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给落后企业站台才是破坏营商环境》发出后，反响很热烈。西贝这样的企业大规模闭店，不值得也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得到官方力量插手救场。

  在批判之后，我们还需要建设性的意见。我知道许多本号的读者有自己理想中的企业样板，比如全民所有制等等，但我们也该承认，短期内这是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的。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语境中，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才配得上“好企业”的称谓?在残酷市场竞争的同时，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才值得国家去扶持、民众去宽容?

   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企央企，其余企业中值得这样的，大概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类：
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制造与科技企业
(代表：华为、比亚迪、DeepSeek 等)


   西贝拿“4000名员工就业”要挟舆论时，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买账了?

   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明白，餐饮是刚需，西贝倒了立刻会有新的企业来接替它。只要需求在，就业就在。更何况，西贝这种去技能化的企业连正经厨师都没有，都是泛服务人员，离开餐饮行业也完全没问题。所谓4000个就业岗位，并不是西贝“创造”的。

   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但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其实学历越高才越难找到对口工作。因为一个高级工程师/科学家的对口工作，可能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就那么几家公司提供。

   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时期，随着运10等各类项目下马，大量军工科学家失业，转行卖面条、跑销售。


  现在很多名校毕业生无法回到家乡，也是因为他们的对口工作只有北上广深能大量提供，连家乡省会城市都不见得有。

  那些欧美名校留学的第三世界国家理工科高材生，一旦回国，就只能当出租车司机和导游，因为他们国家根本没有高新技术产业。

  所以，普通的服务业就业只需要交由市场调节，完善相关法律即可。高端制造与科技产业才是需要“保就业”的那一方。

  在这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道理——虽然都是资本积累，都是剥削，但其获取剩余价值的路径是不同的。

  一种是依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往往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如“715工作制”)、增加劳动强度、或者去技能化(如用预制菜替代厨师，雇佣廉价操作工)来实现。

  另一种是侧重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准确地说，是追求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华为、DeepSeek这类企业，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华为2024年研发员工约11.3万名，占总员工数量的54.1%，研发投入1797亿元，占全年收入20.8%。

  名校工科硕士应届生进入华为，起薪往往在年薪30万以上;而一位高级工程师(如17级专家)，年总包收入通常在80万-100万元甚至更高。

  这些高薪并非资本家的恩赐，而是因为企业通过研发掌握了核心技术，使产品的个别价值远低于国际市场的社会价值，从而攫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 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更多来自于占有技术人才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而非单纯依靠压低工人工资或延长工时来榨取。这使得在客观上，这类企业能够容纳大量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成为国家“一般智力”的蓄水池。

  更重要的是，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类企业是中国突破“外围”地位的关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技术垄断占据“中心”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和科技封锁(“卡脖子”)，本质上就是为了阻止中国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试图将中国永远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环节。

  如果华为或DeepSeek这样的企业倒下了，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了打破依附体系的武器。成千上万名高级工程师将面临失业，或者被迫降维去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这将不仅是GDP的损失，更是国家战略安全和未来发展权的丧失。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拥有核心技术，绝不是企业的免死金牌。

  支持这类企业，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底线地宽容它们。如果它们利用技术垄断地位，对内搞末位淘汰和无休止的无效加班，对外利用体量优势压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供应商，这些同样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
 

  第二类：
能够改善初次分配结构的良心企业
(代表：胖东来)


  如果说第一类企业解决了“生产”问题，那么第二类企业则是在试图解决“分配”问题。

  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长期以来，我国这一比重偏低，而且是越来越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宏观经济学中常说的“有效需求不足”。

胖东来这类企业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在微观层面践行了“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尝试。它们将企业利润的大头分给了员工，让清洁工、理货员也能拿到体面的薪水。这种“工资主导型”的分配模式，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微观基础。

但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在缺乏技术壁垒的传统行业，想做这样的企业难度极高。

  让我们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拆解。

  企业的总成本主要分为：

  固定成本：如房租、设备折旧、水电、贷款利息。这部分通常是刚性的。

  可变成本：主要是原材料和人工工资。

  当一家没有技术垄断优势的传统餐饮或零售企业遭遇经营压力时，固定成本很难动，原材料降级会砸招牌(如西贝用冷冻货)，那么削减人工成本就成了资本最本能的选择。

  对于胖东来这类企业，因为坚持高工资，其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显著高于同行。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很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些心狠手辣、不交五险一金、低工资、高劳动强度压榨员工的企业，反而因为成本低而活了下来，甚至通过低价挤死良心企业。

  胖东来在维持高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良好运营，靠的是创始人于东来个人的道德信念、独特的管理技巧和战略判断(这些都有相关研究，大家可以找来读读)，以及一些运气。这些都不太好复制。这类企业不止胖东来，只是它最有名。在这样的企业面临周期性波动的时候，是需要宽容和扶持的。


  第三类：
维持经济生态多样性的小微企业
(代表：无数的夫妻店、独立小店、工作室)


  第三类是那些常被被主流叙事忽略，甚至被视为“低端业态”的小微企业。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它们是缓解市场经济内生经济和社会矛盾重要组成。

   1. 对抗内生性的经济不稳定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扶植小微企业可以增强经济结构的多样性，降低由大企业周期性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提升经济系统的韧性。
  
   2. 缓解“产业后备军”压力，吸纳剩余劳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即机器排挤人)，大工业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产业后备军。

  像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其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是有限的。而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恰恰充当了吸纳这些劳动力的海绵。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挤出效应，缓和了因失业而可能激化的阶级对立。

  (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小微企业是理想形态，而是在现阶段对抗大规模失业的一种缓冲机制。)

  3. 延缓资本过度集中，分散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大资本通过竞争不断吞并小资本，最终导致垄断。

  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这种“资本权力的极权化”。它们的存在，分散了经济决策权，避免了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被少数几个寡头(如大型平台、连锁巨头)完全垄断。这种经济权力的分散，是保持社会活力、防止阶层固化的重要防线。

  4. 改善收入分配

  小微企业，尤其是夫妻店类型的企业，其经营者往往既是投资者也是劳动者。他们赚的钱，大部分留在了劳动者自己手中，而不是变成了巨头的超额利润。支持他们，本质上是有助于形成更分散、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5.对抗消费的“异化”

  马克思提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以餐饮业为例，这种异化表现为：为了追求标准化的利润，牺牲了“使用价值”的丰富性。

  网上很多人吐槽说，北京、杭州等大城市是“美食荒漠”，美食榜第一名是麦当劳。这其实是最近十几年资本无序扩张的结果，这些城市的老居民都回忆说，最迟到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美食很多。随着租金上涨和连锁资本的挤压，那些口味各异、充满个性的独立店铺被挤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预制菜连锁店。

  (笔者曾在澳洲留学。那边有非常强的独立咖啡店文化，也在尽力抵制星巴克一类连锁品牌的入侵。迄今为止，全澳洲有近三万家咖啡店，连锁品牌仅占不到5%。这常让我想起国内各色各样的早餐店，它们贡献了真正的饮食文化和城市烟火气。)

  连锁企业当然有其先进性，但绝不能任由其利用资本优势无限扩张，过度挤压同行业小微企业。当最好吃的东西变成麦当劳时，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资本彻底规训了。扶持小微企业，就是在保护我们生活的多样性，保护那些无法被工业流水线复制的独特手艺。

结语


  至此，关于西贝事件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批评西贝，并非否定所有企业经营者的努力，而是反对用“营商环境”的大旗来掩盖“商业逻辑”的失败。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企业而言，政府最应当做的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严格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框架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应交由市场机制去决定。

  而文中提到的这三类企业——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并能带动高薪就业、提升社会工资水平的科技企业，那些主动改善初次分配结构的企业，以及那些维持经济多样性与韧性的小微企业——它们因为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社会价值，才是在单纯的商业利润法则之外，值得国家政策给予额外扶持、值得社会舆论给予更多宽容的对象。

  当然，如切格瓦拉所说，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在处理紧迫的现实问题同时，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理想，为了更加根本性的改革做准备。我们最终希望能够跨越“初级阶段”，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