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斩杀线”这一概念在中文互联网兴起，生动描绘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普通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临界点。然而，历史的纵览揭示：这并非某个国家的特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演进的系统性剥削机制。从原始积累到新自由主义霸权，“斩杀线”的形态不断演变，本质却一以贯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自萌芽之日起，便划定了第一条“斩杀线”——工人被迫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获得的报酬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存。

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这一“斩杀线”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工人们每日工作14至16小时，却生活在贫困线边缘。英国1844年的工厂报告显示，纺织工人的平均寿命比农村居民短了整整十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的场景至今令人触目惊心：“工人被当作机器使用，他们的住宅拥挤不堪、肮脏污秽，疾病和贫困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指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斩杀线”呈现出新的形式。工人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剥削，还间接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则承受着更为残酷的剥削线。

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将“斩杀线”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一体系下，“信用”被异化为道德评判标准，良好的信用记录成为“可靠公民”的准入证，而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道精密的“斩杀线”。

上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金融资本开始全面主导经济。传统制造业岗位外流，工人被迫接受低薪服务行业工作。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不得不依赖信用卡和消费贷款，逐步陷入债务循环。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达到惊人的130%。

金融化社会将每个人都纳入了信用评级体系，这一体系表面上是中性的风险评估工具，实质上是阶级压迫的新机制。信用分数不仅决定个人能否获得贷款、租房、购车，甚至影响就业机会。低收入群体因信用不佳而支付更高的利息，形成“穷人税”，进一步固化了社会阶层。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通过金融手段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这一过程制造了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国32%的财富，而底层50%人口仅拥有2%。

资本主义的“斩杀线”绝非美国特有。在欧洲，尽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紧缩政策同样划定了新的“斩杀线”。希腊、西班牙等国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50%，整个一代人被排除在稳定就业和住房市场之外。

在发展中国家，“斩杀线”更为赤裸。印度农民因债务问题每年有数千人自杀;非洲矿工在恶劣条件下开采资源，却无法分享利润;拉丁美洲的种植园工人依然生活在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中。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需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的“斩杀线”。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劳动者、被城市高房价挤压的年轻群体、面临转型压力的传统行业工人，都可能面临不同形式的“斩杀线”。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早就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分析“斩杀线”，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它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非某一国家或民族的特质。

当“斩杀线”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时，我们必须警惕两种危险倾向：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者将阶级矛盾扭曲为民族矛盾，将跨国资本的剥削归咎于移民或他国，以此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欧洲极右翼的反移民浪潮，都是这种策略的体现。他们将资本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非全球化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

极端民族主义则更危险，它用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掩盖真实的阶级对立，将国际无产阶级分割为互相对立的民族集团。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应当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

历史教训深刻。上世纪30年代，德国垄断资本正是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工人阶级的不满引向外部敌人，最终导致法西斯上台和世界大战。今天，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类似的危险依然存在。

超越“斩杀线”：无产阶级的联合之路

要真正消除“斩杀线”，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这一矛盾存在，“斩杀线”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发出的号召依然振聋发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口号，更是当代的现实需要。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早已跨国流动，工人阶级的联合也必须跨越国界。

我们需要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全球视野，而不是被民族主义蒙蔽的狭隘眼光;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批判，而不是对某一国家的简单指责;需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而不是退回保护主义的孤岛。

资本主义的“斩杀线”无处不在，但并非不可逾越。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和引导，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人类终将找到一条超越“斩杀线”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迈向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共享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斩杀线”的真正解决，不在于将矛盾转移给他国或他族，而在于改变产生这一矛盾的生产关系本身。这是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解放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