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之四）到底谁在主导打砸抢

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

（之四）到底谁在主导打砸抢

2、血统论 打砸抢

我们再看第二条时间线。

在文革初期，围绕校党委，广大师生分化为两个对立群体——支持党委派与反对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后，广大师生分化为两个对立群体——以高干子弟为领导、革(军)干子弟为骨干加上一些工农子弟的支持工作组派(多数派，保守派，老红卫兵)与反对工作组派(少数派，即后来的造反派)。

这种分化、对立，实质是不同的阶级或者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争夺运动的领导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此，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如此，古今中外所有的革命都是如此。

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学校就没有了领导机构，毛主席的想法是工作组“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有群众自己选举，不要党来包办代替，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早在7月5日到7月15日，北京广播学院广大师生反对工作组，提出了"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提法并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个提法后来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正是因为对领导权的争夺，中央决定工作组撤销后，在后来被称为执行“资反路线”的一些“当权派”对各学校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进行了干预，安排革(军)干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掌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七月二十五日

上午，李××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做好三件事：

(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

(二)成立临时院党委;

(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七月二十八日

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七月二十九日

这天上午，在清华......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

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

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

根据《清华蒯大富》：

【7月29日上午，工作组宣读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宣读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负责“立即改选”和“日常工作”】

【工作组要撤走还没撤走的这么一个时候，我们学校由谁领导呢，是由文革临时筹委会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领导。】

根据《vvg史》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的临时筹委会的组成：

刘X——国家主X刘XX之女，“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XX——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X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XX——人大副委员长李XX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XX——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XX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XX——外交部副部长乔XX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XX——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XX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XX——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XX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XX——第四机械部部长王X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或文革筹委会的领导者也都由高干子弟担任。

国家主X刘XX的女儿刘XX——师大一附中的文革筹委会主任。

国家主X刘XX的女儿刘XX——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

总书记邓XX的女儿邓X——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

总书记邓XX的女儿邓X——中央美术学院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

总书记邓XX长子——邓XX在北大被内定为校党委委员。

副总理贺X女儿贺XX在北航、贺XX在景山中学。

中共一大代表、国家副主X董XX之子董XX在北京六中。

邹XX(地质部副部长)之子邹XX在京工附中。

中央调查部部长孔X之子孔X在北京四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XX之女张XX在女一中。

开国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员张XX之女张XX在女三中。

陈X元帅之子陈XX在北京八中。

中组部部长安XX之子安X在石油附中。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北师大)八月十六日，不顾革命师生的反对，宣布筹会“正式成立”。】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军)干子弟”为头，以“革(军)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

对于掌控筹委会的成立，刘少奇在10月23日在中央会议做检讨时专门检讨过。

根据《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摘录该检讨：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刘少奇

1966.10.23：

......

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地、富、反、坏是革命对象，1957年后，右派也成为了革命对象，在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资成为了革命对象。

在工农子弟、革(军)干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心里，他们的父母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革命，他们自然而然是根红苗正的革命派，是根红苗正的左派，而地富反坏右资是敌人，是革命对象。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三个非常)，自己的父母参加中国**，推翻了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革命的，这没有任何疑义。

这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根红苗正，反对我们的，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的想法，这与“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是相同的思路。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总根源下，文革期间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革(军)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7月4日贴出的《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简称“二论”)大字报。大字报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这句话后来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从而家喻户晓。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也成为了高干子弟为首、革(军)干子弟为骨干、很多工农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的纲领。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就是最货真价实、最正宗的、最革命的左派。

理论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句话没什么问题，口号本身是革命的口号。但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上，谁是右派?反对根红苗正的革(军)干子弟的人就是右派吗?根红苗正的革(军)干子弟就一定是左派吗?曾经的革命者会不会变质?曾经的革命阶级会不会变质?

也正是在上述根红苗正这个思想总根源下，7月29日，李雪峰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当天，北航附中革(军)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贴出了“血统论”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早在7月8日，以革(军)干子弟为骨干的北大附中红卫兵“红旗”的大字报就有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思想：

【烈火包不住，揭开这个盖子

北大附中红旗战士

1966.07.08

......

我们的老子抛尽碧血打江山，今天的江山应由谁来保?你们从小就过舒服的日子生活，今与家庭缠缠绵绵，藕断丝连，划不清界限那革命重担怎能交给你们?革命怎能交给你们?为什么过去修正主义党委贯彻的阶级路线你们不说右，而至今我们一扬眉吐气，你们就说“太左了”好敏感!这是剥削阶级的敏感性。我们的阶级路线一点也不左!正确的很!今后要永远贯彻下去!

谁能做革命的依靠?!谁能做革命的基础?!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子弟，不信吗?不服吗?不顺耳吗?不对味吗?请看看实质：

工人、贫下中农、革(军)干子弟在运动中表现最积极、革命造反精神最强烈!立场最鲜明!对毛主席，对**、对社会主义最热爱，对资产阶级保皇派斗争最狠!而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子女怎么样呢?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不少出身剥削家庭的人，龟缩在蜗牛壳中窥看风声，他们的态度非常不鲜明，革命的旗帜非常不鲜明。为了能考上大学，为了能升官发财，舒适安逸，竟恬不知耻地跑到外校去温书，让人给抓回来。有的人站岗，还口中念念有词，俄文单词物理公式一古脑儿都带出来了。什么革命，什么造反，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8月27日的《宣言》：

【社会是谁创造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

历史是谁推动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

江山是谁打下的?我们红五类的父兄!】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1966年8月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1日大字报《红卫兵战歌(歌词)》

【先辈血战创江山，革命后代来接班。】

还有一些大字报：

【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先辈血汗开创的人民江山】

【如今，我们的父母跟着毛主席打下了人民的江山。......阶级路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父兄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来的。】

【革命的家谱就是要通过‘革命’二字续下去的......把革命的家谱永远续下去，】

“鬼见愁”这幅对联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当天出现这幅对联，也绝不是偶然的。

这是上述思想总根源的具体的、集中的体现，也是阶级利益的最集中体现。

“血统论”对联随即在各学校快速、广泛传播，立刻得到了革(军)干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的极力吹捧，在各学校展开了激烈辩论。中央文革小组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但遭到了革(军)干子弟们的反对，他们又贴出了新的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这幅宣传“血统论”的“鬼见愁”对联并由此引发的“打、砸、抢”，一度成为了运动的中心——实际上是完全违背十六条，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正是十六条中所说的“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此时，高校造反派的红卫兵此时是少数派，正在忙于与撤走的工作组作斗争——要求平反对自己的“反党”、“反革命”、“右派”定性，要求将这些“黑材料”从档案中撤出把那个销毁——比如北京航空学院的少数派在国防科工委委静坐几十天;北京地质学院的少数派也在与地质部斗争;蒯大富因为此时已在8月4日被平反，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臭了”，清华大学的少数派还没有组织起来;北师大少数派成立的“井冈山兵团”直到8月23日才100人。少数派无暇顾及其他。

此时，高校红卫兵领导权被革(军)干子弟(高干子弟)掌握着，他们是多数派，从而实际上控制着高校的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中学的红卫兵领导权被革(军)干子弟(高干子弟)掌握着。他们被称为保守派(老红卫兵)。

以革(军)干子弟为骨干的中学红卫兵组织，这些老红卫兵，在批斗“右派”、“反革命”、“黑帮”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保皇派斗争最狠!”。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成为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打死的老师。

根据《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启之、赵惠中、丛立新编撰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又一次在校园内被学生揪斗侮辱。卞仲耘在遭受长时间毒打折磨后晕倒，直到晚上才送到医院，终于不治死亡，年50岁。这是全国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在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的领导权在什么人的手里，通过上述的资料，应该会得出结论。

刘XX的女儿刘XX——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

邓XX的女儿邓X——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

我们看看陈晓鲁所在的北京八中红卫兵，根据于辉编写的《红卫兵秘录》，陈晓鲁的好朋友计三猛的回忆：

【“西山老大”是个流氓头子。居委会反映说他组织了一个“红山会”，专门与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成员是人人都穿一件红背心。好啊，敢跟红卫兵作对!这下大家可来神了，早就想打架，想找碴闹闹事，总算有了机会了。那一段时间内，凡是穿红背心的全是“红山会”嫌疑，全得遭秧，见一个，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敢穿呢?

一次，有情报说：“红山会”今晚在某时某地集会。一得到这消息，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了集会点，终于抓住了“西山老大”。

这个“西山老大”骨头也真够硬，无论是怎么打，怎么吊，捆也好，皮带抽也好，楞是拒不认罪。

就在那个当年我们自己用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红领巾甬道”里，一群初中的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子举着当年搞军训时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心喊着口令：

“投刺--刺!”

“通!”的一声,“西山老大”“叭”的一下被刺倒，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石尖划开一道半寸长的口子，鲜血顿时顺着鼻沟往下流。

“爬起来!起来!”红卫兵吼着。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口令：

“投刺一一刺!”

“通!”“叭一一”沉重的摔倒的声音，在“红领巾甬道”回响着。

“把他扶起来!”

“投刺一刺!”

“通!”“叭一一!”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我们参加军事训练的成果，总算有地方发挥作用了!没有人意识到“残忍”二字的含义!当人们某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被煽动起来之后，复仇、残忍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了。这在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发生过!攻击，这是人性的弱点呢，还是一些社会的弊端?

“西山老大”活活被刺死在“木枪”之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男孩朝着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狠狠捅进了一刀。】

根据北岛、曹一凡、维一所著《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增订版)：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

......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像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一困惑、绝望、听天由命。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

【随着红卫兵杀向社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抓进来。由于不明底细，我真不知该如何对待是好。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重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据我亲眼目睹，死在四中小食堂的就有好几个人。施暴者既有四中的也有外校的学生。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以打人取乐。】

我们再看看老舍的遭遇。

陈徒手所著《人有病天知否》中采访《金光大道》作者浩然，浩然是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据浩然回忆：

【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8月25日晚饭后，大约八点左右，由筹委会与红卫兵师控制的学校广播通知：“师大的革命师生请到二附中声援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连续播了好几遍。据目击者言，二附中某教室里跪着整整两排教师(有五、六十人)，还有一位老师跪在前面，红卫兵用军用皮带轮番抽打，当晚打死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师靳正宇被打成重伤，几天后死亡。】

高干子弟为首、革(军)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还有一些工农子弟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加入。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赢得信任，打砸抢起来会更狠。

根据《红卫兵秘录》，北京八中陈晓鲁的好朋友计三猛的回忆：：

【还有一种组织叫“红外围”。这些人是红卫兵的帮手，没决策权，帮助红卫兵提提浆糊桶、刷刷大字报就觉得挺光荣，很高兴了。这些人常常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有一种赎罪感，于是，便常以超出革命的行为来靠近革命讨好革命，求得革命的信任和认可。

有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学生，“文革”前是个三好学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加入不了红卫兵使他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便参加了“红外围”。晚上，他一个人提着皮带去连夜审问老校长。老校长是“北平”时期就参加**搞地下组织工作的。这个对他曾像妈妈一样慈祥的老太太，被他打得满脸直流血。她心上的伤痕更重，她无法想象这个她爱过的孩子怎么一下子疯狂起来，是谁给他们使了“法术”?她播种的是爱，收获的却是仇恨，为什么?

就在那天夜里，这位在敌人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战士，带着永远也无法解答的疑问上吊自杀了。】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亦在审时度势，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样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满的好几筐。】

这些高干子弟为首领、革干子弟为骨干的保守派红卫兵势力非常强大。

《红卫兵秘录》记述了陈晓鲁所在的北京八中解散民主党派事件：

【当时，我们的工作真是日理万机，除了要处理学校内部的正常事务，每天还要接待许多来访、来告状的群众。

有天傍晚，已经将近5点钟了，突然接到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打来的电话，说要找八中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正好我值班，我接过电话。对方说:“你们发的‘通令’说，让我们在48小时之内解散，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了，你们打算怎么个解散法?”

我一听，对啊，我们是发了这个“通令”，可早已忙忘了。我立刻在电话里厉声说:“对，是我们勒令你们解散的，既然时间已快到了，你们怎么还不快解散呀!怎么解散，你们赶快把大门关上不就得了!”

“那可不行，我们还得商量一下吧。从你们发出通令以后，我们这里就没有安生过，每天都有红卫兵来催办。我们仅仅关上门大概也不行吧。”

“那你们说怎么办?”

“最好是请你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能一起来，我们当面谈谈。”“你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认识啊。”

“这好办，你们等着，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们。”放下电话，我们几个总部的一商量，觉得可以去一趟，反正有车子接我们。

车子很快到了，我们共去了5个人，加上来领路的一个人，一辆车挤得满满的。来接我们的人一再表白说，他是**员，是派到“民盟”做党的工作的，和我们一样都是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让我们放心，他会支持协助我们的工作。

“民盟”设在“恭王府”。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这位**的“民盟秘书”领着我们拐来拐去，领到常委办公室。这里非常幽静，九曲回廊，楼榭亭阁，因为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这里越发使人感到不安，过分的幽静使我们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我还拣了一块石头在手里攥着，眼睛四处张望搜索着，生怕有阶级敌人加害于我们。当时，在我们眼里，民主党派就是反**的党派。他们客气极了，把我们让进一间小会议室里。这里极为雅致，全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字画。这真是红海洋里的一片世外桃源。

他们热情地递上热茶和中华香烟,都被我们断然地拒绝了，我们可不会被糖衣炮弹所击倒。

如同国、共两党谈判。一条长桌的两边分别坐着双方代表。其实，我们对面坐着的三位并不是“民盟”成员，而是中国**党员，他们是被派到“民盟”去工作的。这当然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当初我们就不会那么不客气了。

我们严肃地宣布了我们要解散“民盟”的理由:毛主席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要有前提有条件的，是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的领导才行。吴晗是不是你们党的?还有罗隆基是不是你们党的?你们的人干了反党反人民的事还不解散，你们还想干什么?!花那么多钱，看看你们这里，这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贫下中农那么苦，然而你们这里却那么阔，总而言之，你们“民盟”要解散!

对方说:“这两天，我们已经反复研究了你们的‘通令’，我们是很重视的，而且上报了统战部。你们说让我们解散，也可以，可怎么散法呢?”

“第一:登报声明。第二:把你们的大印章交出来。第三:砸牌子……”我们胸有成竹。

“登报可能有困难，这得请示周总理才行。大印倒是可以马上交给你们。然后由你们亲自在我们大门上贴上封条。”他们的一位代表说。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样也可以了。于是，他们便请出了人大常委胡愈之先生(当时民盟副主席)。我们在他面前又重申了我们要解散“民盟”的理由。那几个秘书在他耳旁咕叽了一阵。老头点点头表示说:“我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我们‘民盟’工作没有做好很羞愧，欢迎你们来造反……”接着他亲自拿过两枚大印交给我们。

一枚:“中国民主同盟”。

一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两枚圆圆的紫铜大印章，上面蹲着一对石狮子，分别装在两只很讲究的红木盒之中。

走的时候，他们主动要求我们在门上贴好封条。我们因为没带笔墨，想改日再贴，他们热心地立即给我们准备好笔墨纸张。当时，我们觉得他们的态度比较好，事后才明白，他们实在是被各处的红卫兵搞烦了，干脆给了我们，反倒省心。

办完这些，天已经黑了。他们一起热情地送我们到门口，还主动提出用车子送我们到别处去。于是，我们又坐进了那辆小车，到“九三学社”，接着是“工商联”、“民进”、“民建”等，一路转过去，一直走到“民革”。天已经太晚了。我们也累了，有人提议当时，实在是累得不想走了，便想起统一战线来了。

陪我们来的那个秘书插嘴说:“我看，你们还是去吧，要解散就都解散算了，人家已经都安排好了，一定在等着你们呢。”

我们都坚持不去了。还是留着好，解放台湾时，两个国民党还要对话呢。就这样，我们一连收了9对公章。

谁知，第二天一早，“民革”的人开着小车主动“投诚”，把他们的公章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共是10对公章，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叭叭，叭叭”-一盖上，整整20个圆圆的，大大的，红红的。战果辉煌!我们把这张盖有10对大红印章的纸张，漫不经心地挂在红卫兵总部办公室一面很不起眼的墙壁上，像一个多余的、过时的装饰。其实，除了**和人民政府的图章之外，我们实在也想象不出这些图章和作用了!这能怨谁呢?

事有凑巧，10多年之后，在一次会议上，意外地又碰到领我们去“夺权”收复印章的那位“民盟秘书”，我们都笑了。

他告诉我，他们在接到我们八中红卫兵“通令”以后，很恐慌，统战部立刻召集了十大民主党派党组会议，并呈报了周总理。主动向红卫兵小将投降、交权正是根据周总理指示，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一幕。

难怪我们“革命”行动那样轻而易举，此刻，我才豁然明白了，原来这是总理为了缓和民主党派和红卫兵的矛盾而精心导演的一出戏。这像是一出喜剧，既满足了红卫兵的虚荣好胜，又保护了民主党派，顾及了大局，高明的导演!】

我们看看1967年1月造反派红卫兵对保守派红卫兵——西纠的主要成员北京六中的控诉。

根据《文化大革命文库(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

这些干部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曾经作为第一批、与第二批南下串联，给上海也带去了打砸抢。

根据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最早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多。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中学生。第二批红卫兵虽然以大学生为主，但仍有上百个中学生，组成第十六纵队。这些中学生在北京时就将殴打运动对象或四类分子当乐趣，赴上海又将血腥暴力一起带来，没有丝毫收敛。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旧，如何批斗黑六类，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他们还沉醉在北京红八月的功勋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场红色恐怖。】

【他们特别关心和了解上海街道里弄的黑六类情况，抄了多少家，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遗漏。他们得出的调查结论是：上海市委手太软，对黑六类太讲政策，文斗成了「温斗」，实际文而不斗，「目前上海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文斗武斗的问题，而是斗不斗的问题，是温斗还是狠斗的问题。」他们主张加温，狠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江山」。他们热衷宣传血统论，到处张贴「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还有此类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老前辈降群魔大砍大杀，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谁敢翻天」，「阶级路线万岁」，等等。他们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还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一律从高级公寓、别墅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待;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对这批南下红卫兵的嗜好，上海市委只能迁就。市委安排「要他们砸徐家汇大教堂和抄一些人的家」。负责上海政法和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说：「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而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也确实从上海市委处，拿到过三大本花名册。但这批北京红卫兵的作为却完全不是上海市委所能控制。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三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一百人以上。他们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样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都有发生。在上海音乐学院，9月19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的北京红卫兵，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8.18」红卫兵，用皮带毒打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及妻子，打得贺绿汀在地上翻滚;拳打脚踢之后又剪去其头发;音乐学院钱琦副教授等另外5位教师也遭毒打。在上海外语学院附中，9月15日至17日，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强令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将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或花头，男教师全剃成光头，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稍有不从，就用脚踢，用木棍铁器殴打，连怀孕女教师也不放过。9月17日，在长宁区群联中学，北京第七和第五十七中学红卫兵，开大会批斗学校半数教师共31人，将其中一名教师剃阴阳头，用铅丝系着脖子游街。在徐汇区斜土路第一小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第十五中学二十多名红卫兵将学校党支部书记殴打至重伤，副校长和另7名教师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西藏中路基督教堂沐恩堂，9月14日至18日，南下兵团九纵队二支队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殴打教堂6名神职人员，扬言「打死人国务院不管」，还将9个过路人也抓进来;雨天后，南下兵团十六纵队一百多名红卫兵接着以特地用钢丝制成的鞭子，继续毒打这6个神职人员，打得他们：无法行走，还将他们剃光头，用白漆和墨水涂脸部和衣服，临走又席卷了教堂的资料和物资。在上海最大天主教堂佘山大教堂，9月22日，一百多个北京红卫兵将神父马风祥从市区押去，边斗争边挖地三尺，说是追查藏匿枪支。枪支没找到，马神父被殴打至死。这样的暴行还有许多，数不胜数。】

这些老红卫兵除了打人残暴得让人发指外，对文物的破坏也让人发指。

我们以清华大学的二门被砸为例。在历史课本中、各种史料中，对清华大学二门被砸都是语焉不详，用宜粗不宜细的“被红卫兵破坏”一语带过。

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再熟悉一下上述资料中的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的负责人：

刘X——国家主席刘XX之女，“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XX——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X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XX——人大副委员长李XX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XX——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XX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XX——外交部副部长乔XX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XX——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XX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XX——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XX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XX——第四机械部部长王X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根据《清华蒯大富》引用的《清华文革大事日志》，1966年8月24日：

【7：00 出现相当数量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同时又出现一些给李雪峰的大字报，一张给陈毅的大字报，一张给周恩来的大字报。有人转抄了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有的同学自动撕去了据说是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有“清华红卫兵”反映其负责人以前布置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要打在头里”。大批外校学生到我校看这类大字报。

12：00我校出版科接到“临筹”紧急任务，火速赶印3000个红卫兵符号。12：00接稿，1：30完成。

中午“临筹”广播了两次，希望将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很多人没听见,“临筹”也没有认真、积极地作宣传工作。他们把革命师生造王光美的反、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看作右派翻天、妖风、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甚至认为到了不可收拾、不可自拔的地步，请求外援。

下午1：30清华附中广播红卫兵集合，要求外单位人员离校，开始封锁校门。

下午2：00参加联合行动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得到通知，要求个别前往清华附中，不集合不广播。2：45在刘涛“保护要害部门”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奉命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限制一切人员包括广播台部分工作人员的进出自由。

3：00 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大字报照相或抄下来以后算账，再放到内部馆去。

4：50校红卫兵跑步进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了《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勒令6点前把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至内部馆。有些“清华大学红卫兵”四处宣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人组成的”。“清华工农子弟只有30-40%，大多数是混蛋、王八蛋”、“清华右派翻天了”。大礼堂里的“八·八串联会”刚散会，“清华大学红卫兵”跳上去喊：“资产阶级兔崽子们，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当剐万刀，罪该万死……”

5：10《清华附中红卫兵》纠察队广播：“六点前附中师生不准出校,”后改成“在大队人马回来前不许离校”。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等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电机系研究生王心丰表示了不同意见，立即被架走包围，你推我打，眼镜被打在地。物804班金世泽同学从外边回来看到有新贴大字报，坚持要看。结果被红卫兵抓住，游草坪一周后拖到明斋，被反绑按倒在地，用皮带抽打，又打嘴巴，用脚踏腋部，踩书包，拷打逼供。金说书包内有主席语录，他们不理。贺鹏飞进室时，金求救，贺不理，一直搞到晚八点才被放回。

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7：00 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对给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进行拍照，抄了名单。对一些战斗小组进行搜家，发生了打人的现象。“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00 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再次声讨“清华右派翻天”，向在窗户上观看的同学骂：“兔崽子们，你们下来，快下来!”

9：00 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混蛋”、“狗崽子”、“糊涂虫”、“毫无阶级感情”，大叫：“书呆子快醒吧!”

晚上 10：00 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凌晨约一点，我校红卫兵把《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作者陈某等四人揪到二校门旧址文斗。斗完后“临筹”负责人之一王小平找他们谈话说：“你们自己是革命的，要挺得住。”

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王任重秘书。

8月25日，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中层以上干部继续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草坪上、在阶梯教室。红卫兵们用皮带头抽打“劳改队”的干部，鲜血直流。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

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8·24”行动好的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报。

会上，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提出“24小时内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交出袖章”，贺鹏飞等主席台上的人全部鼓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唐伟、吴栋等要求见王任重，对“8·24事件”提出报告。王原来答应接见，后临时改派吕乃强接见，收下唐伟交上来的一部分材料。

8月26日，土建系给7班原右派复读生侯协兴被打后关在2号楼，不堪受辱跳楼自杀。】

宋柏林的日记也记载了8月24日的事件。根据《红卫兵兴衰录》：

【与十二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学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

以高干子弟为首、革(军)干子弟为骨干、一些工农子弟、“红外围”跟着参与的红卫兵主导了八月的打砸抢，史称“红八月”或者“八月风暴”。

有人会说，哪有什么老红卫兵?都是你们泼脏水扣帽子。

实际上，老红卫兵是这些高干子弟、革(军)干子弟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在1967年这些保守派红卫兵趋于没落时，他们发过一篇紧急通告。根据《这个文化大革命文库》：

【最紧急通告

中发7434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7.04.00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4月25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队

1967年4月X日】

中学保守派红卫兵打砸抢，是否将斗争对象对准“十六条”所规定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去思考。

再重温一下“十六条”所说的“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