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的角落：种草、打草、买草的牧民

2026-02-02 新闻

打草，即收割草。这个词语只在牧区通用。

2025年8月初，我再次来到阿勒泰东南部的哈萨克族传统牧业村时，正好赶上牧民打草。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两年前爆红，“阿勒泰”成为一种“向往的生活”。然而在旅游和流行文化之外，阿勒泰牧民的真实处境如何?

打草场揭示了牧区经历的其中一种变迁：过去几十年，传统牧区的农业开垦面积急速扩大，草场面积压缩，牧民的过冬牧草自给不足，牧草走向市场化。

对牧草的需求，不仅要求牧民掌握农事技能，且必须在市场中购买商品牧草。在时代巨变与生计转型的漫长过程中，打草场映照出牧民正处于一种“中间状态”：面对高速行进的现代化/市场化，牧民仍在被动追赶，卡在了游牧与定居、放牧与务工、自足与消费、合作与竞争中间。

因此，在回答“牧区怎么办”之前，或许可以试着了解，牧区角落里的打草场为什么出现?如何影响牧民?牧民为什么要买草?

阿勒泰的打草场

在大众的想象中，阿勒泰牧民随季节变化转场，游动放牧，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一年四季以天然牧场的草为食。

历史的确如此。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交界。哈萨克族牧民世代在阿尔泰山脉的高山草原地区游牧生存——草原哺育牛羊，牛羊养活牧民，牧民爱惜草原，“人-草-畜”的平衡使得传统的游牧方式得以长久延续。

不过现在，这一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改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牧民逐渐走向“半游牧半定居”。

春天，雪融化后，牧民赶着羊群离开河谷的定居点，从5月到10月进行为期半年的转场游牧，牛羊的草料以天然草场为主，这是牛羊最重要的抓膘阶段，牛羊吃得肥壮，才能卖上好价钱。11月到次年4月，阿尔泰山范围内的草场被大雪覆盖，冬季长达半年，牧民和牛羊都回到了定居点，为了让牛羊顺利过冬，牧民需要提前准备好大量的牧草。

牧草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打草场。

2025年8月，阿尔泰山南麓J村的哈萨克族牧民进入了夏季结束前最忙碌的时节：打草。J村是传统牧业村，紧挨着与蒙古交界的边境线。连续半个月，上午10点(新疆时间8点)，河谷两岸响起割草机的突突声，运草的拖拉机在草场间的公路上徐行。

用割草机代替人力割草，在J村普遍起来是五六年前的事。

牧民赛力克几年前买了一台割草机。8月初的一天里，赛力克上午帮亲戚割完10亩草，下午就出现在了自己家的打草场上，一直到晚上将近10点才结束。割草机只能在连片平坦的打草场运作，坡度起伏的，得依靠人工挥动钐镰，一丛一丛地割下来。草割好了，再请搂草机把草拢成一行行。

亲戚之间互助打草，在这里是寻常事。8月6日，阿斯卡尔的哥哥嫂嫂、姐姐姐夫、还有姐姐的孩子都来了，这一天他们要把20亩打草场的草全部拉回阿斯卡尔家里去。

打草场上，一个人开着拖拉机缓慢前进，阿斯卡尔和男性亲戚跟在两边，手持钢叉把草垛翻起来，一把接一把地送到拖拉机上，拖拉机顶上也站着一个人，负责把传上来的草一层一层地铺好，小孩和妇女跟在拖拉机后面，将遗漏的草收集起来。草已经摊在地上晾晒了几天，水分蒸发，用耙子划拉一下，露出底下一小截连着根的鲜绿。

劳作间隙，人们停下来，坐到树荫下吃起西瓜。那些草场离家远的牧民，就在早上出发时用保温瓶装两壶奶茶，带上馕、糖果、西瓜、餐具，和家人在打草场度过一整个白昼。

打草场距离阿斯卡尔家不算远，负荷过重的拖拉机缓缓移动数百米，开到房子后面的棚圈边上，阿斯卡尔和亲戚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两吨重的草卸下来。

拖拉机满载而归三回，晚上8点半，太阳移到了西边，草终于收完了。

当牧民开始种草

牧区研究显示，上世纪50年代以前，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游牧民没有储备干草的习惯。人民公社出现后，集中放牧管理的牛羊数量也随之增加。为了减少冬天牲畜的损失，到了秋季，公社便安排牧员在河谷地带的草场打草。打草场随之出现。

80年代之后，牧区也逐步实行农业区的承包责任制，草场、牲畜双双承包到户(即“草畜双承包”)，以此宣告公社时代结束。从部落时期延续到公社化时期的牧户合作放牧、互助生存的传统也告一段落，前所未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放牧方式由此开始，牧民需要凭草原证才能把牛羊转场到季节牧场。草原证上，不仅登记着夏牧场、冬牧场、春秋牧场的范围、面积和载畜量，打草场也被划分。

和农业区一样，牧区的草原证也是“生不增、死不减”，在J村，90年代政府对92户牧民发出了92张草原证，四十年过去，牧民从92户发展为270多户，扩大了三倍。但草原证数量和草场面积没有变化。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作为传统牧业村，J村的天然草场面积约55.3万亩，人工草场约641亩，打草场约1600亩。

这种情况在牧区普遍存在，分散各家的草场成了有限的竞争资源，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统合和移动。不得已之下，牧民之间甚至拉起拦网，避免自家草场被外人或其他村的人占用。

拥有草原证的第一代牧民，他们的孩子在长大分家后，仍须共同使用同一张草原证，这也倒逼牧民生计转型。新的传统由此形成：草原证由其中一个兄弟继承(按照哈萨克族传统，通常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继承父母大部分的财产并赡养父母)，延续游牧;没有草原证的其他兄弟，除了受聘于政府提供的少量护边员、护林员等岗位，大部分以打工(比如到农业村去给种植大户割葵花、挖土豆、给农地浇水)、圈养少量牛羊(大多牧民现在只有二三十只羊和十几头牛)等多重生计为生。

于是，没有草原证的牧民，到了转场游牧的季节，把牛羊交给拥有草原证的兄弟带到天然牧场去;拿着草原证离开定居点转场游牧的牧民，则把打草场交给其他兄弟打理。

打草场出现后，以传统游牧为生的牧民，生产活动就开始夹杂了农事。

早在公社化时期，除了生长天然杂草的打草场，公社也组织牧民种植苜蓿、青贮玉米等饲草。打草场分到牧民手上后，人工种植牧草也在牧民的打草场上延续。

紫花苜蓿在牧区被视为“牧草之王”，蛋白质含量高，容易被牲畜消化吸收，此次走访的十来户牧民，至少三分之一都有种植。青贮玉米则完全属于精耕细作的农业作物，不仅对土壤、水源要求更高，牧民还需要掌握打药、施肥等种植技术，收割后放发酵池里做厌氧发酵。据开拖拉机运草的J村牧民说，J村目前种植青贮玉米的面积不到200亩。

当牧民开始种草，他们更适应管理只需浇水、不需播种施肥的自然杂草。人工种植牧草对农事技能要求更高，种植意愿取决于牧民自身的条件，包括所需投入的成本。

种草的账本

与种草农事化程度一起攀升的，是一笔笔种植成本。

打草场的雪在四月基本化完了，从五月开始，牧民要给打草场浇水，十天半月浇一次，八月份以前，通常要浇五六次，多的甚至八九次。

灌溉水源来自C河。为了保障河谷盆地的农业用水，乌伦古河支流C河J村段在70年代后期被拦截修建了当地著名的D水库。如今干渠也从中游草场和定居点一直修到下游农业村，稳定了打草场和农田的用水。

灌溉水费按草场种类、面积和浇灌方式计算。青河县农业灌溉用水预收水费标准显示，打草场的滴管水费每亩49.08元、漫灌54.23元。

苜蓿和青贮玉米的浇灌费用比生长自然杂草的打草场高出一截。滴管灌溉一亩紫花苜蓿的水价是66.89元、漫灌83.4元。如果种青贮玉米，滴管和漫灌的水价每亩分别为75.4元和106.43元。水管站规定，每年10月份以前，牧民得交清这笔水费。阿斯卡尔的姐夫2025年种了8亩玉米，一直用滴管浇灌，他7月交了水费，一共603.2元。

不仅灌溉要钱，买草种、割草、搂草、捆草、运输，每一环节都要花钱。

以阿斯卡尔家2024年的牧草种植情况为例，他们家有20亩生长自然杂草的打草场、10亩紫花苜蓿。采用费用低的滴管浇灌，水费1650.5元;打草时，机器收割30亩一共900元;购买苜蓿种子30公斤，每公斤60元，花了1800元(注：苜蓿种子每3-4年买一次);苜蓿种下后第一年收成一共160个方包，打包费480元。算下来，从种植到收成，成本已经超过4800元。

成本细项越来越多，当牧民被问及每年要花多少钱管理打草场时，总数常常说不准。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牛羊身上，强调牧草得保证足够牛羊过冬、不能饿死。

◉牧民打草要用到割草机、搂草机。他们要用机器正在把草打成方包，牧民正在卸草、堆草。

没来得及精细化管理的，还有牧草收成。“草畜双承包”以前，打草场的牧草由公社集体管理。现在，牧草的收成则由牧民自己承担。

打草场收成受到气候、土壤、地理位置、水源条件、浇灌次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造成亩产量的差异。结合牧民、拖拉机主、收割机主、打捆机主等提供的数据，2025年J村的打草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收。

牧民是放牧和照料牛羊的好手，转场的时候怎么管理羊群、一头牛过冬要吃多少草、怎么判断牛羊的膘情，他们了如指掌，但种植管理在这里仍是生疏的农业经验。问起减收的原因，牧民众说纷纭，“天气太干了”、“今年蚂蚱特别多”、“草长得没有以前高了”……

总体来看， 2025年J村发生的一些生态变化至少对减收造成了间接影响。

一方面，由于上游草场退化、土地蓄水力减弱，开春后，高山牧场的雪融水奔流而下，形成洪水，冲击河谷两岸打草场，对土壤肥力、草种等造成影响，甚至有牧民的打草场被冲毁、面积减少。

另一方面，J村气候干旱，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低于200mm，被视为生态脆弱地区。以往，到了7月会有两三场持续数天的降雨，但2025年，牧民表示，要么突然下一场大雨、雨水从干旱的土地上流走，要么降下短时小雨，雨水未及渗入土地即被蒸发。

不过牧草减收的情况不是绝对的。阿斯卡尔家的20亩打草场，2025年和2024年都收获了3车的草，大约6吨左右。阿克努尔家的19亩则从5吨增加到8吨，她猜测主要是因为其中一块面积比较大的打草场比去年多浇了几次水。

草不够，买来凑

——牧草走向市场化

无论打草场的收成多了还是少了，都远远不足以让牧民的牛羊度过整个冬季。这背后，除了天然草场退化、牧民定居时间变长，也与河谷草场面积压缩的发展变迁相关。

原本，阿尔泰山的牧区没有专门的农业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牧区开始发展农业。跟随这一趋势，C乡的耕地面积持续扩大，越来越多地势平坦、水源较好的河谷草场变成农地。截至2023年，C乡耕地达到42200亩，人工草场4500亩，天然打草场6400亩，天然草场205万亩。

农业种植面积远超打草场。打草场的草不够，牧民必须在市场中购买大量商品饲草。这些饲草，又来自当地的农区。在农业村B村，仅小麦种植总面积就有2500亩，除了生产粮食小麦，割下来的麦秸秆也进入饲草市场。

沿袭公社化时期的农业生产队和牧业生产队之分，C乡在行政上划分出3个农业村、3个牧业村。农牧分区生产，在集体化时代由公社统一组织和管理。但80年代草畜承包到户后，农业村的牛羊数量逐年攀升，与牧业村相当甚至超过牧业村。这一状况也让农牧民之间渐生隔阂，并带来生计上的不平衡感：牧业村的牧民依赖放牧为生，如今不仅面临草场退化、载畜量下降的现状，还必须从农区购买牧草、到农业村去打零工;而农业村的居民，则拥有租地和牛羊的双重收入。

据另一个农业村T村的村民介绍，农地承包价根据农作物而定，他家的耕地租给大户种植小麦，每亩承包价680元。如果是种洋芋，每亩800元，种油葵的承包价最高，每亩1100-1200元。

可是，农牧民之间的利益看似对立，也只是这一链条上最末端的竞争者，议价权掌握在具有更大资本的农业公司、饲草企业等利益方手里。

在畜牧业现代化的发展图景中，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各大牧区，牧草均已走向市场化。

新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行人工饲草料基地的建设。青河县的发展规划提出，“青河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构建‘粮经饲(粮食、经济作物、饲草)’三元模式。”2024年，青河县饲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4万亩。

饲草集中交易通常在9月下旬开始，以苜蓿、青贮玉米、小麦秸秆为主。

市场上，同样规格的饲草，干草、苜蓿和小麦秸秆价格各有不同。以20kg/包的规格为例，最贵当属苜蓿，2024年一包最低30元，最高的时候涨到了45元;干草价格较苜蓿低一些，价高时也去到了30元一包;小麦秸秆最便宜，价格在10-15元之间。

古尔班以放牧为生，养了70只绒山羊、30只绵羊、20头牛和11匹马。2025年8月初，他骑摩托车从夏牧场回到定居点，和家人一起打草，最终收回400包的打草量，于是决定等牧草上市后再补充1000包饲草，其中包括400包苜蓿、600包小麦秸秆。需要购买的饲草量，是打草场收成2.5倍。

他预计饲草的价格会较前一年上涨，“今年山上的草不够吃，牛羊瘦瘦的。”从夏牧场回来打草的牧民，都提起夏牧场“草不够吃”：自7月5日转场到夏牧场三道海子，到了8月10日，三道海子已经漫山遍野苍黄一片，只有湿地周边的草地泛着薄薄一层浅绿，有些牧民已经开始拆除毡房准备转场。

牛羊如果夏季抓膘不足，冬季就容易生病，牧民需要储备更多的牧草好让牛羊安全过冬。按照前一年刚上市的价格(苜蓿32元/包，小麦秸秆10元/包)，加上可能的涨幅，古尔班说他至少要准备好2万元。

牧民对饲草市场的依赖程度正日益加深，支出压力也越来越大。

阿斯卡尔虽然继承了草原证，但已经交给仍在游牧的大哥使用，他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母亲，畜牧也以养牛为主。2024年底到访他家时，他养了16头牛、3匹马、2只绵羊和1只山羊。那一年入冬前，他以每包10元的价格从市场买回800包麦秸秆，花了8000元，结合前述打草场和苜蓿的种植成本4800元，阿斯卡尔家的过冬牧草一共花了12800元。

这笔钱，相当于他那年卖掉两头牛的收入。阿斯卡尔家里六口人，生计主要来自卖牛、维修边境栏网、到农区挖土豆、接待少量家庭旅游，以及政府每年发的草畜平衡补贴和边民补贴，这些加起来，一家人2024年的收入一共约7.8万元。算下来，人均收入1.3万元。

而这个收入略低于J村所在的C乡农牧民2023年的人均水平。当地政府文件显示，2023年C乡农牧民人均收入1.79万元。对牧民家庭来说，过冬牧草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