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篇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意是缅怀，是追思，是想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再摸一摸那根硬骨头。可没想到，我今天上去一看评论区，顿时气血上涌。

有几个账号，顶着不知所谓的ID，在那里阴阳怪气，在那边发问：“既然鲁迅那么厉害，那抗日时期他为什么不发声呢?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他在哪?”

好，好好好好。

又来这一套。又是这种看似理中客、实则包藏祸心的“天真发问”。这种话术我见得多了，无非就是想通过时间差的诡辩，来消解鲁迅先生的战斗性，进而否定那个时代左翼文人的脊梁。

行，既然有人想把水搅浑，那我们今天就不妨把水抽干，把这石头下面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出来。既然你们要问，那我就把这个账，一笔一笔地给你们算清楚!

一、一个最基本的生理常识与历史铁律

首先，在谈论“鲁迅为什么在全面抗战时期不发声”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个冷冰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鲁迅先生，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

请那些喷子们把这个日子刻在脑子里。1936年!

我们把抗日战争的历史轴线拉开，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这是前奏。

第二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是局部抗战与民族危机极速加深的时期。

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面抗战。

那些问“为什么全面抗战他不发声”的人，你们是在要求一位已经长眠于上海万国公墓的逝者，推开棺椁起来呐喊吗?这不仅仅是无知，这是对逝者的亵渎，是对历史常识的践踏!

既然1937年7月7日之后的岁月，先生已身归那片他深爱的土地，那我们今天就不仅仅是反驳，我们要深究——我们要研究的是：在1936年10月19日，当他心脏停止跳动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他在做什么？

他在沉默吗?他在躲避吗?

不。当你翻开历史的卷宗，你会听到一种轰鸣。那不是沉默，那是雷霆，是岩浆，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用他仅剩的生命之火，在漫漫长夜里烧出的一条血路!

二、1930-1931：前夜的号角与最初的怒吼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30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上还滴着革命者的鲜血。在这个时候，鲁迅在做什么?

他没有躲进书斋成一统。1930年3月2日，鲁迅与冯乃超、沈端先等热血青年，在上海共同发起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社团，同志们，这是文化界抗日活动的核心指挥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鲁迅不仅是精神领袖，他还是实际的支撑者。你们知道吗?他把自己辛苦爬格子换来的稿酬，大笔大笔地捐作左联的活动经费。他在养兵，他在养一只文化的铁军，为了将来能与侵略者和卖国贼进行殊死搏斗!

紧接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东北沦陷，山河破碎。国民政府在做什么?他们在推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在忙着“攘外必先安内”。

而鲁迅在做什么?

事变发生仅仅三天后，鲁迅就发表了《答文艺新闻社问》。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丝毫的含糊，没有半点的文人酸气，他直接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他明确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斩钉截铁地强调：“与侵略者势不两立!”

这是中国文化界最早的政治表态之一!

当很多人还沉浸在惊恐、迷茫，甚至幻想国联调停的时候，鲁迅已经看透了本质。他告诉国人：对于强盗，没有道理可讲，只有势不两立!这叫不发声?这叫沉默?这简直就是对着侵略者的脸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

三、1932：淞沪的硝烟与“友邦”的画皮

时间来到了1932年。历史的车轮碾过上海的街头。

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大上海炮火连天。

这时候的鲁迅，身处战区。他听得到炮声，看得到难民。他做了什么?

1932年2月3日，战火正酣之时，鲁迅没有在这个时候选择明哲保身。他联合了茅盾、郁达夫等43位知名作家，联名发表了震撼中外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民众书》。

这是一份檄文!他不仅仅是在对国内喊话，他是在向国际社会呼吁，揭露日军屠杀平民、轰炸城市的法西斯暴行。他在努力把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传达给全世界。他在用他的笔，为前线的将士们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然而，更让鲁迅愤怒的，是当局的软弱和列强的伪善。

同年4月，鲁迅写下了那篇足以载入史册的杂文——《“友邦惊诧”论》。

大家还记得那篇文章吗?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步步退让，却对请愿抗日的学生大肆镇压，理由竟然是怕“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鲁迅看透了这一切。他手中的笔化作了匕首，直接刺破了这层画皮。他痛斥国民政府以“友邦惊诧”为借口对日妥协，更无情地揭露了英美列强表面中立、实则纵容日本侵略的伪善立场。

他说：“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学生抗议，他们倒‘惊诧’了!”

字字诛心，句句见血。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先生胸腔里那股压不住的怒火。在那个“恐日病”蔓延的上层社会，鲁迅的这篇文字，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些卖国求荣者的脸上。

四、1933-1934：民族的脊梁与带血的扶持

随着局势的恶化，抗日的烽火从军事斗争延伸到了文化阵地。鲁迅深知，要抗日，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有笔杆子;不仅要有正规军，还要有游击队。

1933年，这是鲁迅哪怕身体日益衰弱，战斗意志却越发高昂的一年。

1月，他为青年作家葛琴的抗日短篇小说集《总退却》作序。他评价这本书“为中国抗争留下真实的记录”。他在做什么?他在为抗日文学保驾护航，他在告诉年轻人：写下来!把血债写下来!

4月，这一段历史尤其令我动容。萧军、萧红，这两位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年轻人，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对故土的思念找到了鲁迅。

那是沦陷最早的东北啊!那是已经遭受了两年奴役的黑土地啊!

鲁迅像父亲一样接纳了他们。他不仅仅是接济他们的生活，更是指导他们的创作。在鲁迅的亲自指导下，萧红写出了震撼文坛的《生死场》，鲁迅亲自作序，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挣扎与反抗，血淋淋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他还亲自修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让这股来自白山黑水的抗日怒吼，响彻了整个中国。

他是在扶持后辈吗?不，他是在传递火种!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要让抗日的火种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燃烧下去!

6月，他在《文学》杂志发表《谈金圣叹》。看似谈古，实则讽今。他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批判当局对侵略者的绥靖态度。

到了1934年，鲁迅的视野更加开阔，手段更加多样。

3月，他编印了《引玉集》。这本画集收录了苏联版画家的反法西斯作品。鲁迅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木刻版画这种艺术形式，刚劲有力，便于复制传播，是抗日宣传的绝佳利器。他大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实际上是为抗日宣传战磨利了另一把刀。

然后，是那一篇。那一篇让无数中国人在绝望中挺直腰杆的文章。

1934年8月，在《中华日报》上，鲁迅发表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当时，舆论界弥漫着一股“悲观论调”，有人说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人说中国注定灭亡，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

鲁迅站出来了。他用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穿过层层迷雾，看到了这个民族真正的魂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几句话，每一次读，我都热泪盈眶。在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是鲁迅告诉我们：别怕!中国亡不了!因为我们有脊梁!他在为整个民族打气，他在为四万万同胞注入精神的血清!

10月，他甚至突破了封锁，利用私人关系，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直接用日文向日本知识界发表了《火、王道、监狱》。他直接杀到了敌人的舆论后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撕碎他们“王道乐土”的谎言。这是何等的胆识?

五、1936：绝唱与不朽

时间终于来到了1936年。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时候的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肺病折磨着他，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拉扯破旧的风箱。体重骤降，甚至连拿笔都变得吃力。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此时完全有理由躺在病床上，以此为由退出战场。

但他是鲁迅。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不会停止战斗。

4月，他扶病撰写了《我要骗人》。在这篇文章里，他发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誓言：“我不惜用最大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但更憎恶那些屠戮中国人的刽子手!”他直面惨淡的现实，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他在告诉世人：对于侵略者，只有恨，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6月，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鲁迅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时候，有人试图用“托派”理论来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试图分裂抗日力量。鲁迅虽然病重，但头脑无比清醒。他严厉驳斥了这些论调，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

他明确支持中共的抗日政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选择了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站在了抗日最坚决的一方。

8月，他在《作家》月刊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这篇长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赞成一切文学家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只要你愿意抗日，无论新旧派别，无论过往恩怨，大家都在这面旗帜下集合!这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进行最后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

10月9日。距离他逝世仅仅只有10天。

此时的鲁迅，可能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与巴金、林语堂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在这份最后的宣言中，他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

这是遗言啊，同志们!这是一个战士在倒下前，对着战壕里的战友们喊出的最后一句冲锋号!仅仅十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尾声：他从未缺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上海民众自发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这不是官方的封赏，这是人民的心声。

回顾鲁迅先生从1931年到1936年的这最后五年，那是中国最黑暗、最压抑的五年，也是他战斗最激烈、最痛苦、最辉煌的五年。

他用杂文做匕首，刺向侵略者;他用稿费做军饷，支援抗日团体;他用身体做掩护，保护抗日青年;他用生命做火炬，照亮民族觉醒的道路。

他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的上海，在租界特务横行的街头，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跳舞。他没有枪，但他一个人的笔，抵得上千军万马。

现在，居然有汉奸走狗跳出来，问他为什么不发声?

他发声的时候，你们的主子还在娘胎里策划着怎么卖国!他流血的时候，你们这群苍蝇还在粪坑里寻找着苟且的安逸!他死后，他的精神依然在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年奔赴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鲁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但他确确实实是为了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那些质疑他的人，你们听好了：鲁迅先生不仅发声了，而且他的声音穿透了那个时代，一直回响到今天。他骂的不仅仅是当年的日本人和汉奸，他骂的也是今天这些数典忘祖、是非不分的你们!

正如先生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而对于那些蓄意抹黑的“苍蝇”们，我们不需要讲什么温良恭俭让，我们只需要把这些铁一样的历史事实甩在他们脸上，然后送他们一句先生的话：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同志们，历史不容篡改，英雄不容污蔑。鲁迅先生那根硬骨头，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钙质。谁敢碰，我们就跟谁死磕到底!

这一仗，我们赢定了。因为真相，永远在我们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