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9月21日，年近七旬的恩格斯坐在伦敦的书桌前，给一位名叫约瑟夫·布洛赫的年轻人写了一封长信。这位年轻人是柏林大学的学生，他写信向恩格斯请教一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因素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恩格斯的回信语气罕见地恳切，甚至带着几分自我批评的意味。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这封信并非恩格斯晚年的孤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接连给康拉德·施米特、弗兰茨·梅林、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信，反复澄清同一个问题。一个思想家在暮年如此执着地纠正一种误解，这本身就说明这种误解有多么普遍、多么顽固。恩格斯显然意识到，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理论正在被简单化、庸俗化，而如果不加以纠正，这种误解将严重损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那么，这个被恩格斯称为“荒诞无稽的空话”的误解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出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农业社会产生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工业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政治和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有物质基础；要理解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必须首先理解它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于，这个命题太容易被推向极端了。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是不是意味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都只是经济的附属品，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是不是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完全由经济规律支配，人的意志、观念、选择都不起任何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研究清楚生产方式，就可以自动推导出一切社会现象？
这正是经济决定论的逻辑。它把马克思的命题绝对化、机械化，把一个强调物质因素重要性的方法论原则，变成了一个否定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僵硬教条。按照这种理解，历史成了一部由经济规律驱动的自动机器，政治家的决策、思想家的创见、偶然事件的发生，都不过是经济力量的表面反映，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
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理解。他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发生影响”和“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恩格斯明确承认上层建筑因素对历史进程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是“主要的”。这与那种把一切都还原为经济因素的粗暴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恩格斯还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合力。他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历史不是一条由经济规律单独决定的直线，而是无数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相互碰撞、相互抵消、相互合成，最终形成一个谁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结果。经济因素是这些力量中最基本、最持久的一种，但它不是唯一的力量，更不能直接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给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更加坦率地进行了自我反思。他承认，马克思和他自己过去在论战中有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没有给予其他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他写道：“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承认：理论表述往往受到论战语境的影响，强调什么、忽略什么，有时是由对手的立场决定的。当对手完全否认经济因素的作用时，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要大力强调这个因素；但这种强调如果被孤立地理解，就会造成偏颇的印象。恩格斯还特别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他指出，哲学、宗教、法学等思想领域一旦形成，就会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并不是每一步都直接反映经济变化。一个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体系时，主要是与前人的哲学体系对话，而不是直接从经济现实中推导出自己的观点。当然，如果把视野放宽，从长时段来看，思想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但在具体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思想有它自己的传统、问题和演变逻辑。

这个观点对于理解思想史和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机械地套用经济决定论，就会把一切思想都解释为经济利益的直接表达，把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变成阶级立场的传声筒。这不仅歪曲了思想创造的实际过程，也使唯物史观失去了解释的精细度和说服力。恩格斯的澄清提醒我们，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创造性。那个关键的限定词“归根到底”在这里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恩格斯说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这个表述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层次区分。在终极意义上、在长时段中、在根本趋势上，经济因素是最具决定性的；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短时段内、在特定事件的发生上，其他因素可能起到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作用。把“归根到底”省略掉，就把一个有条件的、有限定的命题变成了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命题，这正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所在。

恩格斯晚年的这些书信，后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文献。它们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自己理论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简单化的误解有着高度的警惕。这种自我批评和自我澄清的精神，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任何理论都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任何表述都可能被误解而需要澄清。这些书信对于我们今天阅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第一，不能把理论命题绝对化，要注意限定条件和适用范围。第二，要区分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结论，唯物史观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指导我们关注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但并不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第三，要警惕论战语境造成的偏颇，理论家在特定情境下的强调，不等于他对问题的全面看法。第四，伟大的思想家也会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加以修正，这是理论进步的正常方式。经济决定论的诱惑在于它的简单性。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因素，这是一种智识上的省力做法，它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似乎可以打开所有的锁。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是不能用一把钥匙来应对的。为什么同样的经济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有些思想能够超越它产生的时代而具有持久的影响？为什么偶然事件有时会改变历史的走向？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决定论无法回答的。恩格斯晚年的反复澄清，是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一个好的理论应该有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不应该来自于它的包打天下，而应该来自于它的恰如其分。唯物史观的价值不在于它声称经济决定一切，而在于它揭示了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为理解其他因素的作用留下了空间。恩格斯的书信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教条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以发展的理论框架。那些把它简单化的人，恰恰是在削弱它的生命力。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一种释然。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人是经济规律的木偶，并不否认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并不主张用一个简单公式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他们的理论比流行的误解要丰富得多、也精细得多。下一次当有人用经济决定论来代表马克思主义时，你可以告诉他：去读读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吧，看看这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