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当家做主(9)——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
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
“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是改革开放后流行的劳动激励逻辑,认为只有涨工资、发奖金,工人才会好好干活。但亲身经历过毛时代与改革转型的老工人,用真实经历证明:物质刺激从来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追求,这种模式反而会扭曲劳动价值、撕裂劳资关系,而真正让工人迸发持久热情的,是当家作主的地位与精神层面的富足。
一、毛时代:无物质刺激,仍有高涨劳动热情
毛时代的工人,没有高额奖金、没有绩效提成,却有着让人惊叹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热情,源于对 “厂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的” 的主人翁认同,而非对物质的追逐。
老工人罗师傅回忆:“六零年前后,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 11 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曾连续干 24 小时,还想接着干,最后被领导强行拉走。” 这种加班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报酬,但 “所有人都想参加,没选上的会觉得失落”。杨师傅所在的木材厂,工人 “星期天主动搞义务劳动,没人计较报酬”,他爱人 “吃完饭碗都没洗就跑去车间抢任务”。
更让人动容的是,工人对劳动的投入不计个人得失。罗师傅脚背被滚烫的水烧伤,只休息一天就返岗;有工人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甚至在车间给孩子喂奶。这种积极性,来自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的价值引领,来自 “把国家建设好” 的朴素信念。正如老工人所说:“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多国家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
二、物质刺激的弊端:扭曲价值,撕裂关系
改革开放后,“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成为主流,奖金、红包、计件工资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精神引领。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仅没能带来持久动力,反而暴露了诸多弊端。
首先,物质刺激让劳动沦为 “逐利工具”。1980 年代后,工厂开始搞承包制,厂长的七大姑八大姨成了领导,拿着几十万奖金,而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就开始磨洋工”,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原本 “爱厂如家” 的归属感,被 “为老板干活” 的雇佣心态取代,工人不再关心工厂长远发展,只计较眼前的物质回报。
其次,物质刺激滋生不公与腐败。奖金发放逐渐失去透明性,“八十年代开始发红包,红包不叫问,管理层拿多少、财务上批出去多少钱都不叫问”。评劳模的标准也变了,“过去的劳动模范都是工人,现在(访谈时间是2009年,作者注)农村的至少是乡党委书记,工厂里都是大老板”。这种不公让工人寒心,也让 “多劳多得” 沦为口号。
更严重的是,物质刺激瓦解了集体主义精神。毛时代 “大公无私” 的教育让工人私心不重,工厂的东西没人敢偷拿;而改革开放后,“金钱至上” 的价值观盛行,“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也多了”。×× 烟厂的李师傅说,干部借 “品吸” 名义整箱拿烟,工人也跟着效仿,原本纯洁的劳动关系变得功利而对立。
三、工人真正的追求:尊严、保障与当家作主
老工人的经历清晰表明,工人阶级的要求从来不是 “多拿几个臭钱”,而是被尊重、有保障、能当家作主的综合权益。
毛时代,工人的工资虽不高,但 “一个人的工资能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享有全方位的福利保障:“看病不花钱,先救人再说钱”“上学费用低,困难家庭可免学费”“住房由工厂分配,家具配齐”。工会对工人的关怀无微不至,罗师傅没向厂里透露父亲生病,只是偶然提起,工会就主动寄去 50 元救急;张师傅得胃病,厂里安排他去疗养所疗养 50 天,个人只出 9 块钱。
这种保障让工人没有后顾之忧,而当家作主的权利更让他们充满尊严。工人能参与工厂决策,“工资分成、福利政策都要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厂长没有个人决定权”;能监督干部,“写大字报、开民主生活会提意见,领导拿你没办法”;技术工人的价值被充分认可,“8 级钳工的工资相当于县级干部收入,一个人能养活 8 个孩子还供他们上学”。这种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是任何物质刺激都无法替代的。
正如一位普通老工人所说:“我们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要那几个臭钱。生产效率高,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厂里的主人,不是被物质驱动的工具。”
四、对比之下:两种激励模式的本质差异
毛时代的激励模式,以 “精神引领 权益保障” 为核心,追求的是集体与个人的共赢;而物质刺激模式,以 “金钱驱动 雇佣关系” 为核心,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老工人田师傅的对比一针见血:“过去领导不让加班,工人还自己愿意去,没报酬也抢着干,这是政治挂帅;现在(访谈时间是2009年,作者注)光靠钱,工人反而不愿加班了。” 鞋厂余师傅也坦言:“1978 年搞改革发奖金,有的工人一开始很高兴,但二十多年实践证明,通过劳动没法致富,物质刺激不是工人阶级的出路。”
结语:工人阶级的真正诉求从未改变
物质刺激符合的是资本逐利的逻辑,而非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老工人的经历证明,工人最珍视的,是当家作主的权利、平等尊重的关系、全方位的生活保障,以及为集体和国家作贡献的精神满足。
毛时代的工人,拿着不高的工资,却有着饱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现在,工人工资看似上涨,却要面对住房、教育、医疗的重压,还要承受被随意开除、被资本压榨的风险。这种反差告诉我们:真正能调动工人积极性的,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让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社会的主人。
那些迷信物质刺激的人,忽视了工人阶级的精神追求,混淆了 “生存需求” 与 “价值追求” 的区别。工人阶级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有尊严地劳动,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历史的实践已经给出答案,只有回到这个本质,才能真正激发劳动的持久活力,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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