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由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发明了“福特制”，福特制通过大规模生产与大众消费的闭环，重新组织了社会。它使得普通工人能够通过标准化、廉价的产品(如汽车)参与消费，从而将经济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紧密绑定，从而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我们或多或少都了解过福特制，但汽车大亨福特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什么背景下发明了福特制?本期的读者来稿作为书评给我们介绍了福特，和他的汽车帝国。(如想向本公众号投稿，可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并备注自己的笔名)

亨利·福特传是美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史蒂文·沃茨的代表作，福特所处时代的历史变革及随后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塑造了他与美国之间独特的羁绊”(引言第4页)。福特凭借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民粹主义和可疑的反智主义倾向走向巅峰，可危机也如影随形，并在他的晚年集中爆发。早年意气风发最后却晚景凄凉，不得不让人唏嘘。

通往底特律道路的神话

在亨利·福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中，父亲威廉·福特是严厉，刻板，守旧的代名词，想要把他拴在农场的体力劳动之中，而他自己凭借对机械的热情与创造力杀出重围。他力图把自己编织成白手起家，坚持自我，不畏父权的形象。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很传奇，不少大人物都有类似的叙述，但很可惜，亨利·福特这个故事有个致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他想象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反映。他与父亲的关系不甚理想，在1876年母亲难产而死后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福特似乎把母亲的早逝归咎于父亲，但二人的关系远没有福特自己叙述的那样夸张。

事实上，按照亨利妹妹玛格丽特的说法，“威廉确实为儿子想离开农场而感到失望，也因此，他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那个时代令亨利热血沸腾的那些机械创新。但他没有打击这个男孩的士气，也没有剥夺亨利的爱好或是欺压亨利……虽然两人各执一词，互有分歧，但从未针锋相对，爆发争吵。他们的意见分歧并不外露，在大多数情况下，互相给出建议或拒绝建议才是这对父子相处模式的主要特征。”(第25页)亨利·福特叙述自己离开农场，前往底特律的故事已经被他高度神话了，他摆脱父亲的压迫，孤身前往未卜的命运之中。真相依旧戳穿了福特的创业神话，福特没有在底特律大街寻找住处，直接住在姑妈家。他接受了父亲朋友公司的雇佣，而那是他父亲威廉事先安排好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早年叙述方式可以为他博得一些额外的个人魅力，对于一个永远追求曝光和讨论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并不奇怪。福特有严重的人格缺陷，他不愿意给予他人一丝一毫的赞扬，更何况他认为威廉害死了他的母亲，就此他将父亲的形象妖魔化，以衬托他的光辉之路。这样的人格缺陷伴随了他的一生，也让他对自己儿子埃兹尔·福特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福特早年经历的叙述方式我在太多人的传记中都有看过，这么看来，成功人士的早年生涯总是不可信的，我们可以比对不同叙述方式之间的差异，以此分析不同人对于自己早年经历的建构，在这些历史的罅隙之中，我们可以找到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作者对此也做了精妙的总结，“一如世间常事，缺失之物揭示的真相并不比存在之物少。”(第36页)直到晚年亨利也没有停止对父亲的责备，但在格林菲尔德村，他依然保存了儿时对父亲的记忆，福特为鸟儿们打造了安宁的庇护所，这会让他想起儿时父亲带他去看鸟巢的日子，当然格林菲尔德村也只有这里才有专属于他父亲的痕迹。

争取关注的机动车赛车手

亨利·福特看到了广告宣传和名人效应的重大作用(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多次因福特成为媒体的宠儿，自己遇冷而对福特恶语相向)，他选择利用流行文化来宣传他的企业，他签下了赛车手巴尼·奥德菲尔德，参加机动车比赛，两人通力合作打破了许多竞速世界纪录，当奥德菲尔德开着福特打造的机动车在赛道上风驰电掣并一举夺冠之时，这就是福特汽车最好的宣传片，观众已经有了，投资者还会远吗?机动车比赛是福特宣传事业的开始，这让他从岌岌无名的小人物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他对此乐此不疲，虽然在赛车事业上他有很强的功利性，但他对宣传的热忱是不可否认的，日后他还会在政治领域发言，甚至在不拉选票的情况下离当选议员只差一步之遥，可福特的很多缺陷也因为他自己过火的发声而暴露，他看到了宣传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但却不评估自己每次发声的后果，这样随意的态度迟早会让自己惹上麻烦，鉴于福特处理危机时的糟糕表现，民众自然也就会离他而去了。

完美主义的公司主宰者

在走出前两次创业阴霾并因赛车比赛名声大震之后，亨利·福特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之路，这一次他大获成功。福特找到了投资人马尔科姆森，但两人很快因为公司的方向和目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马尔科姆森像那个年代的很多汽车投资商一样，希望能打造出一款豪华的车型以满足富裕阶层消费者的需要，而福特则另辟蹊径，他想为广大消费者生产廉价，简洁的汽车，马尔科姆森最终被踢出局。在这里福特展现了他经商的特点，他拒绝投资人对他的任何掣肘和指手画脚，他坚持绝对的独立自主，不向投资人屈服。福特造车有完美主义的倾向，而资本最需要的是快速回报，二者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一般情况下缺乏资金的设计师都要向资本低头，但年富力强的福特最终压制了所有的不满，在福特汽车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汽车工业中的攻城略地，福特是那个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人，这一次他凭借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战胜了投资人和股东，但福特在公司重大事件最终排版决策的体制也就此奠定，这个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靠福特的个人决策，即便是他的儿子埃兹尔·福特也只能靠边站，他年轻时对市场有独到的感知力与直觉，但当他年老力衰之时，这个并不科学的决策机制几乎将福特和他的公司坠入了深渊。

在1909年，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经济实惠且耐用的T型车，这款划时代的车彻底改变了福特及美国社会，T型车的巨大产量让汽车工业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它的上下游产业都得到了好处，此外，汽车作为大宗商品促进了美国消费信贷的扩张，大萧条也在身后如影随形。福特一改过去汽车奢侈品的印象，将汽车定义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美好生活的代表。他否定勤勉、节俭、理性核算的新教伦理，倡导休闲娱乐以提高消费，再配合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个人宣传，福特汽车公司直接成了汽车工业的龙头。

高地公园工厂的流水线与日薪5美元

当T型车大获成功，走进美国千家万户之时，亨利·福特和福特汽车公司有了幸福的烦恼，工厂的生产速度相比人们对T型车的热情来说实在是不合拍了，他们必须要提高T型车的产能以回馈人们的偏爱。福特选择建造了高地公园工厂，这个全新的工厂满足了汽车生产的合理化需求，它的与众不同在于摒弃了传统的设计，一切为生产的效率服务。高地公园工厂全面实行流水线的工作方式，流水装配线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在被探索，福特将其重新定义并发扬光大，“流水线凭借其劳动分工，规模宏大，高效，不断向前移动的特点重新配置了整个生产过程。还有一点很重要，它彻底改变了工业劳动的概念，永远地改变了传统的技工机械世界。”(第171-172页)在福特的眼中，流水线消解了工人不必要的劳动，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工人不必再过多思考。

虽然现在人们习惯性地将福特制与泰勒制联系在一起，但福特和他的经理们都没有读过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泰勒制以工时制，计件工资制和任务管理制为核心，福特制则侧重于流水线作业法和标准化作业法，二者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推动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流水装配线的产量和速度让福特汽车的售价快速下降，这对平民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但对工人来说情况就不太乐观了。对工人来说，效率专家给工人的生产配额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休息，流水线长期的固定动作对身体有持续的损伤，工人在他们眼中变成了被驯化的“会呼吸的机器”，而且非常乏味，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在流水线渗透到美国工厂每个角落的1936年，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情不自禁地去扭六角形物体的工人形象就是对流水线乏味，僵化的最好证明。更为致命的是，流水线将工人的精力最大程度的进行榨取，身体僵硬，动作固定，精神麻木，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很难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以摆脱现状。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这样固定动作且长时间重复的工作，换句话说，流水线上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人非机器，流水线是对精神的亵渎和犯罪。

流水线工作对工人的额外剥削，亨利·福特都心知肚明，他的内心也有挣扎，毕竟相比于他的偶像托马斯·爱迪生对工人的敲骨吸髓来说，福特是支持劳动价值论的，“他赞同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认为劳动为原材料增加了价值，因此人们理应享有由劳动创造的‘财产权’。”(第175页)福特展现出了他的进步性，他没有说什么“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能够工作是修来的福报”这样即蠢又坏的话，反而直面这个效率与公平取舍的问题，流水线提高了效率，但工人缺乏积极性，效率和产能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

既然效率是一定要保持的，福特选择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努力促进公平，福特相信消费主义给人的满足感，他决定提高工人的工资，减少劳动时间，让工人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去享受物质产品，而广大工人的充分消费无疑对美国的工业生产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可谓一举两得，“他剥夺了劳动本身的所有乐趣，成就感和道德意义，让劳动或消费的成果成为检验现代美国工作生活中幸福和成就的真正标准。圆环成功闭合。生产以及购买T型车都帮助亨利·福特实现了消费者天堂的愿景”。(第178页)相比于当代资本家一边靠着低人权优势极力压缩用工成本，一边抱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太差的丑陋嘴脸，福特的目光长远了很多，起码他想要解决问题。

1914年1月，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了新政策：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到8小时，用三班倒取代两班倒，这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工人的基本工资设定为日薪5美元。流水线提高了效率，但没有达到对产量的预期，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都可以量化，甚至流水线可以控制工人生产的速度，看似已经可以控制人为因素了，但流水线下的工人积极性和之前没有区别，甚至更低，因此生产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情况，工人会采取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进行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反抗，效率还是难以提高。

日薪5美元除了增加消费外，还有一个更多的好处，即工人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当工资大幅上涨，社会有提前消费的习惯，工人无疑是愿意更努力的工作了，劳动力流动率也就下降了。历史总是那么吊诡，“这或许是(美国史上)第一次，一位美国大亨成为政治左派的宠儿”。(第219页)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工人斗争史，但这方面的历史叙述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罢工的资金从哪里来。日薪5美元也是为工人阶级积蓄力量，罢工是需要本钱的，单纯的道德批判不会对资本主义统治有实质性的伤害，原先罢工资金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当资金告罄之时罢工也就难以为继了，现在工资大幅提升，工人在罢工时就多掌握了一些主动权。或许亨利·福特的“日薪5美元计划”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生命，但我们离我们想要的世界一定更近了一步。

在金钱与道德之间：社会部门的兴起与衰落

政策在宣传过程中总有简化，记忆也是如此。“日薪5美元”计划最吸引眼球的是这个原先工资两倍的数字，人们将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令人震撼的数字，但忘记了拿到这个5美元日薪是有前提条件的。亨利·福特不是纯粹的资本家，在挣取巨额财富之外，他还志在改变人的思想，这是他改造社会计划的一个开始，在社会部门之外，福特汽车公司还有医疗部门，法律部门，英语学校和内部银行。因此，“日薪5美元”计划虽然获得了满堂彩，但它始终有一层家长制和道德主义的阴影。

“日薪5美元”计划的获得资格与私人生活挂钩，例如性格，道德，家庭。福特汽车公司内部还发行了一本给员工的有用提示和建议以改善员工的经济与道德状况，涉及道德的部分无疑是对员工个人生活的干预，但涉及经济情况的建议则很有必要，“社会部门为员工在存钱养老、选取信誉良好的储蓄机构办理银行业务、获取安全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以购置房屋和土地、购买火灾险及人寿保险等方面提供了相关指导”。(第229页)在金融市场异常发达的美国，上当受骗会让工人一夜回到解放前。

社会部门的调查人员会上门鉴别工人家庭的基本情况，可以为工人提供公司的社会服务和法务服务，福特希望塑造公司中的工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引导，福特所强调的价值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辅以福特消费主义下的合理适度消费。福特的社会部门让塞缪尔·马奎斯牧师心驰神往，最终他于1915年来到社会部门担任部长，直到1921年社会部门名存实亡，我们大致可以理解福特社会部门的受众。20世纪的流水线工人要按照19世纪维多利亚式与新教式的伦理来规范道德，这不会是什么称心如意的搭配，最终总会陷入好心办坏事的尴尬处境之中。

天真的和平主义者

1915年左右，亨利·福特开始广泛涉足公共政治领域，福特傲慢的相信人民需要他的发声，而且福特乐于在公司报纸福特时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点相当不明智。福特是和平主义者，而且是最真诚却也最无知的那种。他公开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反对美国参战，福特反对战争的理由也很有他反对金融资本家的特色，“福特坚持主张世界上普罗大众皆渴望和平，只是贪慕虚荣的腐败统治者为了政治利益阻挠了他们实现这一愿望。商界‘寄生虫’们怂恿蛊惑了这些领导人，让他们误人歧途，以期从(武装)冲突中获利。”(第256页)作为工业资本家，他将自己对金融资本家的恐惧和厌恶映射到了战争身上，他相信战争是华尔街银行家和金融家的阴谋诡计，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总而言之，作为商人，福特反对战争带来的破坏，反对金融资本家不事生产的贪婪，反对精英对政治的操弄却将普通人送往战争的泥潭。

除了用真金白银宣传他的反战文章，福特也进行了“和平之船”的航行之旅实践，他打算建立欧洲调解委员会以停止战争，这次航行之旅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花费颇多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反战行动。当“和平之船”进入大西洋之时，心怀鬼胎的代表们开始争论不休，船上的众多记者都不忍心再揶揄福特了，相比于各执一词，一无是处的代表们，福特显得是那么真诚与简单。终于“和平之船”因为流行性感冒而不得不提前返程，福特也幸运地早日结束了这段小丑式的政治行动。但这次涉足公共政治领域的失败显然没有让福特获得足够多的教训，当然这次行动虽然花费巨大，但对福特的声誉没有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在人们发现他的真诚之后，甚至更加信任他了，但之后他还会在很多公共政治事件中跌跟头，而那些都会损害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公共形象。

不计后果的反犹主义者

在任何情况下，亨利·福特都没有忘记自我宣传和表达政治观点，曝光与讨论所能带来的幸福感可能比他的汽车帝国更强。1918年他买下迪尔伯恩独立报并打上了浓厚的福特个人烙印，每期都有“福特的个人主页”专栏来满足他的表达欲，他通过强迫全国各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订阅而把这份报纸推广出去，当然，受限于福特的表达水平和文笔，福特口头阐释他的观点，由专门的编辑代笔加以阐释，文章一定是符合福特本人思想的。到了1920年福特批判的对象转向了犹太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犹太人的敌意，5月，迪尔伯恩独立报开始了“国际犹太势力”系列报道的连载，其中参考了伪书锡安山长老议定书，福特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主要还是来自于对金融资本家的反对，在他眼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和“纽约犹太人”是同义词，而这些犹太人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这些都让民粹主义者，反战主义者福特感到不满。

在对犹太人进行了长篇累牍式的无差别攻击之后，福特最终在1925年惹上了官司。考虑到福特之前法庭糟糕的表现，福特最后决定认输，并达成庭外和解，还写了道歉文书(这可能是他这次官司中唯一比较理性且有自知之明的行动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编辑卡梅伦在法庭上对福特的维护，这保住了福特最后的遮羞布。反犹在美国是有一定的思想市场的，福特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他其他的政治表态一样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事先他并没有考虑后果，没有选择在法庭与原告对抗，灰头土脸的认输并和解，最终对自己的个人形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

权力登峰造极与红河工厂

在与目光短浅的股东们斗智斗勇多年之后，亨利·福特终于厌倦了，他一心想增加工厂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把钱分给贪得无厌的股东们，他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策划了一个股东退出计划。福特放出消息，自己要创建一家新的企业，这个消息让那些指望福特汽车公司这棵摇钱树的股东们瞬间紧张了起来。福特联系了金融家出面收购这些少数股东手中的股权，福特因此获得了公司的全部控制权。

在获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后，福特马不停蹄地开始扩大生产，他觉得高地公园工厂也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了，红河工厂应运而生。红河工厂是一个制造业综合体，实现了从原材料到完整汽车的生产过程，对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有强大的控制力，完成了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纵向整合。

博物馆与格林菲尔德村

当亨利·福特的汽车帝国高歌猛进之时，福特本人的心绪却被拉回到了迪尔伯恩，他开始追忆起美国的早期历史了，他一手打造了美国日常生活史的博物馆和格林菲尔德村。虽然考虑到福特在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官司中的窘境，福特对于美国历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的时间，更不用说美国南北战争的史实了。与其他古董收藏家的喜好不同，福特的目标不是稀有的文物，而是人们的日常用品，“他愿意花数万美元买下一个殖民时期风格的高脚抽屉柜，却不愿花100美元买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第461页)因为福特本人的和平主义立场，所以他的博物馆之中没有涉及战争物品的位置。格林菲尔德村则是对博物馆的延伸，为游客们展示过去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庄自负盈亏，要收取门票。除了过去的建筑和日常生活外，福特还精心收集了与美国历史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

福特厌恶历史，或者说厌恶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方式，那是对过去的传统刻画。在他的眼中，历史是“过去向未来伸出的死亡之手，认为历史制约了未来的发展。”(第461页)虽然福特的历史知识匮乏，但他的历史观却很值得分析。福特的历史观涉及民粹主义和社会进步，他主张历史应该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以取代教科书式的对政治事件的堆砌，在格林菲尔德村中与历史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中，绝大多数都是科学家，发明家，教育家，除了亚伯拉罕·林肯之外，没有政治家的安身之地。福特关注的社会进步并不是进步主义式的政治清明与社会公平，而是技术和物质生活的进步，这与他工业资本家的身份很相衬。福特在博物馆中为参观者展现脉络清晰的线性发展进步史，里面渗透着“历史即进步”的观念，而这条发展进步的终点是福特开启的“现代消费社会”，虽然福特因为消费社会下的人心不古而感到痛心疾首，但这条线性进步的道路可以很好抚慰他的焦虑感，他可以不必为人们道德的下降而负责。福特还发起了一场舞蹈复兴运动，他要通过复兴华尔兹等传统舞蹈来抵抗流行舞蹈的泛滥，他要拯救美国日渐堕落的文化。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舞蹈是社会文化氛围转变的反映，而美国社会的转变，恰恰是福特一手推动的，他现在要挽回被自己所甩在身后的舞蹈，无异于缘木求鱼式的自我感动。福特强调的线性发展进步史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到达终点，他可能会想象历史的终结，进步的幻觉会让他更心安理得一些，虽然美国再也回不到原先民风淳朴的时代了，但生活品质和消费品给了人们更多的幸福感，这是原先物质匮乏时代所不能想象的，但大萧条把他的社会进步史观冲击的粉碎。

大萧条来了

在大萧条之中，福特汽车公司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通用和克莱斯勒都已迎头赶上。更为棘手的是，亨利·福特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不再与现实中的困难较劲，古稀之年的他妄图躺在过去的胜利之中。他对管理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更多的流连在博物馆，格林菲尔德村与农业实验室上。虽然他不愿意在事无巨细的公司事务中花费时间，但他拒绝下放他的决策权力，再加上公司内部犬牙交错的职权划分，福特汽车公司的摇摇欲坠就可想而知了。

福特依靠他的直觉和过往的经验应对大萧条的冲击，他幻想着自己的三板斧“高效的大规模生产，低价格和高工资”可以继续无往不利，但事实证明他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局限性，他永远在用自己30岁的成功经验解决问题，因此他在大萧条中的应对措施就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了。他唯一可取的地方是他对大萧条原因的分析，“他坚持主张这场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是股市当中的‘投机行为’。”(第490页)这并不归功于他的社会观察，而是他对金融资本家多年批判中为数不多的成功归因。

挽救大萧条中摇摇欲坠的福特汽车公司已经让福特分身乏术了，但福特转头就与1933年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杠上了。罗斯福政府与前任胡佛政府处理大萧条的方式完全不同，罗斯福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了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福特无法接受国家政府日渐膨胀的权力，固执地抱着自己的三板斧不放，他相信生产可以解决全部问题，这和罗斯福的做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日薪5美元”计划让福特在政治左派中广受好评，但不到二十年后的红河工厂的“迪尔伯恩大屠杀”却让他声名狼藉。福特沉湎于过去“工人之友”的称号，还用原先高工资让工人消费的旧逻辑来看待工会，姑且不论这套逻辑是否能满足工人对自身安定性的需求，大萧条之初福特还高调宣布要提高福特汽车公司全体工人的工资，但之后这份声明就无疾而终了，看来福特都无法在自己的公司中捍卫自己的劳工逻辑。

整个30年代，劳资冲突在福特汽车公司反复上演。大萧条让工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更加不安，工厂内部因为效益不好而日渐压抑的工作环境都促使成立了工会联盟。1932年工人组织向红河工厂的游行，双方在门口发生了暴力冲突，有4名工人死亡，30多名重伤。福特汽车公司的安全主管哈里·本内特凭借着与福特的私人关系，在公司中建立了恐怖统治，而这一切福特本人都听之任之。1937年“高架通道之战”福特公司的暴徒袭击了手无寸铁，只有传单的工会成员，这让全美舆论再一次哗然。双方的博弈在1941年最终分出胜负，福特最终向工人的抗争低头，“他同意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答应了更多条件——工会车间、与行业最高水平相当的工资水平以及由公司代为从工资单中扣缴工会会费，再交付给工会。”(第525页)

晚年悲剧及其根源

亨利·福特身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内在紧张，作为“美国世纪”的缔造者，福特一方面用消费主义冲垮了新教伦理与维多利亚式道德的大坝，另一方面他对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一手所打造的世界感到彷徨与无助。他将美国人民带进了新世界的大门，自己却在门口徘徊不前。正如作者所说“福特身上交融混杂了自信与无知，直觉与短视，这既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引言第6页)

从决策角度来评价，福特就很糟糕了，在晚年他又不亲历亲为，又不愿意让渡手中的权力，哪怕是他的儿子。最后他施加的压力害死了埃兹尔，他放任爪牙哈里·本内特肆意打压埃兹尔，最终埃兹尔因胃癌悲愤而死。在儿子死后，福特依然不回头，他继续重用哈里·本内特，排斥孙子亨利二世，这简直是给自己埋雷。福特的决策从来都谈不上科学，年轻时他可以凭借对市场的敏感做出正确的决策，但他从来都容不下反对意见，这在他年轻时还可以容忍，但等他垂垂老矣之时，他还是这般固执，所有人对他的错误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人会挑战他的权威，大家都在注视着福特的错误决策毁灭自己的公司。

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福特已经没有了超乎常人的能力了，反而是一个很无知的人。他狂热地搜集麦加菲读本，它只是19世纪儿童的启蒙书籍，很难再考证出福特在哪个学科有系统性的阅读，这几乎就是福特的整个阅读史了。和那个年代的任何醉心于乡村的人一样，他有轻微的反智主义，他一直对医生和现代医学持怀疑的态度。即使是在中风之后，他依然排斥现代医学，即便他身边就有最好的医生，他选择让脊椎指压治疗师来缓解他的疼痛。他也不信任大学生这类的知识精英，他总是觉得他们夸夸其谈，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福特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保守，他的知识体系和对世界的看法几乎就没有更新过，因此他的时代稍纵即逝，而他永远也跟不上。

附录：当代中国的福特形象及其原因

笔者考察了国内主流平台(B站，抖音，知乎)对于亨利·福特的介绍与讨论，发现相较于同时代大名鼎鼎的资本家来说，即便考虑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对于福特本人讨论的稀释，关于福特的讨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对福特的评价相当正面。之后国内对于亨利·福特的讨论一定会越来越多，他的“5美元高日薪”，“强调家庭本位的社会部门”，“反犹”这些标签都很符合当下许多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在讨论稀少的前提下，福特的讨论有“片段化”和“楔子化”的特点。

很多讨论将重点放在了“8小时工作制的推广”，“5美元高日薪”这样的标签下，这样的印象不能完全算错，但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毕竟在大萧条期间福特的工厂无法在实现这样的许诺，不仅如此，还因为福特本人的固执而离福特汽车的黄金年代越来越远，福特本人对于工会坚决抵制，闹出了轰动全美的暴力惨案。除此之外，“背叛了资产阶级”，“工人眼中的救世主”则完全是国内网友的一厢情愿了，这暴露出福特讨论“楔子化”的特点。在这些介绍和视频之中，历史的复杂性被消解，而福特本人被符号化。一方面，受限于中文世界关于福特研究著作的匮乏，这给了很多人自由想象，填补历史细节的空间。

另一方面，不少当代中国网民把自己对于8小时工作制，高工资的渴望折射到福特的身上，福特成了他们提出诉求的历史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福特作为20世纪早期美国资本家的改革举措满足了他们21世纪“社会主义”公民的生活需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视频创作者和观众合讲出了这个黑色幽默，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又一次现身。当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拿美国资本家亨利·福特这样的历史资源来呼唤“8小时工作制”，“双休”，“高工资”类似的诉求时，社会是不是应该对当下的劳资关系做更合理的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