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八十三周年。这场战役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决定性的军事交锋，更是一场历史性的断裂，重塑了20世纪的走向。战役从1942年8月持续至1943年2月，标志着纳粹德国首次遭遇全面战略失败，也击碎了支撑希特勒征服战争的核心神话——法西斯的“不可战胜”。然而，在当今主流历史记忆中，尤其是英语世界，斯大林格勒往往被简化为一段戏剧性插曲，其政治意义被抽离，后果被割裂。这种淡化并非偶然。承认斯大林格勒是战争的转折点，就必须承认苏联在击败法西斯中的核心作用;而由此延伸，就不得不直面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对纳粹主义最伟大的胜利，并非由自由资本主义实现，而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果。

在西方史学和流行文化中，二战叙事始终被系统性地重构，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主要“战胜法西斯”的行动者，而苏联的贡献则被降格为次要、附带，甚至“道德有瑕疵”的存在。好莱坞对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12月突出部战役及太平洋战场的反复刻画，与对东线——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战场——的相对沉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失衡不是疏漏，而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自冷战初期起，战争记忆便被重塑，以调和两个矛盾事实：其一，纳粹主义是20世纪最严重的罪行;其二，它主要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击败。结果便是苏联的军事、经济和人力牺牲被系统性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叙事——仿佛法西斯是在“盟军团结”的抽象力量下崩溃，而非通过在东方战线进行的旷日持久、毁灭性的阶级战争被碾碎。

早在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便不是1940年在低地国家或法国进行的那种常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旨在物理摧毁苏联国家，并从生物、社会和政治层面根除整个族群。纳粹在东线的战略将军事征服与种族灭绝绑定：计划饿死数千万人，屠杀犹太人、罗姆人、共产主义者和苏联官员，将斯拉夫民族贬为奴隶劳工储备。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G·弗里茨所写：

国防军并非被动卷入这一计划的“中立工具”，而是积极参与者。斯大林格勒必须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它不仅关乎领土或补给线，更是一场目标明确殖民化、种族灭绝的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对纳粹领导层而言，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意味着他们首次直面一个以无限暴力为前提的扩张计划的现实边界。

东线不是“众多战场之一”，而是战争本身。1941至1944年间，绝大多数德军被部署在对苏作战中。“截至1943年10月1日，约256.5万名士兵——占国防军总兵力的63%——在东线作战，30万武装党卫军的大部分也在此;1944年6月1日，共有239个德军师级单位(或相当于此的兵力)，即总兵力的62%，部署在东线。”[3] 而国防军的大部分伤亡也发生在这里：约四分之三的德军死亡案例来自东线，整支整支的军队被歼灭，损失永远无法弥补。相比之下，西线——尽管在军事和政治上意义重大——直到红军已击碎纳粹军事力量的脊梁后才开启。斯大林格勒最清晰地体现了这种不对称：战略主动权从希特勒德国手中被不可逆地夺走，发生在伏尔加河沿岸，而非诺曼底海滩。

若不直面此前灾难的规模，便无法理解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胜利规模。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时，红军对如此高速、协同且技术密集的战争毫无准备。整建制的部队被包围歼灭，数百万士兵阵亡或被俘，大片领土数月内沦陷。这种无准备状态(unpreparedness)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更是结构性的：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了资本主义迄今最先进战争机器(背后是欧洲占领区的资源)的生存性打击。因此，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并非源于“优势地位”，而是从崩溃边缘爬回后的反击。苏联能在总体战中承受这些打击、重组经济、迁移工业并重建武装力量，这本身就是20世纪最非凡、却最少被承认的成就之一。

斯大林格勒标志着纳粹战争机器停止进攻、开始不可逆失血的时刻。1942年夏德军向伏尔加河的攻势，本意是确保石油资源、切断苏军运输线，并对苏联心脏给予象征性打击。然而，这场战役最终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战，抵消了德国的战术优势，将其拖入无法获胜的消耗战。逐街、逐厂，红军将斯大林格勒变成吞噬整个德军师的“杀戮场”。第六集团军的合围与歼灭不仅是一场战术失败，更是首次有整支德军野战集团军被全歼(而非被迫撤退)。从此，战略主动权彻底转向苏联，战争的命运也随之落定。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几乎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为代价，而这些牺牲主要由苏军士兵和平民承担——他们的生命服从于集体生存的需要。整个街区化为废墟，饥饿、严寒和疲惫与炮火一样致命。但斯大林格勒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忍耐”，更在于这种忍耐的社会形式：城市防御依赖群众动员、政治信念，以及无法仅用强制解释的集体纪律。工人们在自己建造的工厂废墟中战斗;平民在轰炸下维持生产和后勤;士兵坚守的阵地以米为单位计算，而非公里。这些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行为，而是一个面临“存在性威胁”的社会在战斗——失败意味着不是占领，而是彻底消灭。

斯大林格勒的影响远超战场，重塑了整个战争的政治和战略格局。自1939年以来，法西斯扩张首次不仅被延缓，更被决定性逆转，冲击了轴心国领导层和被占领欧洲的士气。入侵前，希特勒曾对将军们说：“我们只需踹开门，整个腐朽的结构就会轰然倒塌。”对希特勒——以及他的许多将军、大部分德国民众——而言，苏军被认为无法与国防军匹敌，被视为“腐朽脆弱”，反映了苏联各族群的“劣等性”。然而，这一假设被灾难性地证伪：红军不仅承受了失败，更从中学习。通过惨痛经验，它掌握了现代战争的艺术，日益有效地运用和完善“大纵深战役”“大纵深作战”的战术与战略概念。[4] 不仅如此，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从德军第六集团军的覆灭中重获信心;盟军的战略计算也因意识到“红军将向西推进战争”而根本改变。斯大林格勒还戳破了笼罩纳粹征服的“必然性”意识形态光环，证明法西斯可通过持续的群众抵抗被击败，而非仅靠外交斡旋或技术优势。从此，问题不再是“德国能否战败”，而是“败得有多快、付出多少额外代价”——而这一代价，由希特勒军队的疯狂抵抗，以及德国社会部分群体持续给予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所决定。[5]

到战争结束时，苏联的牺牲规模远超所有其他盟国：约2700万苏联公民(含士兵与平民)死亡，整个地区被摧毁，工业和农业基础大多化为废墟。这些损失不是胜利的“附带品”，而是胜利的物质基础。然而，在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中，这一现实逐渐被遮蔽。随着冷战对立加剧，苏联的苦难与成就被割裂：前者被承认(仅以数字形式)，后者被剥离政治意义。斯大林格勒被重塑为“悲剧事件”而非“决定性胜利”，其意义被稀释，以适配“社会主义无法拯救欧洲脱离法西斯”的叙事。对红军的亏欠，就这样转化为“意识形态麻烦”——被淡化、相对化，甚至遗忘。

对斯大林格勒意义的扭曲不仅限于过去，更是当下的“主动政治过程”。在欧洲和北美，借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研究者，以及构成上层建筑关键部分的电影、电子游戏，二战的历史记录正日益通过“反共”视角被重写：将法西斯与社会主义等同，同时掩盖纳粹战争目标的种族灭绝性质。在这种修正主义框架下，红军不是“解放力量”，而是“对称压迫者”;针对苏联的灭绝战争，被置换为抽象的“极权主义”叙事。此类扭曲服务于当代帝国利益：为极右翼运动的“平反”、历史记忆的“军事化”，以及“无休止战争”的常态化提供合法性。因此，准确记住斯大林格勒，不是怀旧，而是对“被利用的遗忘”的抵抗。

斯大林格勒没有提供令人安心的简单教训，但它提供了清晰性：它表明，法西斯不会因道德呼吁、制度渐进或抽象的“民主承诺”被击败，而只能通过能够直击帝国主义暴力根源的有组织、集体性斗争。它揭示了当资本主义危机转向“灭绝性战争”时所需的牺牲规模，以及当这种战争不受遏制时付出的代价。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确认：历史不是由“必然性”推动的，而是由极端约束条件下的群众行动塑造的。苏联的胜利既非偶然，亦非命中注定，而是通过政治意志、社会动员，以及对自由社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不愿想象的损失的承受所铸就的。

在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周年之际，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记住这场战役”，更在于“谁掌控其意义”。将斯大林格勒视为遥远的悲剧或中立的军事事件，就是抽空它至今仍携带的历史力量。正是在那里，纳粹的“灭绝计划”被粉碎;正是在那里，战争的命运(以及战场外数百万人的命运)被决定性改写。在法西斯再次被正常化、帝国主义战争再次被包装为“必要性”、社会主义被例行公事地斥为“历史错误”的当下，斯大林格勒依然是一个持久的对跖点。它提醒我们：历史上对法西斯最伟大的击败，是通过集体抵抗、社会组织，以及对当时尚无法保证之未来的不妥协捍卫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