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地亚电视台：底层的表达渠道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贫民窟。瓜地亚(Catia)是加拉加斯西面一片广大的贫民社区。瓜地亚电视台(Catia TVe)由该社区的居民创建并管理，它是委内瑞拉第一个合法的社区电视台，亦是委内瑞拉社区媒体的代表。在委内瑞拉，社区媒体与商业媒体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意涵。与后者竭力将接收者塑造成“受众商品”不同，社区媒体强调民众的参与。

瓜地亚电视台的口号“别看电视，来做电视!”体现了其民众参与的理念。同时，电视台的名称Catia TVe听上去像Catia Te Ve(西班牙语“看见”一词ver的第三人称变位为ve)，意为“瓜地亚看见你”，而非“你看见瓜地亚”，也显示了观者与生产者之间并无间隔的理念。电视台的目的是“通过基于对话的民主参与”，“建立人民想要的媒体”，并认为参与是“人民有权利通过国家所有的无线电-电子广播信号表达自己”[1]。电视台仅制作15%的节目，其重心在于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并在社区志愿者组成视听小组时予以组织层面的支持。

培训就是要使社区居民具备视听制作的能力。瓜地亚电视台的培训不仅关乎制作技术，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社区居民自愿参加“社区视听制作入门工作坊”，工作坊为期四个月，参加的居民要还原并分析其(作为团体之成员)集体经验，并以批判的视角指出其中的成功、失误、障碍以及优势，用以改变和提升他们的生存境况。培训的目的不仅在于使社区居民具备传播的知识，并且具备对个体和集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周遭条件的批判分析能力;对实现集体之目标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对现实境况及其运行的理解能力;将在工作坊的培训与集体的知识构建相结合的学习能力;识别并分析自己的社会实践的能力[2]。培训结束后，每4-7名培训过的居民就按地理或社会领域(诸如学生、劳工、体育)组成一队“社区独立视听制作小组”。

在内容层面，瓜地亚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极为不同，其70%的节目由这些独立视听小组完成，各小组自行完成脚本、拍摄和剪辑。电视台提供便携数码摄像机、电脑和Final Cut软件。瓜地亚电视台没有通常商业媒体所要求的“风格指南”，因此不同小组节目的视觉风格和技术水平不受限制，既有亲切的家庭录像带风格，也有前卫的影像风格[3]。不仅如此，小组制作的节目非常多元，从当地政治运动的纪录片、公共服务告示，到不带政治倾向的文化报道不一而足，但全都紧紧扎根社区本土。这使得他们不仅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和立场出发再现被主流商业媒体所忽视甚而压制的“犄角旮旯”，甚至勇于挑战主流媒体的既定叙事。 通过两队视听小组的具体制作，我们可以管中窥豹。

“Yaowe”小组由社区内一所艺术学校的学生组成，他们纪录了加拉加斯贫民窟各街区及附近濒海社区的民间历史和神话，目的是通过收集口述史，重建街坊的共同记忆。纪录片《cota 905公路的那棵松树》通过当地街坊讲述了那棵死去已久的松树的故事。在另一部纪录片中，他们则关注另一个街区中一棵挂满了绒毛动物玩具的树。在纪录片《瓜亚瓦尔的鼓》中，小组来到加拉加斯以东由当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们所建的海边村落瓜亚瓦尔，纪录了一个非洲鼓剧团的公开排练。

2006年，“胜利者”小组通过纪录片《侵占者还是流亡者?》对人们在说到贫民窟时常用的“侵占”一词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质疑。在委内瑞拉，贫民窟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通过“非法侵占”空地而发展起来的。片子的前半部分，小组纪录了正在贫民社区中进行的土地改革计划，该计划通过承认贫民窟中的居民对其所住房子的所有权，从而使其对土地的使用合法化，将含糊不清的“侵占”变成合乎法律的拥有。片子的后半部分，小组采访了贫民社区的居民，了解其对“入侵”一词的理解。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没有提到占有和所有权，但都提及他们花了多少年才建好他们的房子，这么些年来他们是如何在这个街区扎下根来的。如果说在城市中人的归属和公民身份可以通过法律上的所有权来界定，那么在贫民窟中，人们是通过建设家园和对社区付出的劳动来承认其归属和公民身份的。社区居民给出了源自其生活实践并与法律完全不同的界定[4]。

除了纪录片，新闻也是瓜地亚电视台内容的重点。通过2004年的一档名为《社区的集体创作》(Cayapa in the Community)的节目可以看出其新闻的特点。该节目没有亮丽的包装，记者既没有穿着“职业装”出镜，也不下简单的结论。节目组的采访装备仅是两台数码摄像机和一支话筒，采访对象是贫民窟的居民、孩子和行动分子。因为加拉加斯大部分贫民窟的房屋被视为临时性“侵占”公共土地，所以社区居民很少能享用市政设施，多不得不从市政网“偷用”水和电。记者不断提问：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能用到干净的水吗?下雨的时候怎么办?有几个孩子在上学?你的梦想是什么?对于这些提问，任何可能的回答都会有，但都不是通常电视上看到的社会名流们简短而精炼的同期声。惟一体现通常电视新闻特点的是带有台标的话筒[5]。

除了培训和做15%的节目，瓜地亚电视台职工的日常事务还包括接受社区居民的投诉。一项田野调查发现[6]，瓜地亚电视台职工经常要接待前来投诉的社区居民，投诉主要针对政府的领导人和相关计划的不足及落实中的不到位。最常见的投诉是要求政府向个人提供物质援助。但是，职工最常予以关注的是由参加集体项目的群体提出的投诉，最典型的是对由政府资助和组织的项目的投诉。有时候投诉者会对着摄像机直接向总统查韦斯说话，他们觉得电视是可以连接总统的通道。人们对政府的批评会随着节目播出而传播出去。而投诉也让穷人们得以亲身实践如何再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此外，电视台每周一次的会议也鼓励社区居民参加，他们可以在会上提出新的节目思路[7]。

2004年，瓜地亚电视台每天播出5小时节目，其中既有关注从社区历史到垃圾处理的纪录片，也有故事短片，也有固定播出的节目[8]。至2007年，每天播出14小时的节目，有演播室直播的新闻节目、谈话节目、音乐节目与纪录片[9]。如瓜地亚电视台的一位摄影师所言，“在商业媒体中穷人是看不见的，他们并不存在。一旦他们出现，就被当成暴徒、流浪者或‘黑人’而被呈现。过去40年在委内瑞拉，贫困社区只是作为新闻媒体的客体而存在”[10]。委内瑞拉商业媒体在传播场域对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的“自然化”，恰恰是贫民社区媒体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所努力要去扭转的。不论是经由培训进而制作内容，还是通过向媒体投诉、参加媒体会议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参与，委内瑞拉社会底层拥有了定义社会实践的传播资源，他们有别于商业媒体的视角和声音有了传播的途径。

委内瑞拉的媒体结构

尽管社区媒体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私营媒体依旧在委内瑞拉媒体结构中占据支配性的优势。

委内瑞拉的两大报纸《国民报》(El Nacional)和《环球报》(El Universal)均为私营媒体，其总裁都是美洲报业协会(Inter-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 IAPA)(注释2)的董事局成员。两大报纸多年来一直密谋瓦解查韦斯政权，并在2002年的政变中为政变方摇旗呐喊。查韦斯最大的政敌之一佩特科夫(Petkoff)即《环球报》的编辑，该报是委内瑞拉第一份公开反对查韦斯的印刷媒体[11]。

在电视领域，反对派一直控制着四大私营电视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加拉加斯电台电视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 RCTV)，2007年政府因其违规达600多次而没有续发广播执照，但随后它进入了有线电视领域;委内瑞拉电视台(Venevision)由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委内瑞拉首富西斯内罗斯(Cisneros)家族控制，他们将节目出口到全世界的西班牙语区;Televen电视台是第一家播映美国电视剧和哥伦比亚(注释3)电视剧的委内瑞拉电视台，其节目混合了新闻、游戏节目和肥皂剧;环球电视台(Globovision)是1995年开播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西班牙语频道为模版。

私营媒体的垄断在委内瑞拉十分严重。以西斯内罗斯家族为例，他们拥有的媒体机构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不仅拥有本国最大的电视台之一，而且拥有从卫星电视、互联网、杂志，到美国和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频道等媒体，还拥有委内瑞拉小姐竞选和加拉加斯棒球队等文体实体，并涉足饮料和食品行业[12]。

与报纸一样，私营电视台也代表了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以RCTV为例，它不仅在2002年的政变中支持推翻民选总统，其后5年内违反广播条例多达650多次，甚至经常在下午4至6点的儿童时段播出成人性爱节目[13]。英国《卫报》的评论不禁感叹，在一个以黑人和原住民后代为主要人口的国度里，其员工和主持人竟“清一色是白人，与其肥皂剧和广告中的主角一样。这是个‘殖民的’电视台”[14]。与种族分化密切相关的阶级分化在委内瑞拉的电视屏幕上可谓“黑白”分明。在私营频道中看到的是都会的、中产的、白人的委内瑞拉;而国家频道和社区频道则呈现了一个多数人拥挤在城市贫民窟的深肤色的第三世界国度。

相对而言，国家的媒体版图则小得多。2003年之前，委内瑞拉国家(state)只拥有一个全国频道VTV(8频道); 2003年底新创立了ViVe频道，2007年RCTV持续了50年的执照因多次违规未获续期，其频道资源转为ViVe所用，该频道也教授社区居民如何制作节目;2005年10月，该国连同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等几个拉美国家政府成立了西班牙语国际频道南方电视(teleSUR);同年成立了ASAMBLEA付费频道，用于转播国民大会，可通过有线网或卫星接收;2007年，在RCTV部分设备的基础上成立社会频道(TVes)，用于展现委内瑞拉社会的多元性。

一项由AGB公司(尼尔森公司在委内瑞拉的附属公司)所做的2000至2010年委内瑞拉电视受众份额调查显示，在2000-2001年，国有电视频道平均每月所占份额为1.9%，到了2009-2010年，其平均每月份额略微提升至5.9%，考虑到此项调查将国际频道南方电视和社区频道瓜地亚电视全都算入国有频道，国家电视频道实际的受众份额比这个数字更低。私营电视受众份额依旧占有压倒性的支配优势[15]。

另一方面，社区媒体自2002年政变后有了长足发展。至2008年，已经有了400家遍布各地的社区电台和34家社区电视台。 但是，社区媒体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比如政府只给合法的社区电台一次额度不大的补助(合约417美元)[16]。社区台的超高频低功率信号常常不够稳定，比如瓜地亚电视的信号强度就不稳，此外，由于社区媒体非专业的制作技能，如在收音和布光方面有所欠缺，在长期由商业媒体占据主流的委内瑞拉这也限制了其扩大观众基础[17]。

社区媒体生发的政治经济语境

委内瑞拉是拉美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60年有3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到1990年农村人口仅为12%。它是拉美惟一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当前农业生产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8]。

在委内瑞拉的阶级构成中，人数最多的是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50-60%，他们通常没有工作或者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他们再加上无产阶级(不包括工会领导人)与农民和农业工人，构成了支持查韦斯玻利瓦尔革命的主要力量。反对派则主要由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前者由以五大家族为中心的大地主阶级投资石油开采而来，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关系紧密。尽管人数极少，但查韦斯执政之前的委内瑞拉政府却受其领导。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则是反对派和查韦斯阵营争取的对象[19]。

1980年石油价格暴跌，使委内瑞拉遭受重挫。从1978年至1985年，委内瑞拉人均GDP持续下滑，并伴以资本外逃和外债激增。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贷款的前提条件为由，强迫委内瑞拉政府采取重大经济结构调整。然而，政府连续两次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发生在1989年，政府取消了国家补助金和市场保护壁垒，并放松了价格管制和工资调节机制，致使当年国内的石油价格畸高，私营的巴士公司趁机提高票价，贫民街区和加拉加斯郊区的工人阶级所受打击最大。饥饿的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和抢劫持续了数日，这就是著名的“加拉加斯暴动”。抗议最后以军队的暴力镇压结束。第二次休克疗法发生在1996年，委内瑞拉最大的3家银行被卖给了外国金融集团，致使委内瑞拉对美国金融势力的依附程度大大加深。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人均GDP降至60年代水平，工人的实际工资跌至仅有80年代收入的40%。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1984年的36%增至1995年的66%，而极端贫困人口则从11%增至36%。同期的城市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居拉美国家之首。同时，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最贫穷的2/5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1年的19.1%降至1997年的14.7%，而同期，1/10最富裕的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从21.8%升至32.8%[20]。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委内瑞拉付出了社会矛盾激化、阶级两极分化、民众生活水平倒退的惨痛代价，并为查韦斯的获选创造了条件。

查韦斯获选后，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反对派并不能容忍政府的反新自由主义措施。凭借在媒体方面占有的绝对优势，反对派通过媒体与政府唱反调，经常对贫民社区和政府政策持嫌恶和畏惧的态度。在2000到2004年反对派和政府冲突的高峰期，私营电视台时常恶意谩骂政府。针对查韦斯在国家电视台的周播节目《你好，总统!》，环球电视台则推出《你好，公民!》，后者由上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驻萨尔瓦多军政府的大使任主持人，其观众、热线电话参与者和嘉宾绝大部分都反查韦斯[21]。

2002年的委内瑞拉政变由于主流媒体积极参与，也被称为“媒体政变”。与其他政变不同的是，这些媒体不需要被军官接管，因为从一开始它们就热心地与政变者结盟。如RCTV在政变开始前两天就终止了正常的节目播出，一连串的评论都在刻薄指责在任民选总统，RCTV不仅并没有给现任政府任何时段予以回应，反而不断呼吁委内瑞拉民众参加4月11日反对总统的游行[22]。在政变进行过程中，主流电视对民众集会与部队中的异见者想要查韦斯回来等消息全部封锁。当时惟一的国家电视频道被迫关闭。而当军队和民众包围总统府以抵制政变政府的时候，几家主流电视网却在播放卡通节目和自然节目。关键时刻，是社区媒体填补了这个空白，告知了民众事件的进展。瓜地亚电视台在传播查韦斯并没有辞职、查韦斯被反对派扣留等重要消息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3]。政变两天即告结束，其中社区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私营媒体和社区媒体反差极大的立场在政变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政变前，社区媒体就获得了查维斯政府法律层面的支持。1999年委内瑞拉的新宪法确保了公众接近/使用(access)频道和社区媒体的权利。2000年，国民大会通过了“有机通讯法”(注释4)，将媒体分为三类：私人的、国家的和社区的，由此承认了社区媒体的合法地位，并规定社区台必须是非营利的，70%的节目要由本社区生产，必须培训社区成员使其有能力制作节目，此外，还规定任何担任社区媒体主管的人均不能是政党官员、军人，或者为私营的媒体公司工作。

尽管如此，社区媒体在政变前并未得到政府的太多关注。直到政变后，政府才意识到社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首先，国家电视台收视率很低，作为委内瑞拉强势的商业媒体之外的另类媒体，力量相当薄弱。其次，国家电视台在物理上的集中形态使其在政变中非常容易遭受攻击，远不如社区媒体灵活。政变过后，政府与社区媒体就相关的管理准则一起探讨，包括瓜地亚电视台在内的多家社区电台和电视台均参与其中。随后，全国通信委员会(CONATEL)出台了“社区电视与电台广播管理条例”，详细列明合法获得广播执照所需的条件。细化了的管理条例使的法律层面上的操作性更强。此后，更多的社区媒体获得合法身份，更多的社区递交申请，社区媒体的数量开始快速增加。

结语：社会保护与反文化霸权

波拉尼认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当市场过头的时候，社会会努力保护自己，形成“双重运动”，即“市场化”与“社会保护”运动[24]。就在1989年委内瑞拉的底层民众走上街头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时候，私人传播媒体的为所欲为，让草根萌发了拥有传播资源的念头。瓜地亚电视台从2000年开始广播，但是他们却称1989年为“元年”。因为那一年的“加拉加斯暴乱”，主流商业媒体一面倒地支持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且无视贫民社区的居民被杀，将暴力镇压合法化。瓜地亚电视台的创始人“从那时候起就有了最强烈的拥有自己的媒体、自己的影像的需求”[25]。因此，“社区媒体运动”毋宁是传播场域的“社会保护运动”。

事实上，拉美的精英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并且由于拉美的城市化程度全球最高，原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化，已经逐渐被城市与贫民窟之间的分化所取代。城市与贫民窟间的对立替代了原来“文明的”城市和“野蛮的”乡村间的二元结构。这样的分化在精英掌控的媒体中被大量呈现。据观察，在1989年的动荡期间，委内瑞拉的商业电视和印刷媒体给底层民众构建了一个种族化了的(即非白人)、非理性的、有暴力倾向的“暴民”形象[26]。很显然，精英阶级通过私人的商业媒体在巩固其文化领导权。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意指一个政治阶级成功地说服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的价值观。尽管查韦斯当选总统，但是，委内瑞拉国家(state)和委内瑞拉精英长期受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的影响和控制，反对派仍旧拥有强势的媒体资源，加上国际势力和媒体的渗透与压力，政府的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所以委内瑞拉民众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需要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和抗争。二者都离不开社区媒体。

委内瑞拉民众自发的抵抗长期受到压制，直到查韦斯当选。查韦斯多次提到，代议制民主在拉美已经失败。他提议另外一种民主模式，它“推进公众的参与，并朝着由公众进行决策的方向前进”[27]。社区媒体发展是委内瑞拉民主转型的一部分。2002年8月委内瑞拉成立传播与信息部(MinCI)，时任部长的查孔(Jesse Chacón)2004年时表示，相较于私人利益，应优先考虑社区的权利，因为私人媒体将其权利用于获取利润，而有组织的社区可以将其权利用于社会发展的机制[28]。查韦斯政权的基础来自人数众多但被剥夺的底层民众，国家通过法律等途径对社区媒体和民众赋权，是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也是对传播场域社会保护运动的制度化。

底层自发的抗争与查韦斯政府自上而下对社区媒体的赋权，使得针对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上下呼应。2008年，超过75%的委内瑞拉电台和电视台波段为私营公司所有[29]。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底层自发的“社区媒体运动”已经挑战了私营商业媒体的支配地位。与后者不同，委内瑞拉的社区媒体不仅在政治上代表了之前在该国支配性的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被边缘化了的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且在物理形态上也能被这些人所接近和使用[30]。通过自己纪录社区的人、事、物，贫民窟的居民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分享抗争实践，并把长期受商业媒体排斥和压制的关于自己的生活现实展现出来。尽管自足的社区媒体规模小，但已经成了委内瑞拉底层民众对抗公司媒体及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自上而下的赋权更进一步促使委内瑞拉社区媒体的制度化，促使委内瑞拉人民的声音逐步壮大。同时，委内瑞拉的社区媒体运动也吸引了全球北方国家中进步力量的关注，使后者在反思全球北方公司媒体的同时看到了参与式传播实践的另一种可能[31]。

尽管尚不清楚2012年查韦斯总统任满后委内瑞拉的政局走向，并将如何自上而下影响参与式的社区媒体。但是，只要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存在，只要媒体资源的分配结构仍由商业媒体支配性占有，那么，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他们为满足其传播需求的努力，或者传播场域的“社会保护运动”就不会停息。如同多年前，当后来的瓜地亚电视台创办者们还在努力办好“社区电影俱乐部”(cineclub)(注释5)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话筒和镜头对准其身边同样拥挤在贫民窟的街坊邻居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