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亿国企银行派息背后的社会公平之问

2025年末，某大国六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商、农业、建设、交通、某国银行及邮储银行——相继公布了2025年12月和2026年2月的分红计划。根据已披露的信息，六家银行此番派息规模合计约2046.57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将分红约503.96亿，农业银行约418.23亿，建设银行约486.05亿，某国银行约352.50亿，邮储银行约147.72亿元，交通银行约138.11亿。此举被官方舆论解读为国企落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回应资本市场期待的积极举措。然而，当这笔超过两千亿元的巨额资金仅流向机构股东，而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惠及普通公民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作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其利润分配的逻辑究竟是服务于资本增值，还是服务于社会公平?

这2046.57亿元的分红实质上是一次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强化。国有银行的股东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型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包括境外机构在内的资本持有者。分红作为资本所有权的直接回报，将银行经营利润——其本质来源于存贷利差、手续费等向全社会储户与企业收取的服务费用——转化为股东的私人收益。这构成了资本对劳动的间接“剥削”：广大储户将自己的积蓄存入银行，以低息支持银行放贷获利;中小企业支付各项手续费，成为银行利润的来源。但当利润分配时，这些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却被排除在门外。普通居民仅能通过微薄且持续下调的存款利率获得象征性收益，而近年来存款利率的多次下调，实际上进一步稀释了劳动大众的被动收入。高净值客户或许能通过大额存款享受“分红凭证”等增益，而普通工薪阶层因收入稳定性差、存款有限，根本无法参与这场资本的盛宴。分红，于是成为一道分水岭：它将社会清晰地划分为能够坐享资本回报的阶级，与只能依赖劳动性收入的阶级，而后者恰恰是银行利润的原始贡献者。

这种分配格局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冲突，即国有企业性质与资本分配逻辑之间的理论悖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全民所有，其经营成果理应体现“全民共享”的原则。然而，现实却是，国企银行的分红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专属收益，与普通民众毫无关系。有评论指出：“国企全民所有，因此全民都应该成为国企发展的‘受益者’，成为国企红利的‘分红者’。然而现实中，普通民众并未受益，更未分红。直接的受益者与分红者只是这些国企的高管及员工。” 这种“全民投资，亲近者受益”的怪异现状，使得国企的“全民属性”在利润分配中被彻底架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期，该国某特别行政区宣布连续九年向居民直接分红，今年永久居民每人获1万元，非永久居民获6千元，资金来源于公共资产的经营收益。这种直接将公共财富返还于民的分配模式，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共享理念。反观该国的国有银行，同样依托国家信用、政策便利乃至隐性担保获取超额利润——有学者指出，垄断国企的利润中包含大量“资源性利润以及垄断性利润，前者得益于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和各种资源型、政策性优待”——却在利润分配时完全遵循资本逻辑，将两千余亿元拱手让予机构股东。这种反差暴露出一个核心矛盾：国家以“国企”身份为企业提供政策便利、承担经营风险，但企业却以“市场主体”为由拒绝履行全民分红的义务，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在资本市场上，围绕分红的博弈从未停歇。近年来，多家银行的分红方案屡屡遭遇中小股东反对。例如，贵某阳银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的反对比例高达16.02%;苏某农银行的分红方案也因分红率创新低而遭遇11.26%的小股东反对。这些现象固然反映了投资者对回报的诉求，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通过分红获取丰厚回报时，真正的“全民股东”——每一个纳税人、每一位储户——却连表达反对的投票权都不具备。有政协委员建议，“作为全民企业，利润该让全民更多分享”，但时至今日，这一呼吁仍未落地为制度安排。

有人认为，国企利润已通过税收形式上缴国家财政，最终通过公共服务惠及全民。然而，这一说法难以服众。且不论上缴比例与分红规模之间的巨大落差，单就分配方式而言，税收再分配是一种间接的、模糊的、难以感知的“分红”，与直接现金回馈所传递的“所有者意识”不可同日而语。普通民众既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也无法监督资金的使用效率。当民众看到银行动辄数千亿分红，而自身存款利息不断缩水、贷款成本居高不下时，“国企为人民”的宣示便显得苍白无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分配格局正在加剧社会阶级的固化。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差距不断扩大，拥有金融资产的阶级通过巨额分红持续增殖财富，而依赖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则在通胀与低利率的双重挤压下日渐困顿。国企分红越是丰厚，这种财富分配的鸿沟就越是被拉大。当国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积累工具，所谓的“社会主义”便在分配环节沦为空洞的口号。

综上所述，六家国有银行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2月的2046.57亿元分红，看似是市场规则下的正常经营行为，实则是资本对国家资源的又一次掠夺性分配。它强化了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地位，却将广大劳动大众排除在外;它遵循资本增值的逻辑，却背离了全民共享的初衷。若以某特区模式为镜，这种分红机制无疑是对社会公平的背叛：国家通过公共资产收益直接普惠于民，而国企银行却将利润私囊于资本家阶级。只要国企分红仍遵循“资本优先”而非“全民优先”的分配逻辑，社会主义名不副实的结构性矛盾便将继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