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夜，印度二十多万名外卖骑手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罢工，很快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各类报道中，CNN的一篇文章尤其醒目，In India, door deliveries can come in under 10 minutes. But many drivers are fed up (在印度，送货上门最快不到10分钟，但许多骑手已经忍无可忍)。CNN 用fed up 这个词点出了罢工背后强烈的愤怒。fed up 中，fed 是feed 的过去分词，表示“已经被喂过、已经被填满”的结果状态。fed up的字面含义就是：被喂到头了，已经再也吃不下了。扩展开来，意思就是忍无可忍。

下面是CNN报道的全文：

在新年前夜，印度数万名基于App的平台配送工人 (app-based deliverry workers)发起罢工，抗议他们所称的“高压运作体系” relentless pressure，其中包括被要求在10分钟内完成送货。

这些工人呼吁“公平的报酬、尊严与安全”，并要求立即禁止一种营销噱头 (marketing hook)——承诺在大约3公里(1.8英里)范围内、10分钟内把杂货送到任何地址。在印度以交通拥堵闻名的城市里 (notoriously traffic-clogged cities)，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同时抗议平台使用自动化系统：一旦出现延误，系统就会对骑手进行处罚并降低评分 (penalize delivery workers and reduce their ratings when delays occur)。此外，工人们还要求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组织此次罢工的“印度App平台交通工人联合会”表示，参与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

“极速即时配送”(quick commerce)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在拥有14亿人口、每月约有100万新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印度，这一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片残酷的战场 (brutal battleground)。

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能力推动下，“速度”成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关键武器。

这个市场规模巨大——大型企业Swiggy的市值约为110亿美元，其竞争对手Zomato约为280亿美元。

包括Swiggy旗下的Instamart，以及Blinkit和Zepto在内的一些公司，把“10分钟送达”作为标志性的营销卖点。但工人们表示，这种承诺往往以牺牲他们的安全与身心健康为代价。

更重要的是 (on top of this)，许多平台并未将骑手认定为正式雇员 (do not classify their riders as employees)，从法律上免除了企业为工人提供多项福利的责任，而这些正是工人们所要求的 (legally absolving the companies from providing the many benefits that the workers are demanding)。

一名41岁的Swiggy配送员在印度海得拉巴告诉CNN，他每单的基础报酬只有5卢比(不到10美分)，收入取决于订单数量和配送距离。他每天从晚上7点工作到凌晨5点。

“汽油和摩托车维护都要我们自己掏钱，”他表示，并因担心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

“每天至少还要花50卢比(约56美分)吃饭，”他说，“我从没想过自己40多岁了会干这个，但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新冠疫情期间，他经营的书店倒闭后转行做了配送员。他说自己每月收入大约2万卢比(约222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要用于房租和5个孩子的学费，全家只能勉强维持“月光”生活 (living paycheck by paycheck)。

CNN已就此事联系了Swiggy、Zomato、Blinkit、Zepto以及印度劳工部，等待回应。

Zomato联合创始人迪彭德·戈亚尔(Deepender Goyal)在X平台上发文称，Zomato和Blinkit周三的配送“创下纪录速度”，“完全未受罢工号召影响”。

他写道：“当地执法部门的支持帮助控制了少数捣乱分子 (the small number of miscreants)。”他还补充说：“如果一个体系从根本上是不公平的，它就不可能持续吸引并留住这么多自愿参与其中的人。”

对此，特伦甘纳邦零工与平台工人工会 (Gig and Platform Workers Union)在X平台回应称，大约750万笔订单“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工人根本负担不起下线的代价，而不是因为这个系统对他们公平”。

闯红灯 (Jumping red lights)

周三的罢工凸显了城市消费者所享受的便利，与提供这种便利的劳动者生计之间的巨大鸿沟 (deep chasm)。

一方面，在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庞大的国家，Swiggy、Zomato等平台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关键就业机会，也因其效率而受到赞誉。根据政府智库NITI Aayog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印度的零工劳动力规模预计将扩大到2350万人。

但批评者认为，这种模式制造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

“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当老板 (being your own boss)、自己赚钱’的理念确实很吸引人，”独立政策顾问Ria Kasliwal说，她的研究聚焦南亚的零工经济。

“但它本质上所做的，更多是把工人的非正规化正式化了。”

换句话说，这套体系把非正规工作的不稳定性——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福利——嵌入到一个高度受控的企业结构中。

对于30岁的Swiggy骑手穆罕默德·努曼(Mohammad Numan)来说，经济上的不稳定如此严重，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根本承受不起因罢工而损失一天收入。

“工作很辛苦，但没得选。我必须干，才能挣钱，”他说。

他描述了一种极度疲惫的工作节奏 (grueling routine)：经常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只为完成Swiggy要求的35到40单。扣除油费和其他开支后，他一天大约只剩700卢比(约7.7美元)。

与此同时，平台对“速度”的要求极高。“1公里要在3到4分钟内送达，4公里大约10分钟，”努曼说。

“为了赶时间，我们只能骑得很快。如果不快，就完不成指标 ( won’t be able to meet targets)。接到订单后，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尽快送到，好接更多单。”

另一名同样在孟买工作的骑手表示，为了准时送达 (make a delivery on time)，他“多数时候都得闯红灯 (jump red lights most of the time)”。

“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罚;要是被交警抓到，罚款还得我们自己掏钱。两头都是死路 (we’re stuck either way)，”这名Zepto骑手说，他同样因担心报复而拒绝透露姓名。

戈亚尔则在X平台为“10分钟送达”辩护，称这一承诺“得益于住宅周边门店的高密度布局 (the density of stores)”。

他写道：“在Blinkit下单后，拣货和打包只需2.5分钟，骑手平均行驶不到2公里，用时约8分钟，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

“在恐惧中工作 (working in fear)”

2020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劳动改革，承诺为所有零工提供社会保障计划 (social security schemes)，但这些保护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进展缓慢。

2023年，拉贾斯坦邦成为首个通过零工经济监管法案的邦，成立了专门的福利委员会，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并处理工人申诉。

去年，拥有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卡纳塔克邦以及贾坎德邦也通过了各自的立法，特伦甘纳邦正在研究类似措施。

零工经济也被认为为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机会。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平台引入了意外伤害保险和基础医疗保险等福利。

但一些零工表示，这些福利往往难以真正获得。近年来多次抗议活动也表明，行业仍然亟需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完善的保障。

在一家提供上门美发服务的App工作的马诺杰·卡拉德(Manoj Kharade)说，他参加罢工是为了争取固定工资和社会保障。

如果完不成平台指标，他的账号就会被封，直接影响收入。他说自己每天工作最长可达15小时，月收入约2.5万卢比(约277美元)。

“我们是在恐惧中工作，”他说，“如果我完不成指标……家里就会受到影响;一旦没有收入，我们就完了(we are ru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