被一种更饱满、更真实、更属于人的生活所遗忘。

投稿人：@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