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时间傍晚六点五十分，伊里奇在戈尔基庄园的卧房里最后一次闭上眼睛时，整个彼得格勒正被暴风雪裹挟。工厂里的汽笛自发地拉响，延续数分钟的哀鸣穿透冰雪，工人们停下机器，在昏黄的车间灯光下摘下帽子。一个人与他的时代如此紧密地交织，以至于他的呼吸竟能与整座城市的脉搏共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用他五十三年的生命，在沙俄这个牢笼废墟上，构筑了一套关于如何将分散的、自发的抗议转化为有组织的、自觉的历史变革力量的学说。这套学说在实践时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便是对团结与斗争这对矛盾的做到成熟的把握。

回溯到十九世纪末的萨马拉，年轻的列宁在伏尔加河畔的草棚里研读《资本论》时，俄国革命运动正陷入严重的分散状态。民粹派的个人恐怖主义、经济派的工人自发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改良幻想，各种思潮如同草原上的星火，各自燃烧却无从汇聚。列宁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分散性正是俄国革命运动屡遭挫败的根源。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理解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还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论，无产阶级要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必须依靠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组织。这个认识并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推算，而是基于对俄国革命实践反复失败的沉痛反思。每一次工人罢工被轻易镇压，每一次刺杀沙皇的行动换来更残酷的报复，都在印证着一个事实，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引和严密的组织体系，革命力量再英勇也只是待宰的羔羊。

这种从具体历史经验中提炼规律的能力，贯穿了列宁的一生。他不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沉溺于哲学的思辨，也不像马尔托夫那样陶醉于道德的高调。列宁的研究总是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失败了?失败的具体形态是什么?是哪些环节出了差错?通过细致梳理从民意党到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历史轨迹，他发现所有失败都指向同一个症结，缺乏一个以先进理论为旗帜、以民主集中制为骨架的革命政党。这一发现成为他全部政治活动的起点。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他深入工厂，在工人夜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撰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但很快他就发现，单纯的鼓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当协会成员在街头被捕，当秘密印刷所被宪兵捣毁，列宁意识到，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网络，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地方性的斗争注定要被各个击破。这种从实践挫折中获得的认识，推动他在流放西伯利亚的三年间，系统地思考建党的基本原则。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立即着手创办《火星报》。这份报纸的创刊号上，他化名"图林"发表了《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这里的"继承性"一词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列宁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革命运动从个人英雄主义的偶然性中解放出来，建立在组织化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火星报》不仅是宣传工具，更是建党的组织胚胎。通过代办员网络，它将分散在全俄的革命者连接起来，在严格的编辑纪律下统一思想。这种做法本身就体现了列宁的核心理念，团结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斗争锻造出来的。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批判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倾向，指出单纯的经济斗争只能训练出工联主义者，而无法造就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不可能从自发的罢工中产生出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由革命知识分子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这一论断在当时引发了激烈争议，托洛茨基称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蔑视"，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这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列宁的立场建立在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之上，为什么西欧工人运动中会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什么俄国工人运动总是陷入改良主义泥潭?答案只能是，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必然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俘获。从这个前提出发，列宁推导出他的建党原则，党必须由以革命为职业的职业革命家组成，他们掌握理论、精通策略、严守纪律，能够将分散的抗争凝聚为统一的洪流。

这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列宁与孟什维克在组织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公开化。分裂似乎违背了团结的初衷，但列宁坚信，没有思想统一的团结是虚假的团结。他在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完整阐述了这一逻辑。针对孟什维克主张的"自治制"和"党员个人不受约束"的观点，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群众不勇敢，而是因为革命组织在关键时刻总是分崩离析。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不是因为敌人强大，而是因为雅各宾派内部缺乏铁的纪律。布朗基的失败不是因为理念错误，而是因为密谋组织无法与群众建立有机联系。从这些历史个案中，列宁提炼出一个普遍结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战斗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是压制民主，而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保存革命力量的唯一方式。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首次重大实践。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坚持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则认为只需"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协助党"即可。差异看似微小，实则关乎党的性质。列宁指出，马尔托夫的表述将党变成一个松散的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自称党员而不受组织约束，这恰恰是第二国际各国党蜕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的组织根源。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中，列宁看到，当党允许党员不直接参与组织生活、不受组织监督时，修正主义分子就可以在党内自由发展，最终夺取领导权。因此，他坚决主张，党的力量不在于数量庞大，而在于组织严密。这场争论以列宁方案的暂时失败告终，但它暴露了两种建党路线的根本对立。列宁宁可暂时分裂，也不愿接受一个松散联盟式的党。他深知，表面的团结掩盖原则分歧，最终将导致更彻底的瓦解。

1905年革命为列宁提供了检验其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机会。当莫斯科工人筑起街垒，当"波将金"号战舰升起红旗，列宁立即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必须争取领导权，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策略的制定，体现了他对"敌我友"关系的精确分析。他看到，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时畏首畏尾，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潜力但缺乏组织性，只有工人阶级能够通过革命政党发挥领导作用。据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既团结了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又保持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革命失败后，当孟什维克哀叹"不合时宜"，列宁却从失败中看到了未来的可能。他分析1905年革命的每一个环节，为什么工人阶级能够自发组织苏维埃?为什么农民战争与工人起义无法自发结合?为什么自由派资产阶级最终投向沙皇怀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印证着他的理论预设，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革命群众即使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如苏维埃)，也无法将其转化为夺取政权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列宁的团结斗争理论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当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纷纷背叛反战决议，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时，列宁在瑞士的图书馆里埋头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他从霍布森、希法亭的著作中汲取材料，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通过分析英、法、德、美等国的资本输出数据，列宁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形成了跨国垄断组织。帝国主义不是政策的偶然失误，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一理论建构，为他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策略提供了基础。既然战争源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那么各国工人的首要任务就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上，列宁团结少数左派，与考茨基的中派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不放弃争取动摇的中间派。他明白，在国际范围内，真正的团结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理论斗争划清界限，通过实践行动吸引大多数。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列宁从国外返回彼得格勒，在芬兰车站的装甲车上发表了著名演说，将斗争矛头直指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他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一策略的转变展现了他对形势的精准判断。苏维埃作为群众自发创造的组织，包含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多数。列宁没有因这些政党的背叛而否定苏维埃本身，而是看到了苏维埃作为工农政权萌芽形式的巨大潜力。他主张在苏维埃内部进行斗争，揭露妥协派的政策错误，争取群众转向布尔什维克。七月流血事件后，临时政府镇压布尔什维克，列宁转入地下。但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这部著作本身就是理论斗争的典范，它清算了考茨基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歪曲，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通过精细的文本考证，指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并未过时，而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蓄意遗忘了。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列宁推导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为十月武装起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团结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完整实现。在起义前夜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主张等待立宪会议。列宁痛斥这种机会主义立场，指出历史时机稍纵即逝，等待就是死亡。但他对反对者的处理却是组织化的，允许他们在党内保留意见，但在中央决议作出后必须服从。起义成功后，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权力时，列宁坚持**的领导地位，同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实现了工农联盟的政治团结。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叛乱。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爆发了激烈争论。托洛茨基主张"既不战争也不和平"，布哈林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列宁则力主签订屈辱的割地赔款条约，以赢得喘息时间。他的论据是为革命长远利益服务的立场，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军队已经瓦解，继续战争必然导致政权覆灭。从保存革命果实这一最高原则出发，暂时的妥协是必要的。他引用1812年拿破仑入侵时俄国的例子，说明战略退却的价值。和约签订后，布尔什维克得以集中力量巩固政权、组建红军。列宁的预见被证实，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列斯特和约自动作废，苏维埃政权不仅存活下来，还赢得了发展空间。

内战期间，列宁将主要精力投入组织建设。他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当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爆发，列宁立即意识到政策已经超出了农民能够承受的限度。他从叛乱者的社会构成分析入手，发现他们大多来自农民背景，这反映出工农联盟出现了裂痕。由此，他果断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和有限度的私营经济。这一转变展现了列宁处理团结问题时的高度灵活性，当共同利益基础发生变化时，政策必须相应调整，否则就会失去同盟者。

列宁晚年对党内团结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深度。1921年，他主持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严禁派别活动。但他对派别问题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镇压，而是基于对党内矛盾性质的深入分析。他看到，派别活动的根源在于执政条件下党员成分的复杂化，大量新党员涌入，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带来了思想上的动摇和组织上的涣散。因此，禁止派别活动不是压制民主，而是为了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同时，他建立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党的领导层，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列宁对团结的深刻理解，真正的团结必须建立在相互监督和制度约束之上，而不是个人忠诚或表面和谐。

列宁对统一战线内同路人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农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内战时期，他主张对中农妥协，停止"共耕"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他们的向背决定政权存亡。对待知识分子，他虽然批判其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大量吸收技术专家参加经济建设，给予较高待遇。他对高尔基既批评其人道主义幻想，又珍视其文学才华，通过私人友谊争取他为革命服务。这种"足够的耐心"和"准备好的策略"，源于列宁对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盟友的基础在变化，昨天的敌人可能是今天的朋友，反之亦然。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找到共同点，同时不忘记最终目标。

考察列宁的斗争方式，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特征：他从不陷入"吠叫式论战"，即那种空洞的叫嚣和人身攻击。无论是与民粹派论战，还是批判考茨基，列宁总是从具体事实出发，通过细致的分析揭示对方错误的根源。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逐条批驳马赫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引用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维护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论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示范：真正的理论斗争不是宣泄情绪，而是通过揭示真理赢得人心。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号召，**员要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表明他始终将团结作为斗争的目标，即使是与唯心主义哲学家论战，也不否定其在具体科学领域的贡献。

列宁对组织作用的强调，达到了过去未曾达到的高度。这不是因为列宁个人偏好集权，而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使然。在沙皇专制的密探统治下，任何公开的活动都不可能，任何松散的组织都必然被摧毁。列宁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不能建立铁的纪律，就无法抵抗资产阶级的反扑。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推导出"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这个组织的特点是，成员以革命为职业，接受严格的理论训练和组织生活，能够随时转入地下活动。这种组织形式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中显示出了强大战斗力。列宁的追随者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保持联系，执行中央决策，不是靠个人忠诚，而是靠组织纪律。这种纪律不是机械的服从，而是建立在对共同目标的理解和自觉承担任务的基础上。

列宁的最后岁月，是在与疾病的痛苦斗争中度过的。1922年至1923年，他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等一组文章，这些被称作"政治遗嘱"的文献，展现了他对团结问题最后的思考。他担忧党内高层可能出现的分裂，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吸收更多工人代表，以削弱个人权力的影响。他提出监察委员会要有独立性和权威，能够监督最高领导层。列宁的这些建议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团结不能依赖个人权威，而必须建立在制度保障和群众基础之上的目的。他看到，革命胜利后，党面临着新的危险，执政地位可能使党脱离群众，权力可能使党的干部腐化。因此，团结的重心必须从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转向党内的自我监督和自我革新。

1923年3月，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他失去了说话能力。在寂静的书房里，他通过手势和眼神与看护交流，仍关心着党的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当他于1924年1月21日停止呼吸时，他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红场的陵墓中，供后人瞻仰。列宁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革命运动。他的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处理党内分歧的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对团结与斗争辩证关系的把握。他从不因理论分歧而轻易将人开除出党，但当分歧涉及组织纪律时，他又毫不妥协。1909年，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在党内活动，列宁与之进行激烈论战，但当这些人组织派别集团时，他坚决主张将其清除。他在《关于巩固党的决议》中指出："党不仅要求党员思想一致，而且要求组织统一。"这种将思想斗争与组织处理相结合的做法，维护了党的严肃性，又避免了无原则的宗派主义。

在列宁的理论中，斗争的手段必须服务于团结的目的。他反对"左派"**人拒绝参加议会、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的策略，认为这实际上是将自己孤立起来，放弃了争取群众的机会。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举了德国"左派"的一系列错误：拒绝参加工会、拒绝利用议会、拒绝与改良派谈判、拒绝任何妥协。列宁指出，这种"革命性"实际上是极不负责任的，它使**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将自己变成没有群众基础的宗派。他引用马克思的话："当巴黎公社遭到灭亡而陷于不幸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用唯心主义的谎言去掩盖它的错误，而是用唯物主义的分析去揭露它的错误，为的是让后来人能够避免这些错误。"同样，列宁批评"左派"的目的，不是打击他们的革命热情，而是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从而真正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历史已经走过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但他的思想依然活在那些为改变世界而奋斗的人们心中。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不是列宁发明的，但他将其运用得淋漓尽致。他的一生证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坚定的原则性和有灵活的策略性本质上是一项工作;敢于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善于团结最广泛的同盟者本质上是一项工作;掌握改造世界的理论和建立改造世界的组织本质上是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