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历史进程的一种特殊阶段，那么它均有其萌芽、确立、发展及其衰亡的过程。辩证法教导我们，一切运动都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无限发展。现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这样的一个运动时，总是假定一个周而复始的悲剧，或者我们借用《圣经》的一段话来说明，那便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样的见解，或许能够理解事物的量的变化，而这种量变并不会产生向前运动，却真似圆圈一样周而往复。

辩证法与这种周而复始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观点相反，它承认新事物是会从旧事物中产生出来，这个机制是由事物客观本身的对立的矛盾决定的。

马尔萨斯总是抱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人类命运的前途，他的手法之一便是混淆量和质的变化。在面对当时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借此，它想向革新派或者说葛德文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他曾作过辩解称“虽然这些困难是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之一，但我对此却丝毫不感到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困难被完全消除。”

他的这段辩解并不妨碍他在其《人口原理》里面所得出的一个反动结论，那就是私有制是保持人口增殖会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平衡的最有效的自然制度。为此，他对当时英国乌托邦主义葛德文先生的主张，从反动的立场上去反驳。总之，马尔萨斯越往后面写，就越暴露出他对他自己 所想设计出来的反动蓝图，也就是他的最基本的概念体现。他所宣称的目的是认为该消除这种灾难的原因，但是，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歪曲为自然法则，并且断言私有制是维持这一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那么何必再多此一举地伪装呢?这不过是在跟我们讲客气而已。

可容我不客气地说，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问题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主张的反驳，都是基于一种稻草人谬误，因为人口过剩无法推出共产主义的主张不成立，马尔萨斯把葛德文的观点简化为只要废除私有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然后用人口过剩的稻草人将其打倒。这就是他的整个论证方 法。他的论证只能显示出他对私有制的理解是非常不准确的，正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才导致资源或者说生活资料即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大量产出后，贫困化也没有解决，反而是贫困化日益加剧，失业也加剧。

虽说我不否认人口问题肯定存在的，但它不是生物的问题，在马尔萨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来看他提出的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基本上来说，他按照生物需要吃东西，动物需要性交繁衍来说明。葛德文由于他的空想性质决定了他无法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来应对马尔萨斯的这一问题，客观来说，葛德文的论证是颇有些难堪的，他说∶“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还会证明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设想，没有正面否定马尔萨斯的基本论点，也没有什么经验内容。他没有看到，这个经验认识就在于工业革命上最能够证明的，那就是整体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都提升了，马尔萨斯的第一公理，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不是短缺的状态，相反，甚至一度超过了人们实 际所需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马尔萨斯否定了人能够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这点很重要，就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老拿既定的资源限制下以求市场均衡价格来均等地分配到各个部门一样是没有道理可言，居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技术变革呢?从历史和人们的经验上都能够看得见这种很明显的变 化反应。

正是基于此，马尔萨斯的第一公理并不具有解释这类现象的问题，他还是没有答复一点，那就是人除了吃以外，他还得通过一种方式获得食物，这种获得方式并不是像动物那样去自然界直接进行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活条件和动物的生活条件不是一回事，假定两者同是一回事，可 想而知，这等假定是有多么离谱的认识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其全部论证的假设前提。原因很简单，马尔萨斯没法证明食欲和食物具有像动物那样的关系。即便没有现代工业体系，按照马尔萨斯的第一定理也不应该有手工业等存在，毕竟只要人类是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事实存在着，那么就不可能单靠食欲和食物的关系来当作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方式去进行直接的互换作用，这里缺乏必要的生产过程。

第二定理就更为扯淡了，因为他没有把人口看作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群体。我们先来看马尔萨斯的说辞是怎样推导的，他说“两性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 的能力。”按照此观点，只要人类两性间不断结合，根据其情欲无限扩大的能力，从而人口也越来越多，终有一天生活资料将会短缺，绝大部分人就陷入贫困。

这便是马尔萨斯论证的目的，证明贫困是和私有制完全没有关系，相反，贫困是人类天然本性(他口中的“情欲”)带来的，反而私有制的剥削就是限制人口的作用一样。

可笑的说，他把人口的再生产过程，仅仅看作一个阴道和一个阴茎相互进行生物反应也好，还是某种情欲的心理独立力量决定也罢，这不过是看作生殖器之间的交互而已，并没有说明更多的东西。这个公理并不丰富。如果真是如此，人类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生育的呢?只要没有外部灾难或人为的“道德抑制”(马尔萨斯提到的晚婚等)，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的人口增长率都应接近其生物潜能，且不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必然的规律性关 联。 情欲是自然常量，人口增长就应是自然常量。可是人口学的历史数据清晰显示，恰恰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生活资料最丰裕、儿童存活率最高的工业化国家，其人口生育率首先下降，并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这里出现了问题，按照马尔萨斯这一公理，是不可能存在人口老龄化的现象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尔萨斯的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再这里，人口的变动的原因从来不与社会变动联系起来的，反而是通过情欲联系起来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成家庭，当然那些乱交的可以排除在外，毕竟这里我们所要说的是，作为人类延续的社会组合形式，人口再生产中其主要依赖于家庭的那种社会联系的总和。家庭可不是什么肉体生活的地方，持这种看法的人，不过是被资本主义社会下淫乱现象所迷惑的人，他们不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为此以这个外观形式来直接作为假说对象，从而自认为合理地演绎出了一个“科学体系”。

居然说道家庭，那么我们就能够揭示出一点，就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生育率下降，而在人口年龄结构中所呈现的老化型人口结构。

这在我看来，无不是广大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承担不了生儿育女和养儿育女的费用，其次，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发生了同过去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相比的质的变化，其表现便是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相对减少，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式也不是依靠劳动力数量 进行。总之，这种变化或多或少地、或早或晚地反应在出生率的变化上。现在，有些国家年轻工人或失业青年包括我在内，不选择结婚正是这种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口会因单纯的情欲而呈现几何比率增加。它并不是不受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从人口历史普查中也能够发现，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特别是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会不同。从实证上来说也可以证明。

最后的问题，也是我想要在这章说清楚的一点便是，食物并不直接决定人口增长，在各个国家反而呈现的不是食物上增长相同，从而人口结构也能相同的。食物或者说生活资料，它们从来不是动物在自然界被动获得的状态，相反，奴隶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奴隶主的人身占有 的关系，才能获得。在这些关系中，人们所面对的，从来不是资源少或多的问题，反而是资源在这些生产关系中如何生产、交换或分配的问题。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清晰地揭示了这个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4 页)生活资料并非以直接、自然的形态呈现于人类面前。在非资本主义的前商品社会(如奴隶制、农奴制)，奴隶、农奴获取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其前提是他们对自身劳动力的非自由支配以及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等)的被剥夺状态。奴隶必须通过其人身被奴隶主完全占有这一生产关系，才能获得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农奴则必须通过为领主提供无偿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才能换取在份地上生产自身所需口粮的“权利”。在这里，生活资料的量，并非一个外生的、决定人口上限的自然常数，而是内生于并严格由主奴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所规定和分配的份额。人口的多寡，首先与这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所需压榨的活劳动数量相关，而非与土地的绝对产出相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社会形式规定性得到了最纯粹、也最隐蔽的发展。对工人而言，生活资料采取了工资这一价值形式。工人必须作为自由的劳动力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将其劳动力商品出售给资本所有者，方能以货币工资交换到表现为商品的生活资料。因此，工人所能获取的生活资料数量(实际工资水平)，并不直接取决于社会总产品的物质丰裕程度，而取决于∶

1.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即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并随阶级斗争状况而变化。

2.劳动力市场价格对其价值的偏离。这由劳动力商品的供求关系调节，而供求关系本身又为资本积累的动态所主宰。

因此，生活资料对工人人口的存在，呈现为一种必须通过市场交换、且其获取资格(就业)时有时无的中介性获取。食物等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完全被其价值形式、被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所掩盖和支配。相反，资源多与寡的外部因素作用到内因上，也便是阶级矛盾所呈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