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昨天有同志私信问我，说这个遵义会议到底是哪天开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市面上现在主要有两种说法：有人言之凿凿说是1月8号进城就开的;也有人拿着档案说是1月15、16、17号开的。

然后这就引出了那个更敏感、更让大家伙儿心里犯嘀咕的问题：有人说，之所以后来把日期定在15号到17号，是为了配合那个“红星报主编”的行程，说只有改成这几天，那位主编才有可能算作“参加”了会议，否则按8号算他根本不在场。问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这是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搞的“春秋笔法”?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狠。这不仅仅是个日子的问题，这背后牵扯到我们怎么看历史，怎么看档案，以及怎么看某些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定位。那位主编是不是伟人，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但这不影响我们今天把这件事作为“史料”拿出来剖析。

今天这篇文章，咱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定调子。我也不最后非要给你按头承认是哪天。咱们就当一回“历史的侦探”，把这两边的证据、逻辑、还有那个年代的那些不得不说的“人情世故”和“政治博弈”全摆在桌面上。字数会比较多，道理会比较硬，希望大家耐下心来，咱们慢慢盘。

第一章：血色迷雾下的“1月8日说”——来自直觉与记忆的呐喊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当时的老红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会议是1月8日开的?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要回到1935年的那个冬天。那是怎样的一个冬天?湘江一战，血染红了一江水，八万六千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残兵。大家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头上是国民党的飞机，屁股后面是几十万追兵，队伍里弥漫着一种什么情绪?是绝望，是愤怒，更是对指挥层——也就是博古和李德那套洋教条的极度不信任。

(一)“进城即开会”的生存本能逻辑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像样的城市。对于一群在山沟沟里钻了几个月、随时准备掉脑袋的人来说，遵义就是诺亚方舟。

按照正常的革命逻辑，或者说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当你从死亡线上挣扎着爬到一个安全岛上，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肯定是总结教训，确立方向。

战士们在问：“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干部们在问：“往哪里去?”

这种焦灼的情绪是按不住的。所以，很多持“1月8日说”的同志认为，红军1月7日进城，中央领导人绝不可能优哉游哉地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再开会。救亡图存如救火，必然是进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8日，甚至7日当晚，大家就得坐下来吵架，坐下来开会。

这种推断，符合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极度危险的物质环境，决定了必须要立刻产生新的指挥意识。

(二)记忆的惯性与档案的缺失

我们要知道，当年的档案保存是极度困难的。很多会议并没有留下像现在这样详尽的、打印好的签到表。很多事情是靠后来的回忆录凑起来的。在很多老同志的模糊记忆里，进城那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吵架，吵架就是换人。这种记忆的时间轴往往是被压缩的。在他们的感官里，那一周的时间可能浑然一体。

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当时有一份名为《红星》的小报(注意，就是那位主编负责的报纸)，在进城后不久确实发过一些关于“整顿”、“休息”、“总结”的社论。这些社论的发布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议已经开始或者已经结束。

所以，“1月8日说”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战争紧迫感的历史认知。它告诉你：局势那么急，谁有功夫等到15号?

第二章：故纸堆里的“1月15日说”——档案的冷硬证据那边说是8号，这边党史界主流拿着电报说，不对，是15号。咱们也看看这边的证据硬不硬。

这边的依据主要来自现存的中央档案馆的电文，特别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军事电报。

(一)电报时间线的反证

我们现在能查到的，1月10日、11日、13日，周恩来和朱德还在连续向各军团发报，部署遵义周边的防御。特别是针对国民党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的动向，红军在进行紧张的调动。持“15日说”的专家认为：如果8号会议就开完了，或者8号正在开，那么这些军事部署的电报里应该会体现出会议的新精神，或者是会议决议的内容。但是，这几天的电报主要还是在讲具体的“堵口子”、“修工事”。

直到1月15日左右，遵义周边的警戒线相对稳定了，外部威胁暂时被挡在了安全距离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才有那个“物理条件”坐下来，安安心心开这一场决定生死的三天长会。

(二)“橘林谈话”与政治准备期

这里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逻辑，也是毛主席作为政治大师的高明之处。

如果8号一进城就开会，当时博古和李德虽然败了，但在形式上还是最高领导。毛主席虽然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争回了一些话语权，但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彻底推翻“左”倾路线，彻底把博古、李德拉下马，这是需要票数的，是需要共识的。

这一周的时间(7号到15号)，恰恰是毛主席进行“统战”的时间。这就是著名的“橘林谈话”。毛主席利用养伤的机会，在这个空档期里，分别找张闻天(洛甫)、王稼祥谈话。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湘江为什么败，讲李德为什么错。

通过这一周的“非正式串联”，毛主席成功争取到了张、王二人的关键支持。形成了“毛张王”的铁三角。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7天是“量变”积累的过程。如果没有这7天的酝酿，甚至没有这7天的拖延，如果在8号就仓促开会，能不能形成后来那样一边倒的压倒性胜利?很难说。

所以，“15日说”的支持者认为，这一周的空白，不是闲着，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是政治博弈最精彩的暗战时刻。

第三章：那个“红星报主编”与日期的玄机好了，最尖锐的部分来了。

既然15号看起来逻辑也通，为什么会有人质疑这是“改日子”呢?这就不得不提那位“红星报主编”。

(一)他到底在不在场?

关于这位主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历史上的争议非常大。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按照当时的级别，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甚至不是军团级别的指挥员。他只是总政治部宣传部下属的一个报刊主编。按照常规的组织原则，这种级别的扩大会议，他是没有资格坐上桌的，甚至连列席的资格都很勉强。

但是，后来的官方叙事里，他不仅参加了，还是会议的“记录者”，后来更是变成了“秘书长”。这里面就出了一个Bug：如果会议是8号开的，有考证说那时候他可能还在行军路上，或者在处理其他事务，根本赶不到会场，或者说根本没人通知他来。

(二)“改日期”论的逻辑

于是，坊间和一些研究者就提出了一种推测：假设会议原本真是8号开的，而那位主编当时确实没参加。那么，等到后来他掌权了，成了“核心”了，为了确立他在党史上“挽救红军、挽救党”的在场感，为了证明他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定追随者”，史书就需要他“在场”。可是8号他确实不在啊，怎么办?那就把会议日期往后挪!挪到15号!因为15号的时候，他肯定在遵义城里了，这时候再给他安一个“代理秘书长”或者“记录员”的头衔，逻辑上就通了。

这个说法，咱们听着是不是觉得挺有“道理”?因为它符合咱们对“权力重构历史”的认知。尤其是那位主编后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些，以及他个人历史地位的极速上升，让大家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有没有水分。

(三)我们摆事实，不诛心

但是，咱们既然说是要有理论依据，就不能光靠猜。我们来看看这个推测的漏洞。要把会议从8号“改”到15号，工程量大不大?太大了。因为这涉及到成千上万份电报的日期核对，涉及到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口径统一。虽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要在几十年后把这么多档案的时间戳全部天衣无缝地改一遍，难度极高。

目前看到的13号、14号的军事电报，原件都在，上面的日期是很难伪造的。这些电报确实显示当时首长们还在忙着打仗布防，不像是在开会的样子。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为什么关于这位主编的参会身份，一直讳莫如深?一会说是秘书长，一会说是记录员。而在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手稿(这可是铁证)里，列出的参会人员名单，确确实实没有这位主编的名字。这就很尴尬了。如果他是正式参会，陈云传达时为什么不提?如果他只是个记录员，后来为什么要把他的地位拔得那么高，甚至暗示他起到了决策作用?

这里面有没有“为了尊者讳”的成分?有没有为了塑造“第二代核心”合法性而进行的修饰?我认为，这种嫌疑是洗不掉的。即便日期真的是15号，即便没有为了他改日子，但强行把他塞进那个核心决策圈的叙事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再创作”。

如果历史非要给他加一把只有伟人才能坐的椅子，这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椅子是不是也是假的”这样的联想。

第四章：真理在争论中显现——我们该信什么?同志们，事实我摆了一大堆。左边是：老兵的记忆、进城的本能、以及对“权力修改历史”的警惕——指向1月8日。右边是：冷冰冰的电报、毛主席的政治铺垫、以及档案的逻辑——指向1月15日。

中间夹着一个尴尬的“红星报主编”，成了搅动这池浑水的棍子。

咱们这篇文章，不给结论。因为一旦给了结论，就显得我子珩墨好像掌握了绝对真理一样。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迷雾。

但是，我想跟大家探讨几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才是我们读历史的真情实感。

(一)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

如果我们过分纠结于“是不是为了某个人改了日子”，我们是不是陷入了“英雄史观”的反面?哪怕这个人不是英雄，我们是不是也太看得起他了?认为他一个人(或者后来的一群人)就能只手遮天，把几万红军的集体记忆全部抹杀?客观规律告诉我们，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必然的。

不管是在8号开，还是在15号开，博古李德的下台是必然的，毛主席的上位是必然的。这才是历史的大势。至于那个主编在不在屋里，说句难听的，对于当时的革命进程来说，根本不重要。他当时没有那个分量去影响历史的走向。哪怕后来他把自己吹得再高，在1935年的那个寒冬，他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记录者，绝不是掌舵人。

(二)对档案的迷信与怀疑

我们相信档案，是因为档案是唯物的。但我们也不能全信档案，因为档案是人写的，也是人保管的。陈云的手稿里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档案。后来的教科书里有他的名字，这也是“档案”。当两份“档案”打架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看：谁在说话?为谁说话?

如果把日期定在15号，是为了掩盖某些人在8号缺席的尴尬，那这无疑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如果日期本来就是15号，但后人非要利用这一点来神话某个人，那这也是一种投机。

(三)真情实感的历史温度

我们追问日期，不是为了搞学术考据，而是为了还原那群人的真实状态。不管是8号还是15号，大家想一想，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身上带着伤，肚子里没有油水。他们坐在遵义那个还算暖和的小楼里，争论的不是谁当官，而是这几万兄弟的命还要不要送?中国革命的火种还能不能保住?

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是据理力争，是被压抑了三年后的总爆发。那种悲愤，那种责任感，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才是遵义会议的灵魂。至于那个主编，他是不是坐在角落里削铅笔，或者是不是在给会议倒水，这真的能影响毛主席的光辉吗?我觉得不能。

反过来，如果非要通过“他在场”来证明他的伟大，那恰恰说明了他的底气不足。真正的伟人，不在于他是不是参加了某次会议，而在于他是否一直站在人民的一边，站在真理的一边。

尾声：让疑问留在风中

同志们，这篇文章写到这儿，恐怕字数早就超过我的想象了。我没有告诉你们确定的答案。也许是1月8日，那是战士们心中的急切;也许是1月15日，那是政治家们的筹谋。也许那个主编真的去了，也许他根本没去。

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朴素的认知：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了毛主席，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雏形，而不是因为有了其他什么人。

如果有人非要说是为了照顾某人的行程而改了历史，那我只能说，这种手段极其拙劣，也极其可笑。因为历史的丰碑是人民用心刻出来的，不是用橡皮擦和铅笔涂改出来的。

关于那天到底是几号，关于那张桌子上到底坐了谁，证据我都摊在这儿了。信哪一个，诸位同志，你们自己心里那是明镜儿似的。咱们就不说破了。

咱们下回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