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雪星是一位来自东北的统计学专业学生。在这篇访谈中，他分享了自己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些内容有的受文化环境转变之启发，有的来自代际内部的比较，还有的立足于他的学科视野。

在雪星的叙述中，“潮酷理论”的传播是一种当前社会的新现象，它提供了一系列多元的文化视角，为我们认识当前的社会现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也正因如此，坚实的确定性变得更为重要，我们在空前广阔的空间中格外需要一种办法来锚定、夯实自己的立场。从统计学学生的视野出发，雪星认为数理形式将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思考社会问题。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要的数理素养能够使人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作为潮酷理论的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地域差异也为雪星所重视。在雪星南下求学后，他发现了东北和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相似性，以及使得这种相似中止、双方历史境遇从此大相径庭的社会经济节点。

若各位读者对雪星的观察感到同感，亦或者希望补充新观点、批评旧观点，欢迎阅读本文并在文末留下你的想法。

注：图为被访者雪星拍摄于丹东站前

01 来自“零零后”的左翼

我在大一前就开始接触左翼思潮。虽然我现在会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左翼意识形态，但在高中时，周围人最认可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当时我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在高三或者到大一的时候，我受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比如艾跃进等人的影响——去读了一些毛的书，并沿着他提到的人物往下读，遍及马恩列斯，读完之后我的思想逐渐转向，可以说具有一种左翼立场了。自大二以来，通过接触网络上持有各种理论立场的人，我逐渐了解了西马，并逐渐接受了其中的许多理论，我现在的立场也算半个西马。西马的理论和毛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因为他们面对着同一个时代的具有总体性的问题，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差异很大的。1968运动前后的很多思想家也受毛的思想影响，如阿尔都塞会给他做一个反向解读，我认为这可以补充一些中国本土解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把毛解读为一个斯大林化的形象。总的来说，以毛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对我早期左转的影响很大，现在我的理论立场则非常有兼容性，会认为大多数理论间都不存在强烈的直接矛盾。

我自己是零零后的一员，但零零后之中也有不同。在我这一代可能接受的教育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教育，但是在我的后一代，比如说比我小4-5岁的人，他们现在差不多上大学了，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后现代化程度在提高，更多地接触了一些潮酷理论。比如说，他们的多元身份或者多元包容观念更加极化，比我们这一代的统一性要弱很多。其中有很多接触后现代理论的人，lgbt 的出柜比例我觉得也多很多，从事女权运动的也更多(这里的“女权”不是贬义词)。另一方面，互联网在这一代中有格外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几乎是在现代网络中长大的。我记得我在高中之前连微信都没有，在上大学之前也没有自己的手机，所以我当时没有什么线上生活，也没有深度融入互联网环境。我觉得这种媒介的改变可能会对比我年轻一些的这些同学影响更深刻。

补充一点，我觉得潮酷的理论是一种拜物教现象，是一种对符号的崇拜，也就是对“新”的理论的偏爱。如果我追求时尚的衣着，那么我会根据每个月或者季度的新流行去改变我自己的打扮，这就是一种”新“的符号的象征，以表面上的差异来掩盖实际的同质性——比如这些衣服作为文化符号传播开并被人消费的相同模式。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被表面所迷惑，以至于觉得它是具有差异性的，或者这种理论是新的因而是更具有解释性的。在现代主义以来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核心的思维方式就是越新的越好，但这个”新“的掩盖下，旧的东西通过变换外貌得以长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潮酷理论追求的新理论很多恰恰是旧理论的复读或改写(当然，这种改写有时候是有助于打破教条化后思考的贫乏的，比如对张一兵)。

相对于零零后来说，我接触的很多零零年前后出生的学长，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则可能有比较强的保守主义色彩，确切来说，是政治上保守主义(中国意义上的)，经济上自由主义。这和同为零零后的另一批人所接受的教育大有不同。我还记得与我高中的学长跟我说，当年他们上初中的时候，教室里天天放奥巴马的竞选演讲，所有人都非常关注美国的政治情况，自由主义氛围比较浓郁。等我上初中高中，尤其我上高中的时候，国内的宣传模式已经转变成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和特朗普打关税战，民族主义有较强的外部诱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2015年或者2012年之后的经济趋势，用官方的说法就是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会更强调国内市场、双循环之类的，形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

我读初高中的时候，处于一个信息闭塞的应试教育环境，这种环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的一面在于，我有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去思考，让我觉得我和各种比较丰富和复杂的思想能够慢慢对话，这使得我不太追求那种潮酷的理论，也不太热衷于线上交友。虽然可能是一种偏见，但我确实会想：比我更年轻的世代，他们的交流能力是否下降了？我觉得我的交流能力还是可以的。这种环境的坏处在于，会导致我高中的时候几乎对社会思潮甚至是历史思潮没有什么了解。当时在宣传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所以我一度是一个非常相信儒家的人，读了非常多的四书五经一类的书，我觉得这就是信息闭塞导致的结果之一。当时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才会觉得它和儒家是可以结合的，大概就是这样。

应试教育带给我的个人经历也影响到了我的一些看法。比如，对于“工人是被现有的生产方式所异化的”这个观点，会有人认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也是被异化的一员，他不按资本的命令行事就会破产，所以工人和资本家应该一起改变现代社会(吉登斯嘛)——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结合我的中学生活来说，虽然所有受应试教育的人都无法发挥其作为人的基本天性，得不到费尔巴哈所谓的“人的本质的实现”，但在这个环境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依然比另一些活得更好，好学校里的学生会得到更好的条件，学习好的学生会比学习不好的有更优的生存状态(而且这会导致教育支出大幅增加，客观上让富裕家庭出身的人更有竞争力)。之所以我会觉得我在高中没有什么压力、我对应试教育不会特别反感，就是因为当时我处于应试教育体系里一个比较既得利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反而会对应试教育有一种”怀旧“感，从中并不感到有什么创伤。同理，这个逻辑使得我对前面“资本家也被异化”的一类观点不能认同。

不过，虽然我关于应试教育的创伤没那么深，但用福柯的话说，这种人只是被生命政治治理得更好。虽然我今天是非常反对在教育中进行竞争以至于让大家内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一些同学，他们现在可能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取得比我更高的成就之后，我还是会嫉妒他们。

02 统计学学生的思考

现在我的专业是统计，出于个人兴趣也看了不少政治经济学，这让我察觉到一种现象，即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的数理崇拜，以及与之相应的对数理崇拜的批评。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现在非常反对数理崇拜，即使如此，我内心依旧重视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我觉得数学本身是相当有必要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认为今天社科领域对数学的误用是对数学不够了解所致。现在有不少实证的经济学论文，它们对数据的分析仅仅是把数据扔到一个模型或者软件里，然后得到一些分析结果。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保罗·罗默，(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一篇文章(参见孟捷他们那本主流经济学批判)中提到，一些软件(没错，就是stata)会自动为你修饰补充数据，哪怕你输入数据格式不对也会自动调整以保证正常格式的输出。很多人在用模型的时候并不了解模型的原理、背景和假设(想想你是不是广义线性模型对应的各种残差分布或者贝叶斯方法的共轭分布都背不下来)，并不能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发现数据真正反映的东西(我相信给我一个数据集，我能尝试出所有你想要的数据分析结果)，这种研究一定会出问题。我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此前网上有人去扒武大某同学的研究论文，并且确实找出来了一个核心模型使用不当的错误。这就显示了今天大多数经济学硕士，甚至博士，对数理掌握不够，以至于很多研究甚至能找到不少相反的结果，得到矛盾的结论(参见关于利润率下降的一大堆论文)。

此外，我认为今天的左翼思潮必须多争取一些数理素养很好的，技术领域或者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这些人，他们就会变成尼克·兰德的支持者，或者无意识的保守主义者——美国硅谷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这同今天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工作的环境和社会地位有一定联系（参见阿多诺对科学技术融入现代社会核心的批判）。

我现在是比较认可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我说的这个结构主义思潮，是从1900年前后的数学结构主义以来的广义结构主义脉络出发的(也可以叫数学形式主义)，希尔伯特曾和弗雷格辩论，说数学或者命题是一个纯形式化但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系统(当然，这里还要提防工具理性的危险，还要提防把社会主义变成价值判断的康德主义)。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任何领域都可以被形式化。巴迪欧讲哲学为什么要以数学作为本体论，因为哲学是会把任何事物都形式化的方法——任何事物都具有形式的层面，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形式化。所以我会认为对任何领域、学科，数学方法都适用，或者说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方法都适用(这里可以参考皮亚杰把儿童心理发展过程数学化，比如关于“可逆”的观念)。比如价值量问题就是一个形式化的问题，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适用的。但是，我觉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数理方法的使用是错误的，哪怕斯大林都比分析马克思主义更接近马克思得多。数理方法不应该被变成烦琐的语言和逻辑分析(我们看到，科恩等人笨拙地用奇妙的比喻，比如野餐的时候和你的朋友共用烤架，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可欲性)，而应该用它将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形式化。

除此以外，我还认为今天的统计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以及与它们紧密结合的一系列东西，实际都遵循控制论思维，和形式化方法完全矛盾。我理解中的控制论就是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或者说一个推荐算法，它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会点菱形的广告图标而不是方形的，它只要把数据输入模型，通过调控参数来直接得到想要的输出，而不用管中间的机制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模型内部可以是一个黑箱——这当然不利于研究模型内部的机制。控制论思维和形式化思维是直接矛盾的，因为控制论思维不需要知道内在发生机制是什么，它注重的是实用性，只要能预测到结果的变化就够了。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统计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方法论，和传统的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差异巨大。像物理学，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以来，就是先从形式化方法中推出一个无矛盾的物理系统(弦论也是这样)，再用实验去检验这个系统是不是正确，这和今天的控制论思维大相径庭。实际上，维纳本人就意识到了控制论思维的局限，所以他晚年被梅西会议边缘化了，剩下的傲慢的物理学家们忙着搞一个类似小3K党的基因决定论的生物学控制论模型。

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一些数理方法和模型化的方法就很值得被借鉴，马克思主义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成果，但在国内的传播程度还不够广(注意，仅仅是传播不广)，也许在国内宣传一些数理马能够增加理论自信。除此之外，就像德里达讲的，主流经济学这个东西就是你越讲你越发现什么都能用几个基本方法论(注意，是方法论!比如市场万能、交换行为的自发性、心理效用等)解释，但你会发现它自己的内部矛盾就会同时暴露出来。它作为一个近现代学科的症候，它表现出来的矛盾，这就已经是一个很经典的研究对象。主流经济学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增加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吸收，从2000年或2005年以来，主流经济学就在关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想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更稳固的人类学基础。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多吸收人类学和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比如社会批判理论纪事19辑的戈德里耶)，才能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并发挥它在劳动过程研究、经济人类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

我的另一个观察是，现在网上经常有一种哲学爱好者和经济学爱好者相互撕逼的情况。比如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群里面，学经济学的会骂搞哲学是哲逼，觉得他们只知道说黑话，一点不懂现实经济。学哲学的则觉得搞经济学的看问题不够深入，只会无脑地去搞数据。在我看来，今天的各门学科细分削弱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学界内两者也许还有一些交流，学界外就更少了。就这个意义上说，很多网络社群可能不够学院派，对哲学或经济学专业方面了解不够多。比如说一个理工科出身的王佐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可能会认为哲学都是在说黑话，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也反映了哲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内在问题。今天你在网上，比如公众号上，能刷到的大都是专业期刊或者专业入门书籍，你能看见的一般的哲学公众号很多都是说黑话的理论，看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壁垒非常高的理论(最近刚看到一本超贴近现实的资本论入门，推荐给大家!)。

这会让别人没法理解它们在说什么，以至于觉得它们在搞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虽然这也是很实用主义的说法），这是今天出于兴趣研究的人很容易遇到的情况。经济学和哲学的互相融合是大势所趋，哲学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面(在这里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觉得海德格尔不能)可以给经济学提供一个很强的方法论基础，经济学可以反过来给哲学提供一个走进现实的途径。中国的很多哲学教授其实对现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脱离那套黑话就没有专业性，他们自我扬弃的一个路径也许就是进入经济学，进入社会学。同时今天的学院派哲学和经济学确实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如果不克服这些问题确实会让很多人想和学院派划清界限。

03 如何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觉得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的整体。潮酷理论中很多人也会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比如德勒兹。今天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有各种不同的所指，比如说，如果他指自称或者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只需要你站在泛左翼立场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什么德勒兹主义、左翼加速主义、斯大林主义......很多东西都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狭义方面，也就是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在阿尔都塞标准范围之内（包括他）的都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之外就不是。

但是今天特别需要的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你接纳什么样的理论倾向，取决于现实的具体社会状况。现在我认为我能接纳西马理论，即使我不认同其中一些人，我依然可以从他的方法中取得一些我自己能够有所收获的东西。例如拉康，我觉得拉康已经比很多人都更马克思主义了，不过有时候也真看不懂他的书。或者说德里达，虽然我非常讨厌德里达这个哲学家，感觉他天天说胡话，政治上也很难评价，但是他的某些方法或者说冠以他名义的方法，对我有所启发。同时我认为很多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形式上非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会提供很多见解，比如巴迪欧在严格意义上离阿尔都塞也很远，以阿尔都塞的判断标准，他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形式化方法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助益。(一个极端的例子，谢克甚至认为哈耶克也有可取之处)

除此之外，在左翼内部常见的一种批评是“你不够实践”，或者“不够融入无产阶级”。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你不去参与无产阶级劳动，你就会丧失某种阶级意识。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必须维持这种阶级意识不丧失。但这种“丧失”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人如何把他自己的思维、立场与生活相结合，我认为基本取决于他从小到大养成的思维模式、接受的教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若没有根本上的全面变化，我觉得阶级意识本身不会轻易改变。比如说即使我去工厂里劳动，也不会拥有一般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我去“实践”的目的就已经和工人完全不同了。一些人类学家去原始社会做调研，可能会在其中住几年，但实际上恐怕也完全没有融入这个原始社会，他们不能从这个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出发去思考，而是用他者的眼光凝视这个社会。这可能有点唯成分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搞点唯成分论不是坏事，之所以能有这个说法，就代表它也会有一定解释力。同时，讲实践有时候是没有理论的一种症候，阿多诺在论批判论顺从两部曲里说的很明确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天想像列宁那样去活动是很困难的，虽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肯定会对这件事抱有很大的内疚感，但我依然认为，在今天的社会，在某一立场下统一起来的人之间，他们的分工程度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比如我是搞统计的，我就应该在这方面为其他人提供一些技术、帮助、专业见解，而不是去机械地“实践”。在我看来，实践是有多种形式的，当然你如果天天在网上对线那可能确实很抽象，而且没什么建设性，但毕竟立场和生活结合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人们狭义上理解的“实践”，以及王佐中互相指责的狭义上的“不够实践”，在今天是比较不可取的，我建议看开一点。

04 南下北望，社会殊同

虽说我现在在南方上大学，我觉得我对南方的社会文化我也并没有深刻地了解。仅就上海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潮酷的城市，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化的城市。比如说，在东北很多人读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是最“前沿”的了，也不乏读基督教和儒家的人，但到上海你会发现每个上海人（至少，一半大学生）都认识齐泽克，甚至是他们向我第一次介绍齐泽克，这也许就是一种文化差异。但我也不觉得上海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南方社会环境。

凭我的观察，中心城区的老上海人和相对外围的新上海人是有很大差异的。老上海指的就是在改开之前，上海中心城区作为工业城市人口的1200万人，比如杨浦、长宁、黄浦、静安这些区的人。新上海主要指的是徐汇和浦东的，80年代之后来上海住的人，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气质是有很大差异的。老上海人会近似于老北京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比喻——你在弄堂里走，会有老上海人跟你搭话，然后就开始跟你吹上海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在新上海绝对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新上海人比较像尼克兰德)。

东北的发展模式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之前是和上海非常相似的，因为当时上海是轻工业中心，东北是重工业中心。改开之后上海和长三角的发展模式，就是长三角的周边城市成为上海的和上海整体形成分工。上海可以把自己的轻工业放到周边，像无锡，义乌这些城市去，它自己转型成为金融-商业城市，尤其在上海的中心区是如此。上海转型成功，东北转型就失败了，原因之一我觉得是轻工业资本更容易流动(三资三化)，而重工业资本中的固定资本，也就是机器，单个价值较高而且不易搬迁，所以不容易流动。当然还有政策偏向等等原因。

我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如果东北的重工业是大幅减少的，那么这些重工业转移到哪里去了?因为中国今天的重工业依旧是自给自足程度非常高的。(这个问题也是向读者提的)

除了发展模式，东北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模式和上海也比较类似，而且城市化水平非常高。比如我姥爷是国有企业转私有企业的经理，他会认为改革开放确实极大提高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很多东北工人会将八十年代描绘为黄金时代，那时还没有下岗，待遇也很好，每天下班后都能出去玩，跳个舞什么的，其市民化的意识形态也和上海比较类似。东北不仅现代化进行的早，而且后现代化也是很早的，从一零年前后起东北整体的社会气氛就已经比较后现代化了(但是竟然没有很多人读后现代哲学!看来更有可能是鲁尔和五大湖化)。

有一种说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东北是“大熔炉”，能够同化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实现更早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我想我家就非常能够体现这一点。我姥爷有锡伯族血统，我高中同学中也有锡伯族，但我高中班级里的同学完全不认为少数民族同学和其他人有任何区别，大家正常交流，具有强烈的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所以我完全不会感受到我是一个具有多民族背景的人，这是我长大之后不断去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才了解到的。我家可以说有封建时代贵族的遗老、当地的农民、闯关东的移民，还有来自南方的知识分子的血统。但这其中的差异都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融为整体地认同了。

不过，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一定同民族和传统文化有那么大的相关性。对于东北来说，首先是因为东北的被(日本)殖民经历留下了一些工业基础，其次是因为东北当时的人口相对稀少，还有大量的土地(北大荒)，同时日本战败之后的大规模闯关东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三我想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投资模式，计划经济模式会让东北的城市化速度比其他地方更快。作为对照，我认识的河南朋友会认为改开之前农民活得不好，因为工人吸了农民的血，他家以前是农村家庭（虽然是地方豪族，已经转型国企领导了），所以他会这么认为。

东北也有一些特殊性。我父母在90年左右参加工作，这一代人往往是有几种类型。有一种是在八十或九十年代实现了阶级上升(不是阶级跃升，是伴随土地金融的中产化)，这类人不算很多。我在上海认识的很多这个年代的老东北人，都是近三十年移居上海的，还在上海有房子，我觉得这就可以算作第一类。另一类可能就是我家这种，他们继承了之前留下的各种社会资本，没有发生阶级下降，比如我父母都在较为稳固的公家单位工作，对于九几年的下岗潮没有任何感受(甚至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但我祖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之中其实是有实现阶级跃升的。比如说我祖父辈的一个朋友，盗取几百万上千万的公家财产就转型成了资本家，而我祖父辈由于不拿公家的钱，就没有转型成资本家。还有一批人，就是在九十年代下岗潮中下岗的人。以沈阳为例，沈阳整个铁西区都下岗了，当年一年下岗了四五十万人。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虽然谈不上是阶级下降，但确实从福利国家的无产者地位进入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中的无产者地位，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有了一个大幅下降——甚至平均寿命都有了一个明显下降。这三种类型在东北体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