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2日是燕妮的诞辰212周年。燕妮是德国社会学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与卡尔·马克思互为伴侣和革命战友。

作为键政圈绕不开的话题，嘲讽网左的人喜欢调侃道“我的燕妮你在哪里”，“燕妮”几乎成为嘲讽了网左“性压抑”的符号(嘲讽者或许也很难说自己不是“性压抑”，两方都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这种嘲讽者的符号享乐对“燕妮”造成的污名化、以及很多网左或许也未对亲密关系有审慎思考的情况中，一切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应该思考，燕妮和马克思的个人爱情生活具体如何?而且不仅限于两人，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处理和思考爱情问题?

这里展示一些马克思书信里的具体案例，以供参考反思。

马克思在1866年给长女珍妮的伴侣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个人命运献给了革命斗争。我不后悔。恰恰相反。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我也会这样做。但是，我不会结婚。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拯救我的女儿，使她远离那片曾毁灭她母亲生活的暗礁。”[1]

关于信中所说被毁灭的生活，列举一例便可理解，这样的处境在ta们生活中频繁发生(以下内容引自百度百科)：“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

燕妮和马克思的确彼此相爱，彼此陪伴了革命的一生，但也不得不正视两人的婚姻和爱情里存在着困苦和牺牲，家务和抚养的重担也占据了燕妮的自由时间：就像这封信里展示的，远离那片曾毁灭她生活的暗礁，应该也给燕妮以更独立的生活，或许能让燕妮拥有更多施展才能和创造的空间。后者内部中的矛盾和前者在结果上的进步奉献在时空上并存，两者之间并不互相否定。

另外，燕妮在1863年写给路易丝·冯·威斯特法伦的信中提到，有时她自己想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厌恶政治事务(对她和卡尔来说是不可能的，对ta们来说，“不幸的是，这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都不希望革命成为女儿们生活的动力。[2]

在马克思1857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对于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结婚更令人讨厌的呢，从而让自己陷入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小痛苦。”[3]

不可否认燕妮和马克思两个人的伟大，但是ta们的爱情、婚姻以及其中的困苦和牺牲，爱情和婚姻关系本身无不也是值得反思的。家务、生育、誊写手稿，不应把这些无法考据是否出于她本人自愿、但事实结果如此的劳苦付出视为一种美名，因为现实的个人生活是复杂而非平面化的，除去这些流亡夫妻生活中身不由己的劳苦，她或许本可以创造更多。

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s 42, 307-308. Moscow, London, New York: Progress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nd Lawrence & Wishart, 1975–2004.

2. Jenny Marx to Berthe Markheim, July 6, 1863, Moscow.

3.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s 40, 273. Moscow, London, New York: Progress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nd Lawrence & Wishart, 1975–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