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奋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风云变幻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推行“安内急于攘外” 的卖国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乘机大肆入侵，加速推行其鲸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同时，从日本帝国主义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又一无例外地撑出了尊孔祭孔的破旗，妄图欺骗和愚弄中国人民，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1932年，日本反动文人中里介山炮制了一封《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以伪造历史的鬼蜮伎俩，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恶毒诬蔑中国人民一向是“讴歌”“欢迎”侵略者的顺民，攻击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用推行“王道”的无耻澜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无独有偶，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胡适于1933年3月18日在北平发表谈话，要求日本“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这番谬论道出了正在大肆宣扬孔孟之道、鼓吹尊孔读经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如意算盘。显而易见，中里介山和胡适之流在“王道”问题上的一唱一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起来妄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

砥柱擎天立中流。面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剥露了孔孟“王道”的画皮，彻底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给敌人以当头棒喝:中国人民不相信“王道”的鬼话，中华民族的心是永远征服不了的!《关于中国的王道》文章一开始，鲁迅就概述了中里介山反动文章的要点--诬蔑中国人民一向“讴歌”“欢迎”侵略者，胡说只要“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侵略也是“王道”;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表示“愤慨”云云。接着又引出胡适的谈话，“令人觉得好象是对于那信的答复”，一笔点出了胡适之流心中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把对立面开门见山地放到读者面前的写法，使文章显得结构紧凑，壁垒分明。

什么是“王道”?胡适认为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一种工具。这一语泄露了中外反动派鼓吹“王道”的险恶用心。为了彻底揭露中里介山和胡适之流鼓吹“王道”的反革命政治目的，鲁迅就用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摧残人民自由的暴政给“王道”作了注解，明确、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火神之类”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于被压迫人民的威吓和**。“王道”鼓吹论者以伪造历史来欺骗群众，鲁迅就针锋相对地用历史事实揭穿他们的谎言。中里介山胡扯了一通周朝和汉朝的历史，把侵略说成为“王道”。鲁迅便逐一批驳:汉的高祖，并非异族。不论对他的态度如何，都不存在什么欢迎、讴歌侵略者的问题。至于周朝，向来为孔丘、孟轲以及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备至。孔孟周游列国，竭力宣传周朝的“王道”。鲁迅指出，他们都是“周朝的臣民”，他们“活动” 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和“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深刻揭示了孔孟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度，开历史倒车的罪恶用心。

中里介山居心险恶地把周朝抬了出来，因此鲁迅用了讽刺的笔墨，称周朝是“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并用了确凿的历史事实--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讨伐殷纣时使纣军血流漂杵等，深刻地暴露了这种“王道”的破绽，鲁迅一针见血地写道:“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鲁迅就是这样摆事实、讲道理，给中里介山和胡适之流一记响亮的耳光。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对“王道”进行揭露、批驳以后，鲁迅又拿儒士和方士作比，用方士求仙觅道的虚妄和装神弄鬼的可笑，生动有力地衬托出“王道”鼓吹者的欺骗性和必然破产的下场，和前面的文章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在文章结尾处，鲁迅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中外反动派为了推行反动政策，都要妄谈历史，颠倒黑白，再三求助于历史的亡灵，同时他们必然也要用“王道”、“仁政”等一类花言巧语作为一纸救命药方，用以掩盖他们对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

《关于中国的王道》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历史现象的一个范例。鲁迅对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和总结，他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现象：剥削阶级对于人民，除了赤裸裸地奴役和镇压，总还要用欺骗的手法作为巩固他们反动统治的辅助手段。什么“清官循吏”呀，什么“轻徭薄赋”呀，使“王道”看上去“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但是，剥削阶级对人民决不会施仁政，被压迫人民也不会永远忍受奴役。“王道”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谎言，而“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也只是他们的梦想。剥削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阶级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剥削阶级的屠刀，终究是要挑破他们自己的“王道”假面的。所以，王道和霸道，“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鲁迅对于“王道”的论断，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不仅科学地阐明了历史的真相，也为提高人民觉悟和推动革命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关于中国的王道》以及同时写成的《关于中国的火》、《关于中国的监狱》这组短论，总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鲁迅应日本杂志之约而写，又首先在日本公开发表的。这组文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关于中国的王道》揭示了“王道”的虚妄，那么，其他两篇就暴露了敌人投弹放火、监禁人民等“霸道”的残酷。这组文章发表以后，“西崽文人”、“富家儿的鹰犬”章克标、邵淘美之流，曾“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了其中的《谈监狱》一篇，刊登在他们主编的《人言》上，还居心险恶地加了译者“附白”和编者“注”，诬蔑鲁迅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日本奸细，并以“军事裁判”暗示国民党反动当局，怂恿主子杀害鲁迅。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丝毫遮掩不了鲁迅这组光辉杂文的战斗锋芒，动摇不了鲁迅的战斗决心，相反，更加激发了鲁迅的革命义愤，1934年10月，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录下了章克标、邵洵美之流的“译者附白”和“编者注”，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明朝末年“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那样的阴险卑劣，给了他们以迎头痛击。同时鲁迅公开声明:这组短文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反动派的。鲁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一些走狗文人的无耻叫嚣，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写作意图，这种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中国的王道》同样也表现了鲁迅杂文的卓越战斗艺术。在对敌作战时，鲁迅是最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阶级敌人要侈谈“王道”吗?鲁迅就一把抓住他们那横施暴虐的黑手，逼他们自己撕破伪装。中里介山和胡适之流想伪造历史吗?鲁迅就用无可置辩的历史事实砸烂他们那些以“历史癖和考据癖”自诩的骗人招牌。这种“伺隙乘虚”战术的运用，例证确凿，对比鲜明，一击就能打中敌人的要害。同时，鲁迅还特别善于运用犀利而幽默的笔触，把对于敌人的深刻批判、辛辣讽刺和传神的形象刻画，自然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使他的文章不仅短小精悍，而且意味深长，具有强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