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篇文章聊到，姚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报纸整整19天都不转载。那么，上海方面是怎么应对的呢?后来为什么北京又转了姚文?转载之后，北京又是如何转移斗争方向的呢?

面对僵局，上海张CQ的办法是：一是派人联系有影响力的学者，请到文汇报编辑部开会，会后把讨论纪要整理发表，就是想把讨论搞起来;二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马捷，写了篇反文章批评姚文，说姚批吴晗是断章取义，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文汇报加了按语登了这篇文章，一连六天，就是想借反对声音，吸引更多人参与争论。结果，依然没啥效果。

姚文发表次日，毛主席就离京南下了，11月17日到了上海，他关注着此事的进展，对北京不转姚文非常不满。毛主席指示上海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并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于是，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问订购数量，大多地方都回电了，就北京拖着不回复，打电话问也不表态，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北京新华书店请示时，市委宣传部李琪让他们绕开市委宣传部，直接找中宣部。在这期间，周总理也到了上海，他是来给斯特朗祝寿的。罗瑞卿也到了上海，他是要陪毛主席见柬埔寨的朗诺。上海的书记陈丕显觉得北京上海这么僵着不是办法，他找到罗瑞卿说：“你注意到那篇文章没有，是江组织写的，文章登出后，除了我们华东地区的几家报纸转载了，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报纸都没有转载，毛主席很生气，让我们出单行本，还不让跟其他人讲，这样下去，矛盾激化起来，毛主席不是更生气吗?我想让总理知道这件事，你罗长子不是外人，你看我是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汇报?“罗瑞卿想了一下说，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为好。罗瑞卿报告次日，总理见了陈丕显并表示感谢。罗瑞卿还趁此机会确认了毛主席对姚文的态度，之后，罗安排《解放军报》尽快转载。罗还给彭真打了电话说，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他笑了，估计他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僵局就此被打破，在周的督促下，11月28日，彭真与北京和中宣部部分人讨论转载姚文一事。会上，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即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会上，彭真还要求北京各报错开日子转载姚文，不要集中在一天，以免压力太大。29日，《北京日报》转载，并加按语说“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这个按语是市委讨论，范瑾起草，彭真审定的;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选这一专栏就是要定性为学术批评，且加按语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也没有支持姚文，是彭和周审定的，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加的;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按语与上面的口径基本一致。这就是错开日期转载，并加按语扭转批判的方向。《解放军报》就不同，它是29日转载的，按语与姚文一致，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还说“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

12月6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以上四家报纸的按语，并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按语登在前面，也等于是定了调，彭真对此极为不满。除了按语，北京还直接组织自己的班子写文章，重点是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可谓分工明确，邓拓批吴的道德继承论问题，李琪批吴的历史观，最后让吴自我批评。有人说，这是北京的双簧，邓拓定调子，吴晗照着调子假糊涂，李琪出来总结教训，这是假批判真包庇。这就是通过按语和自己写作班子的文章，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批判的调子死死地按在学术批评上，无论如何不能搞政治批判。这就是独立王国的第二重表现。

封锁还发生在毛主席身边。12月8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历史让步论等历史观，但没有指名。12月21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等谈话时指出：戚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个谈话记录稿是关锋和艾思奇整理的，谁能想到，田家英拿到稿子后直接把要害是罢官这一段给删除并下发了。后来，田辩称，罢官论这一段是突然间插入的，和前后的主题都无关，就勾掉了。艾思奇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重大原则问题要由毛主席定，胡绳则支持田，关烽没表态，最后还是删了。当时关于姚文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接近风暴中心的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怎么可能是附带提到的呢?这事成了后来田被审查的重要因素。

还有胡绳，他在彭真召集的会上传达讲话时，也故意不提这段话。封锁与反封锁，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要害罢官论能否对外传达，以上种种，都表明严重的对立和分歧已经形成，表面看是北京与上海的对立，实际是毛主席与一线负责人的分歧，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自然，围绕着《海瑞罢官》该不该批，又该怎么批的这场争论，就成了文化大运动的前奏。这一事件，也使得毛主席确定，要搞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斗争，必须先解决那些抵制者，这就为后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