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始终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其他机会主义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以其大无畏的革命的反潮流精神战胜了各种错误路线，领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许多人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事实认识不清，对于错误路线缺乏认识，也就会对错误路线领导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于错误路线所带来的影响缺乏抵制和斗争意识。也就不能认识客观规律，得到正确的认识。

就像毛主席在中国**红军第四军九大上所说的那样：“红军第四军的**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许多人对于在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下所造成不同的情况这一现实缺乏详细认识。再加上一些本身就很昏昏然的宣传博主说的一些模糊不切实的言语导致许多人对这些东西认识更加模糊。今天我们就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来细细分析一下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之下，两种截然相反的革命发展效果，两种截然相反的群众响应。更直观更生动更深刻地认清路线影响。加强正确的路线教育和路线认识，从而加以肃清网络上昏昏然的宣传导致的不正确的模糊的认知。1965年，毛主席就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的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的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三次“左” 倾路线和毛泽东正确的革命路线

在瞿秋白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1927年11月~1928年4月)领导之下，以“湘南暴动”井冈山“三月失败”“错杀袁、王”为典型。

首先湘南地区的客观条件已经十分成熟。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涉及的地区虽然并不是湘南地区的那几个县。但所谓一叶知秋，从毛泽东调查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情况，便可知道整个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群众自发的反抗如火如荼，在大革命时期，湘南农民运动十分活跃，党组织，农会组织十分健全。在湘南暴动之前，迅速恢复了多地的党组织并且建立了暴动队和赤卫队。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清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导致民不聊生，湘南地区的群众革命意愿强烈，宜章暴动、耒阳“年关起义”便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的反映。

但是在湘南暴动时期，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强令焦土政策烧毁房屋，烧杀政策，坚壁清野。想以此来达到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来“逼着农民激发革命性”的主观而不切实际的目的。自以为强迫农民失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他们变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无产者”，他们自然就会投身革命，不革命就没有饭吃。殊不知他们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强迫农民失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等等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家会不会跟你拼命!?断了别人的生活前途，生计根本，也就是断了人家的命根子!也就断绝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强大的内驱力引擎。先不要说烧杀了，换作是你，就是我打了你一巴掌，你还会愿意跟着我走吗?这种行为引发了群众的愤怒，把人们都驱赶到了敌人的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自己，导致湘南大好形势被葬送。朱德同志在后来反思湘南暴动这段时期十分惋惜：“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

再看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井冈山的斗争》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经谈及这段经历时，这样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的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瞿秋白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慎察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三次“左”倾路线本质内涵都是这样的，而且都没有认清中国现时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代，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错杀袁、王”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对于丢失井冈山是一个致命的关键事件。由于中共六大的“左”倾政治路线影响，加之井冈山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导致袁王二人被错杀的悲惨结局。错杀袁、王后，**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导致失去了井冈山根据地。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保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革命，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

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又提及此事时，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再来看毛泽东正确的革命路线下，除了刚刚已经说过的正确路线下井冈山的成就以及错误路线下井冈山的失败和失守的对比之外。另一件具有典型的与错误路线截然相反的革命效果和群众反应的事件。

1930年2月“蒋介石以唐云山邓英旅为先锋动用七个旅，进攻永丰、乐安，进而占领东固”对正处在赣南东固的红军进行三省会剿。在反击唐云山的战斗中由于敌军挖的壕沟太深越不过去。江西东固的老表们冒着枪林弹雨，扛着禾草填满壕沟，让红军越过壕沟，打退了唐云山，粉碎了蒋介石的三省会剿。

在粉碎了蒋介石的三省会剿之后，毛泽东召开了一次总前委的扩大会，讲到了粉碎蒋介石的三省会剿离不开江西老表的支持。为什么会得到江西老表的全力支持呢?电视剧《红色摇篮》对这一情节有直观的诠释。我这里把情节内容写下来：

毛泽东：二月七号，我们在吉安陂头啊，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这个会为什么会选在陂头呢?因为东固根据地是我们红军的一块福地。如果没有东固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也就没有全歼唐云山旅，粉碎蒋介石闽粤赣三省会剿的胜利啊。

……

朱德：土地革命是发展革命，建立红军的法宝啊。曾山同志啊，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为什么赣西落后于闽西呢?为什么有些地方很快分下来了，还有些地方迟迟分不下来呢?

李文林：我们这么做完全是有依据的(拿出一本书)大家看一下，这是省委下发的江西革命政纲，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要我们各级组织学习苏联的做法，把土地收为国有，办集体农庄。

曾山：文林同志，你觉得这样能行得通吗?你说要尊重上级，那好，我问你，年初张鼎丞专程从闽西赶来，传达了前委的指示，你为什么硬顶着不把土地分下去啊?

李文林：这白狗子整师整团地在后面又追又打的。割据区域是一天红一天白的呀!你说，你说这田应该怎么分?

毛泽东：怎么不能分啊，文林同志啊，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距离敌人只有五十米，转个弯儿，坐下来就能分田。哦，对不起，文林同志，你继续说。

李文林：毛委员，还是听你说吧。

毛泽东：那好啊，那我就请个人来说吧。老伯，来来来。您好您好，来来，请坐请坐。老伯啊，你把你对我说的话，再对大家讲一讲吧。

老伯：我……我对你说过什么呀。

毛泽东：那你就说一说，你为什么扛着禾草啊，放在壕沟里呀。

老伯：那 那不是白狗子要来吗?

毛泽东：对呀

老伯：你们不是要打白狗子吗?不用这草填到壕沟里，你们怎么过去呀，你们过不去，不就让白狗子过来了吗?

毛泽东：对呀

老伯：这白狗子一过来，你们分给我们的田地不就丢了吗?这田地丢了，我们不就又得过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吗?啊?

(大家笑着鼓掌)

这段情节，很直观的展现了红军为什么会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正确的路线，给人以生路，给人以希望，就会发自内心地提供帮助，就激发了老百姓内心强大的自驱力引擎，进而就会壮大群众革命力量。而且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丝毫谈不上强迫的。

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对照和比较，就可以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看法：第一、革命运动，是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群众的革命运动是不能被赶鸭子上架的，“强按牛头喝不了水”，命令主义的主观强迫只会适得其反。

第二、正确的革命路线是有这样一个特征：非强迫性的，自然而然的会让老百姓激发内心的驱动力，这也就是自驱力。也就会去支持并且参加革命。因为正确的革命路线是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生路，给人以方向，而不是相反。若与此南辕北辙则必定是错误的路线!

第三、客观条件成熟，如果路线不对头，照样失败，失道寡助。如果路线对头了，就什么都有了，得道多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是如此。

在李立三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0年6月~1930年9月)领导之下，推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击中心城市。搞军事冒险，军事盲动。

头脑发热李立三对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加以激烈的批判，在以中央的名义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真可谓是雷霆大怒。

毛泽东面对要求夺取南昌、武汉、九江等中心城市的指示，毛泽东从组织观念的角度出发，如果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得不好，会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一开始只得服从，并巧妙的将“攻占”南昌、武汉、九江中的“攻占”改为“推进”。巧妙斡旋。并一度率红一方面军开展了对大城市的进攻。在进攻大城市受挫后，毛泽东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明确提出“很难占领中心城市”，不打南昌而攻打吉安。

彭德怀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之后，由于客观环境下敌强我弱的态势，又很快丢失。之后黄茅用兵，永和会师。共同组建为红一方面军。

紧接着，李立三强令再攻打长沙，二打长沙。刚组建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发生了争论，然而总前委多数人支持攻打长沙，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成为了“孤家寡人”，结果二打长沙损失惨重。在最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的坚持劝说之下，放弃攻打长沙，转而攻打吉安，挽救了红军，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结局。柳暗花明，别开生面。从而创造了新的局面，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差点陷红一方面军于万劫不复之中。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之巧妙斡旋，“可打则打，不可打则走”。挽救了红军于危亡之中，坚持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从而创造了新的局面。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正确的路线如果得不到贯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看到了毛泽东如何坚持真理的，如何巧妙地与错误路线斗争和斡旋的。

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之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操纵下扶植王明由一般干部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中央会议。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达四年之久，使中国**和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将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

而在毛泽东正确路线引领之下，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大块根据地，犹如两块大石头一样的坚固，在三次反“围剿”之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并在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可谁知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影响之下，却进行了大搬家。米夫和王明给中国**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忠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苏区和红军几乎是带来了百分之百的损失。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取笑毛泽东一丁点马列主义没有。实际上反倒王明博古等人是一丁点马列主义没有。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又一次成为了“少数派”。真可谓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鬼都不上门”，任何人都与他保持距离，甚至连贺子珍都不大理他，他成了人人都躲的瘟神。但是毛泽东仍然是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路线，始终与错误的路线作斗争。

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性质认识以及带来的各种神操作的危害也就不需要我细细的剖析了，在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文章中就已经有所展现了：

这个决议(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中国**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

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

……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

从这些毛泽东极尽嬉笑怒骂的高超艺术写成的这些文字当中，可见毛泽东本人对这些“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种种逆天行径的批判之深度，感情色彩之浓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对中国革命造成的灾难有多么严重。

而毛泽东在克服“左”倾路线的影响的过程中，运筹帷幄，巧妙斡旋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也大有文章可做。他在解决遵义会议遗留的政治路线问题就是生动的一例。遵义会议首先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因为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急需解决的问题。一直过了五六年政治路线问题仍悬而未决，有的同志渐渐将这件事淡忘了，但毛泽东却从未忘记这件事，他在寻找时机。因为政治路线问题是需要从政治理论和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军事路线问题，所以必须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

到了1941年，时机终于成熟了。这个时候，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党的根据地和军事力量取得了大发展;反对毛泽东的张国焘叛逃;经过了皖南事变，许多人也开始认清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的高层领导中已经有了一大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他们对于“左”“右”倾政治路线造成的危害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王明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从客观环境看敌后抗战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比较小，尤其是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比较稳定和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着重清算1931年~1934年的“左”倾路线，破除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毛泽东的态度与遵义会议时截然不同，这次他不仅不回避“左”倾路线，而是将它拉出来，加以彻底批判，狠戳它的痛处。他语气严厉地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李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欺骗党十年之久。”遵义会议虽然将“左”倾领导者赶下了台，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遗毒仍然很深。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他又说：“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一军”，要全党揭露。但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不是乱打一顿。这就为延安整风定下了基调。

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在遵义是不到火候不揭锅，结果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在延安则是到了火候揭了锅，结果也是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截然不同的做法达到了完全相同的目的，妙就妙在毛泽东对于政治火候的把握，这个把握可谓是恰到好处，炉火纯青。

从上述这三个阶段，经过比较和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三次“左”倾路线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要想得出正确的认识，得出正确的路线，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最近网上散播出这样的一种观点——一单纯的片面的提出“生存不下去了，才会革命”这样的观点。其实这句话，忽视了人需要吃饭，需要睡觉，需要学习，需要生存，需要生计，需要发展……这些基本的条件。好像只有“两手空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会革命。这又陷入了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的“烧杀政策”的荒谬逻辑。在没有正确路线的指引之下，无组织的、分散的、无目标的自发性的野性的破坏之力本就不是革命，如果没有正确路线的指引之下，群众必然是冷冷清清，甚至还会朝你扔扁担、扔石头来反对你。这本质上更是反革命的。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正确路线才会影响群众。没有认识到正确路线是要给人以生路而不是给人以绝路。没有认识到正确路线给人以生路、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方向才会激发群众的内驱力，赢得群众的支持。同样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两次右倾路线和毛泽东正确的革命路线

两次右倾路线分别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陈独秀主张放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不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把枪交出去，主要依靠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毛泽东主张团结农民，发动农民，依靠广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坚持武装斗争。结果毛泽东成为了少数派，到最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破裂，血流成河。此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上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道路。却仍然被批判，据毛泽东回忆说：“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但毛泽东仍然在饱受非议和批判中艰难曲折的发展了一片片苏区。随着白区遭受到严重破坏之后，许多人不得已也搬到了苏区，如果不是毛泽东当初的反潮流的坚持发展之下，恐怕他们连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王明主张事事经过国民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不要自己的独立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提出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不断发展抗日武装根据地，团结→斗争→团结，提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则又一次成为了孤家寡人。直到皖南事变，被蒋介石“一个巴掌，打了回去”。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才真正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总结

1966年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时，曾经总结过这段历程：

在北京的同志已经向你讲了，我们党有五朝。第一朝是陈独秀，1921年到1927年，共7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是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是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4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 第五朝是张闻天。

……

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

……

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1927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1934年长征，30万军队变成25000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25000人，经过了8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100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加上瞿秋白的，李立三的共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做出总结啊。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最后的理解

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次路线斗争，并且深刻直观生动地剖析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带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想必大家会对路线斗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有了更为直观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了解。真理确实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会切实地了解到毛泽东的伟大和智慧。电视剧《井冈山》中毛泽东的一句台词：“这里面除了斗争是肯定的，别的都不是肯定的……我这个人哪，这一辈子，就和“难”字打交道。”他总是成为少数……

这也难怪为何毛泽东会写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诗，革命不易，正确的路线贯彻不易，革命运动胜利不易，肯定也有他个人的人生经历的认识和感悟……

到了这里，大家一起也许会对毛泽东所说过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甚至连脑壳都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应该就会有了更为生动直观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

现在的很多抽象的网左们和昏昏然的宣传主播，恨不得把地球从这一头打穿到那一头，其抽象程度丝毫不逊于上述所举的各种“左”倾的反面教材。我建议他们以史为镜，好好的倒饬倒饬自己，以正衣冠。努力的克服一下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好好的治一治自己身上所得的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