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上帝视角审判历史？——再论毛主席的“大跃进”与那三年的风雨苍黄

2026-01-30 新闻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近日啊，我在微博上闲逛，又看到个妖魔鬼怪发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这些所谓的“公知大V”，张口闭口就是“经济失误”，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谈论50年代后期和那三年的灾难。在他们笔下，那个时代似乎只有荒诞、只有苦难，仿佛我们父辈祖辈的血汗付出，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怎么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的经济决策？怎么看那三年的艰难岁月？”看到这种言论，我只有冷笑。好，好好，既然有人想把水搅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回答一下。我们要把这段历史从被断章取义的废墟中挖出来，拍去上面的灰尘，用真正的唯物史观，去称量一下那个时代的重量。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良心问题，是一个关于中国道路究竟是如何铺就的根本问题。

一、历史的死结：千年未破的“小农怪圈”

要读懂50年代，你首先得读懂中国的两千年。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两千年来其实一直像个孤魂野鬼，在两个极端的炼狱之间疯狂摇摆，从未停歇。

这就好比钟摆的两端。其一，是“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平衡。在每个朝代的初期，由于战乱消灭了大量人口和旧贵族，土地相对充裕，开国皇帝往往推行均田制，或者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用严刑峻法限制豪强，保护自耕农。这时候，农民手里有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赋税也有了着落，也就是史书里吹嘘的“盛世”。

但是，这个状态是不稳定的，是极其脆弱的。

其二，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必然崩塌。随着承平日久，人口繁衍，再加上天灾人祸，土地开始不可逆转地向豪强、官僚、地主手中集中。自耕农的土地被兼并、被掠夺，最后沦为佃农、流民。

中华民国，就处于这个摇摆周期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黑暗、最绝望的阶段。很多“民国粉”喜欢吹嘘那个时代的风花雪月，但我请他们去看看30年代的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数据是冰冷的，也是血淋淋的：在当时的中国华南地区，雇农和半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60%到90%！

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辛辛苦苦种一年庄稼，收成的40%到60%要直接交给地主做地租。你以为这就完了？还得替地主交纳地税、附加税、摊派费。农民被剥削到了生理极限，真的是“吃树皮草根”都成了奢望。

在那个旧时代，中国农村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土地占有严重不均衡，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度萎缩和社会结构的彻底溃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横空出世。他带来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这不仅仅是分田地，这是把两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彻底推翻。土改风卷残云，为新中国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公义，也凝聚了万众一心的民意。

但是，同志们，请注意——土地改革，从来不是经济政策的终点。

如果你以为把地分了，大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中国就能富强，那你就太天真了，你也太小看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了。人均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经济，虽然能解决暂时的吃饭问题，但绝对不足以维持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更不可能支撑中国完成工业化。

二、致命的悖论：被锁死的农业逻辑

在帝制后期，乃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极其突出的、几乎无解的悖论。我称之为“小农悖论”。

这个悖论是这样的：

如果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像地主阶级那样），由于剥削过重，必然导致多数人的绝对贫困，社会购买力枯竭，最终引发农民起义，打断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土地彻底分散，由多数人掌握（像土改初期那样），每一户农民守着那几亩地，就会导致耕作地块极度细碎化。这直接扼杀了规模效应，水利设施没法修，大型农机没法用，新技术没法推广。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大家勉强维持温饱，在生存线上挣扎。

更可怕的是人口压力。自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急剧扩张。到了清末民国，自耕农均分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一户人家，往往只有几亩、十来亩地。

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大家仔细听。

虽然随着耕作技术的提升，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拥有土地的农民，其生存压力可能未必像前代那么高（饿死的概率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农民耕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却比以前更多了。这不是什么好事。这种“闲暇”，不是度假，而是隐性失业。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看，在清末及民国，乃至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存在着惊人的劳动力浪费。大量青壮年农民，在农忙那几十天过去后，就面临“无事可干”的境地。耕完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剩下的时间干嘛呢？

他们在田间地头晒太阳，在村镇集市闲散游荡。勤快点的，去城里找份短工，但工业不发达，哪有那么多工打？绝大多数人，也就忙于喝酒、串门、聊天、赌博，甚至吸食鸦片。这种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因为土地的碎片化，被锁死在原子化的家庭里，无法引导到国家建设的洪流中。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但另一方面降低了农业单位的平均面积，也就会减少农业大规模的经营效率，因此束缚了总体经济的增长。”

这就是当时的困局：依靠土改分散到户的土地，农民只能维持低水准的劳动产出，国家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经济运行。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呆着，中国永远只是一个农业大国，永远是被列强架起大炮就能征服的对象。想造原子弹？想造飞机坦克？靠那一亩三分地的余粮，门儿都没有！无论是生活现状还是思想意识，传统农民都难以投身规模型社会经济。他们习惯了看天吃饭，习惯了只扫门前雪。

在这个岔路口，欧洲资产阶级给出的答案是残酷的“圈地运动”。英国人怎么干的？“羊吃人”！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出家园，让他们像牲口一样涌入城市，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为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就是西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血淋淋的。

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领导的国家。我们能学西方吗？我们能把农民赶尽杀绝吗？绝不可能！再加上，新兴国家的农民经过了革命的洗礼，有更强的土地依赖和土地保护意识。政府不可能、也不可以强行将农民和土地分离。

那么，路在哪里？

三、伟人的破局：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的底层逻辑

在这个死结面前，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胆识和想象力。

他的药方是两味猛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这两者被今天的某些人妖魔化成了“头脑发热”，但如果你看懂了前面的“小农悖论”，你就会明白，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是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前者（人民公社），是将农民的土地再次集中。但这次不是集中在地主手里，而是集中在集体手里。后者（大跃进），是将农民引向集体工业和农业基建。是把那些在冬闲时晒太阳的劳动力，组织成军队一样的建设大军。

这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塑。

我知道，现在一提大跃进，很多人就拿“土法炼钢”出来嘲笑。说炼出来的都是铁疙瘩，浪费了资源。是的，从纯技术的角度看，那确实是走了弯路，确实有浪费。

但是，同志们，请你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真正大规模接触“工业”二字啊！在那个文盲率极高的年代，几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钢铁，什么是高炉，什么是化肥，什么是机械。这种从观念到行动的冲击，不可能不“土”，自然也不可能不走弯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你不能因为他摔了跤，就嘲笑他为什么要站起来。更重要的是，大跃进留下的，绝不仅仅是几个废弃的土高炉。去看看那一个个至今仍在泽被后世的水库吧！去看看那一条条人工开凿的灌溉渠吧！

红旗渠、淠史杭工程……这些被誉为“人造天河”的奇迹，正是在那个时期，靠着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靠着大跃进的动员力，一锹一镐挖出来的。如果还是单干户，谁能修得起水库？谁能修得起几百公里的水渠？正是这期间修建的8万多座水库，彻底治理了中国几千年的水患，为后来70年代的农业高产、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粮食安全，打下了最坚硬的基石。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那些吃得饱饱的、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骂娘的人，他们的每一碗饭里，其实都流淌着当年大跃进时期修筑的水利工程的水！

四、浴火的代价：关于“那三年”的沉痛辨析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痛苦。大变革往往意味着大风险。当几亿人的生产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剧烈重组，一旦操作层面玩脱了，灾难必然降临。那三年的困难时期，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一道伤疤。

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地看。有些灾难，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风险和代价。这样说可能对当年的个体很残酷，非常残酷，但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冷峻——浴火方能重生，涅槃才成凤凰。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除了天灾（那是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史料可查），除了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这也是外部重大因素），我们必须诚实地检讨我们内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却往往被忽视的制度性因素：行政管理的分布模式。

彼时，中国地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各地村民的素质、干部的能力天差地别。在行政管理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并没有采取前苏联那样由上管到下、一插到底的“垂直统管模式”。苏联模式是僵化的，但它的好处是指令执行相对精准。

而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既有上层集中、又有下层分权的“分布模式”。中央定大政方针，但具体的执行权，省、市、县拥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限和行政空间。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的条条框框。这种模式在后来确实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改开后，各省市之间的激烈竞争，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引擎。

但是，在50年代末那个缺乏经验、狂热躁动的环境下，这种模式的缺陷被无限放大了。因为它对区域执政能力的要求太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政策背景下，50年代末那三年，有些地方（如江浙的一些区域）能够相对平稳地度过，干部作风比较务实，食堂办不下去就赶紧停，自留地该发就发；而河南、安徽等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真正的灾难。

在那些重灾区，地方干部为了邀功请赏，或者出于无知和恐惧，疯狂虚报产量，“亩产万斤”的卫星乱放。中央基于这些虚假数据进行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都收走了。再加上公共食堂的无节制浪费，家底瞬间被掏空。这种“上层分权、下层失控”的局面，是导致悲剧的重要行政原因。

但这能怪毛主席吗？

当他察觉到“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苗头时，他是最早站出来纠偏的。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毛主席一次次泼冷水，批评那些头脑发热的干部，甚至亲自写信给生产队长，教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信那些大话。

然而，巨大的历史惯性一旦启动，刹车不是瞬间就能停下的。就当年的情况来看，有些代价不可谓不惨重，甚至是痛彻心扉的。无数家庭的破碎，无数生命的消逝，这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永远的痛。

但我们必须承认：由此亦实现了数亿农民的新经济、新建设的动员。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亿万散沙般的农民，训练成了具有纪律性、组织性的产业大军。这种人力资本的红利，让之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收益颇丰。没有那个时代的勒紧裤腰带，就没有中国的工业体系；没有那个时代的组织化训练，就没有后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没有那个时代的水利建设，就没有中国农业的稳产高产。这是一笔带血的学费，但也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资产。

五、螺旋的上升：打破平衡的勇气

同志们，看历史，千万不能用直尺量。历史进程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轨迹。它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往天堂。

历史往往有两种形态：要么，是循环兜圈。就像中国过去的二十四史，一治一乱，维持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看似稳妥，看似安全，大家都在舒适圈里混日子。但结果是什么？是原地踏步，是两千年不长进，最后被西方列强降维打击。要么，是螺旋下降或者螺旋上升。

延续过往平衡的做法，总是最稳妥、最安全的。如果毛主席当年选择做一个守成之君，搞搞新民主主义，慢慢来，也许那三年不会死那么多人，大家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也因此，中国将失去发展的博弈和前景，将失去赶超世界的唯一窗口期。

只要打破平衡，走出舒适圈，就必然身犯险境，就必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敢于迈出变革的第一步。他明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明明知道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但他看透了“小农经济”死路一条，看透了中国不工业化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负天下之誉谤功罪，决然前行。他像一个严厉甚至不近人情的父亲，逼着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孩子，去进行一场超出体能极限的急行军。孩子跑得吐血了，摔倒了，甚至休克了。旁边的看客都在嘲笑：看，我就说不行吧，这就是瞎折腾！但是，当这个孩子爬起来，擦干血迹，发现自己已经翻过了那座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山，拥有了强健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时，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评价。今天的我们，站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度，站在拥有全产业链工业强国的位置，回头看50年代。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伤痕，更应该是那一代人在荒原上开辟道路的悲壮与豪迈。那些盯着“失误”不放，试图用“那三年”来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成就的人，不是蠢，就是坏。他们的逻辑，就像是吃饱了第三个馒头，就骂前两个馒头没用一样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