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33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33

参考材料

一、1998年评师德标兵汇报材料

在这次全盟师德标兵评选活动中，我荣幸地被市教育局推选为候选人。对此，我首先对领导给我工作的关心表示感谢。

对于师德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是我从教二十八年来一直认真对待的问题。我虽然一直在努力完善，却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作为向组织上的汇报，我只能粗浅地谈一谈我的想法和某些做法。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谈起，但回忆起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一番话：“老王家你是几辈中唯一念了十多年大书的人，参加工作你决不能给我丢脸，要把工作做好。尤其是当一名教师，我要听到你一点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我决饶不了你……”[ 原话显然不是这样，参阅前边的内容。]

我那位老**员，老革命军人的父亲，一生来一本正，非常严厉地要求着我。如今他已经去世多年了，老人为什么留给我这样一句话，我当老师他加了个“尤其”呢?

慢慢地我明白了，虽然说无论干哪一行都是可以干出较出色的成绩的，但当教师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师德，这“尤其”的含义就该是指“师德”了。

从那一天起我不但在工作中努力，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而且对自己的师德形象始终从严要求着自己。

我最敬慕的人物是焦裕禄，最信服的也是他的那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教育这块土地上，我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我一直在努力勤奋地工作，特别是在师德方面从严要求着自己。

谈到师德，我认为就是应该体现在为师表率方面。我们当老师的应该说都很了解为人师表的意义，很多人也都能总结出自己的一些成绩来。我这里也只是把我的一些做法汇报给领导及同志们，若能引起业界同仁的一点共鸣，我也就高兴了。

1.我是如何充分发挥身教作用的

注重为人师表，其意义大家都明白。尤其是当一个班主任，更应该注重师德师表，它的作用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

许多同志熟知此理并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奉献，但为什么这些师表方面做出很多努力的同志们，却往往有人收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呢?要真正能发挥好师表作用，我的体会是：

为人师表，老师本身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和修养。

例如我要求学生们不许说脏话，经过一个学期后就能收到明显效果。个别学生不慎偶尔冒出一句脏话自己脸上立刻就红了。

有年轻的班主任问我，他也是严厉要求本班学生不讲脏话的，可为什么收效甚微呢?道理很简单，几十年来我养成了不会说脏话的习惯，即使在生活谈笑中或生气批评学生时，我都不冒出一句脏话。孩子们看在了眼里，很容易把我的要求当成了一回事记在心中。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如果老师自己的榜样作用不强，你有意无意的一句脏话被学生听到了，那你以前的要求就会付诸东流。因此用老师的行动来教育和影响学生，没有自身良好的素养是不行的。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观念，培养他们能吃苦能拼搏的精神，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关心他人等精神领域的大问题，孩子们更容易从家长和老师身上学到这些素质。

例如每次劳动，我都不是简单交待就完事。我总是像备课一样认真对待，事先有动员、有安排，劳动之后有总结。在劳动中，我更是一马当先和学生一样不怕脏、不怕累。例如学校号召各班开展冬季长跑活动，我每天也和同学们跑上几圈儿。当看到班里有的孩子跑上一圈多稍累一点就不想跑要下来时，我就一挥手，孩子们见我五十来岁了还在坚持跑，就立刻回到跑道上坚持再跑几圈。正是这种师表作用，使我带的班是全校中领导最放心的班。

班集体中的学生们慢慢养成了最能吃苦，最能拼搏的精神，大家为集体争光的劲头很足。因此校里、市里凡是组织活动，无论是知识竞赛还是文体比赛，人人都摩拳擦掌，总有一股子不夺第一不罢休的劲头。我所带的班级在毕业前共夺得各类奖状共计六块，在全校也是获取荣誉最多的班级。这让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凝聚。这些品质的培养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和走向社会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2.注重师表作用不能忽视身边的小事

任何良好习惯的养成都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一旦发现教室地面有纸屑、瓜子皮等，都会慢慢地捡起来。同学们见到后就会感到很不安，扔的同学自然更会感到内疚。同学们都知道我吸烟，但他们除了在元旦晚会之外从没见到过我在教室内吸烟。我有一个自己做的木制粉笔盒，它伴随了我多年的教学工作。每当我见到讲桌上有上节课留下的粉笔头总是收到我的小盒内，使到不能再用为止。我教育学生不用电时要注意随手关灯。有一次白天停电，当我下班正在家正吃晚饭时忽然来电了，我不清楚教室的灯是否关好，于是放下筷子，骑车往返十六里路来校查看，我们班的灯倒是关好了，但学校里却有十几个教室的灯是亮着的。这件事工友老王头做了记录。

试想同学们知道了自己的班主任的做法后，他们谁还会不注意随手关灯呢?我的这些做法，恐怕要比单单地口头上讲“搞好班级卫生”“关心别人”“注意节约”要起到更好的效果吧!

3.排除社会上的不良干扰更需要有师表的作用

社会上某些不良习气近几年对学校的教育影响和干扰很大，以至于有人认为，在校的五六天正面教育，会被两天的双休日给冲没了，也就是“5 2=0”的说法。有的学生甚至怀疑在社会上是否还有廉政存在。我在班里建立了班级财务管理小组，由两名班干部和两名学生组成，我叫同学们自己参与管理本班班费，钱和账放在我这儿保管，但每一笔班费收支，不论数额大小必须由财务小组的同学经手签字才有效，我们每学期会上墙公布两次班费账目。有一个学期，同学们的书费每人结余八分钱，不便逐一退回，也一分不少地打入班费收入账内，但班主任决不能占用学生们的一分钱。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它在学生心中的影响很大。如果老师不这样做，你的说服教育怎么能叫同学们折服?我曾见过一个班级，在毕业前夕把许多课桌的桌面都弄了个洞，受到了学校的追究。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因班级账目不清，学生们不满，产生报复心理导致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相反的是我带的班到初三毕业时，全班的桌凳还同新的一样，虽然这也和日常管理有关，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此事还叫我联想到我带过的另外两次毕业班。1974年的毕业班由班主任推荐来决定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升学。我推荐的学生顺利通过，没有闹出任何乱子，当时的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1985年我带的一届毕业班，去保康中考前就听说我接这个班之前曾经流失过一名学生，他的家已经搬到了保康。此生扬言学生到保康后他要鼓动一些人在旅馆闹事，让学校丢一次脸。后来他到旅馆找到我并对我讲：“王老师，我打听了很多学生，都说你这个人待我们学生不错。我原来本想给学校添点乱子，看在你的面子上决定不干了。”

老师能有什么“面子”?我又不认识他，这不正是师德的影响力吗?

教育学生不进“三厅”，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我带的班在学校表现也很突出。因为学生了解我不打麻将，还批评过个别家长因打麻将误了学生完成寒假作业。在十亿人民九亿赌的今天，我的话在班级同学们心目中的分量就显得特别重，他们能自觉按老师的要求去做。

我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很严。她们四个相继考入了技校或大学，有了工作。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都很羡慕我。他们很尊重老师的教育，家长们是最支持我这个班主任的，这使我从中受益。虽然我因身兼工会主席、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等职经常开会，最多的一学期仅开会就有168节课不能上，因此在班级我只有别人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带班和教课，白天投入班级的时间比其他班主任都少，就连自己教的两个班的课常常都需要调换去补上，但在教育学生方面却总能在多方面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这师表的力量确实不能低估的。

4.师表的各种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管理一个班级要在某一个方面做出成绩并不太难，但若要在各方面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到过三所不同的学校，在每所学校都带过几年班，送走过五届毕业生。所带的班之所以能在多方面取得好成绩，我认为是既有工作上的不懈付出，也是因为师表作用在诸多方面互相依托、相互完善起的作用。

当好班主任要把每名学生都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去关心和对待。特别是在学习上吃力的或品质方面较差的，更要给予热情的鼓励，内心决不能小看或歧视他们，这很不容易。

下面就谈一谈1995年秋我带的这届毕业生吧!

就我的职务而言，学校有一百多名教师，是绝对不会轮到我来当班主任的，顶多做一个班的课任老师。但我调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受社会风气影响，学校里学生考试抄袭现象很严重，如果这种风气不扭转，很难把学校的教学成绩提高上去，更谈不上创造一个名副其实，为国家培养较多人才的名牌学校。根治考试作弊是从长远上考虑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必须手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班子会上我主动请缨要当一个班主任。我要从我做起，从我带的班抓起，以我带的班为榜样，来带动全年组，再以全年组带动全校，来改变原学校这么不正常的学风、考风，为二中的振兴打下基础。在我的要求下，我担任了初一(三)班的班主任，教三、四两个班的数学课，同时我还兼了初一年级组组长，在这之前我一直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就这样，我愿打愿挨地在快五十岁的时候又当了一次班主任。

我明知实打实地要求本班学生不抄袭，这种做法不但是我，连教我带的班级的其他任课老师的成绩在短期内都会受到影响，这直接影响到这些同志的奖金发放等个人利益。我向任课老师们，尤其是只教三、四班的语文、英语的任课老师讲了要做好“吃亏”的思想准备，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通过所有任课老师的努力，我们班的考风彻底扭转了，并扭转了初一年级组以至于整个二中的学风。当然老师们的个人利益，花费的精力都有较多的付出。又由于我善待我班的学生，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信任我，我们班的巩固率比其它班高出了十几个百分点。由于流失的学生通常是成绩差的学生，巩固率高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全班的总成绩快速提高。到毕业时，我们班的成绩单从绝对数上看仅与兄弟班级持平，但有的班三年里原班流失将近一半，而我们班只有两个流失的学生。好像我教的班级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但是到了高中便见分晓了，学校八个毕业班的学生升入高中，高中的前五名中我带的班的学生占了四名!内行的人都明白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

5.我的部分做法汇报

我给班级制定的行为准则是：允许犯错误，但绝对不允许故意犯错误。班风是：活泼、紧张、团结、向上。

我把“活泼”放在了首位，因为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不能扼杀。孩子们犯错误也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是故意犯错误，就不该一味批评而应当正面引导。班级的两条特殊纪律要求是：严禁吸烟，杜绝抄袭。我认为学生吸烟现象虽然在当今各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吸烟的学生也不一定都是坏学生，但反过来说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极少有吸烟的。我把我的治班方案在家长会上公布并讲解了，得到了全班学生家长的支持。要培养学生们自觉养成各种良好的习惯，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也需要我们这样去做，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家长的配合。

再谈一谈正面引导。比如我班有一次十二名同学为某个同学过生日，在他家大吃了一顿，去的同学还送了小礼物。我听到了班干部的汇报后说在班会上解决，这十三名同学忐忑不安地等待在班会上检讨。而我在班会时，一进教室就写了几个大字“中学生应该怎样过好生日?”

我首先说我知道了班级的这事，我也认为生日该过。不过生日该怎么过，大家主要讨论一下“怎样过好”这个中心议题，欢迎每个人提一提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理由。结果班级的空气活跃起来，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在争论中我作了简短的引导，在争论中大家明辨了是非，受到了教育。

又比如一名同学重病入院，同学们听说我把中午饭带的饺子舍不得吃带到了医院后，大家也纷纷从家里拿来了苹果等，凑了一大兜子派代表送到了医院，弄得那位同学的家长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小小的一个行动，全班同学好像一下子成了一家人，团结的气氛加强了。为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家长并因人施教，我在初一第一个寒假就进行了班级学生的全面家访。当学生家长看到我顶着霍市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骑车往返一二十里甚至更远来到他们家时，有的不等穿好鞋就跑出来迎接我，不等我开口，就激动地表示一定支持孩子们上进，并让孩子读下去。

我注重挖掘班内各方面的人才。班级里善画的、善唱的、善跑的，其才能在班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六张奖状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些同学们的功劳。“小木匠”也得到了同学们的表扬。每名同学在班级里都没有自卑感。良好的班风就是在教师的各种正面引导和师表作用下形成的。如果只注重了一方面的师表作用，挫伤了学生们其他方面的积极性，这单一方面的作用就很难正常发挥出来。因此我认为，师表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我的学生非常敬重我。毕业后他们还常常到我家来谈心。一次一名学生对我说：“老师，你当班主任时给我们的‘每周赠言’，我都逐条记在小本子上了。现在有时还翻出来读一读呢!”

这使我意识到当教师的一言一行不但教育着在校的学生，还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当初小小的“班主任每周赠言”竟能像浪花一样在同学的心中翻腾，既给他们留下了学生时期的美好的记忆，又激励着他们勇敢地迈向此后的人生。

我知道我只做了一名老师应该做的一些事，我做得还很不够，今天讲出来只能供同行共同探讨师德这一严肃的大课题。我也衷心地希望每位同志不断地完善自我，人人具备一个良好的师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为我们干的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职业性质决定我们决不能亵渎我们的职业道德。

我讲的若有不当之处，还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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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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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原因有：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认识这一危机使得中国**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中国**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2.内容

(本段落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1963年2月2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这次会议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机关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四清”运动开始试点。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双十条”下发后，社教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运动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任意扩大打击面，“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也改为“四清”，并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包含着纠正“四清”中“左”的做法的内容，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明确宣布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从根本的方面看，“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它不但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多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县市占总数的32%。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混淆了两类矛盾，国内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各方面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调整城乡经济的政策未能够认真执行。

3.过程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中国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之，此时各地的社教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示把两份文件印发给与会同志，一份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份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还在转发这两份文件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3]

5月2日—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十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了准备。

“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随着运动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双十条》)向中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向中国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

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制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中国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到1964年底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再做一次总结了。于是，中央决定，在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刘少奇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农村新兴富裕阶层问题，有些地方则提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农村里是不是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词，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他懂得。”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强，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表示对刘少奇前一段时间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法的不满。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有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几亿人口，那些人总共才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刘少奇提出要不要对农民自己报上来的隐瞒土地增加征购?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五年以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从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对一答中，已经感觉到二人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他自己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先提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是不是这样提呢?农村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显然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认为，农村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少数坏干部(当权派)的矛盾。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不要管下层，只提党、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提出，过去那个“四清”，只是经济，现在，要改一改，改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赞成意见，他读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说，就是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搞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抓住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刘少奇则再次强调：“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回答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毛泽东听后，再没有说话。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全党公开化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表示不满。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他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他还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提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话，让听到的人感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甚至拿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这是指刘少奇。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集中1.5万人搞一个小县，光学习文件就40天，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一个县28万人口，下去1.5万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28万人?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题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写出了草稿，然后结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经过充实，拿出了初稿。初稿原有17条，后经补充，扩为23条，这份文件就简称“二十三条”。

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月13日下午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的态度，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也找到刘少奇相劝，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朱、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歧，算是在表面上平静下来了。1月14日，在讨论通过“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表示：“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二十三条”的通过，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是谁呢?毛泽东心中明确认定是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从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都热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但不幸的是，两人却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更不幸的是，毛泽东由此认定：在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刘少奇，他更坚定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再搞社会主义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搞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4.结果

1966年5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1966年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出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了。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说道：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这年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又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5.影响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评价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分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三、内人党事件

说明：下述信息其真实性本人无法断定，仅供参考

来源：搜狐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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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 这个时间不同的查阅结果也是不同的。有1924年，有1925年，也有1928年。]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1945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1946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思想理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组织上是以蒙古族人民为基础，以革命派和**人为核心，团结联合各革命党派和各族人民，代表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而且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完成了其任务和满足当时内蒙古时代需求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纳入中国**旗下。

1.“文革”序幕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1966年7月2日，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软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

1967年7月27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他被逐出内蒙古的政治舞台后，“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

2.事件经过

(1)从“老内人党”到“新内人党”

1967年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同年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于同年7月被“揪哈联络站”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政府机关”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于服了一剂强心剂。用他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

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多年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内人党’的活动甚为猖狂，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发展了新党员。”从此，这个在人们想象中产生的“新内人党”成为了一个血腥绞肉机。

(2)在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支持下，迫害浪潮全面展开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楸的宽点，不要怕!”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4月26日，李德臣起草、高锦明签发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么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7月20日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狠为基础》的社论，文中称“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3)“五二二指示”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毛泽东在文件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内蒙古社会局势的动荡使得中共高层担心内蒙古因“内人党事件”激发蒙古人的民族情绪而导致“苏修”(苏联)、“蒙修”(外蒙古)的介入。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一手制造了内人党事件这一特大冤案的始作俑者，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4)更迭人马

中共高层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复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视其为一张废纸。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更令中共高层担忧的是军队也几乎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账，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共高层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与此同时196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工作会议纪要》，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部分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周围省份。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一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二是考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有过酝酿内外蒙古统一合并的历史背景，担心内人党事件重新燃起蒙古人的民族统一情绪，因而缩小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范围。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1969年12月18日中共高层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实行军管一方面是为了对苏联的备战，另一方面是中共高层为了解决内蒙古的尖锐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着自1967年11月1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5)军管下继续进行的“挖肃”

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会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3.历史清算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认为属于一大错案。

1979年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副政委;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挖肃”后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究。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

1987年10月3日，在“内人党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周年，作为清算内人党事件的最后一幕，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公审大会。在20年前挖肃内人党运动中，为参与挖肃内人党积极罗列诬陷材料而深得滕海清的赏识，却被广大的内蒙古人视为蒙奸的乌兰巴干坐到了被告席上。《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下列罪行：“1967年9月组建‘揪叛站’后，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并派人到各盟市、东北、北京、南京等地有关部门和档案馆搜集历史资料，采取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篡改、歪曲内蒙历史和颠倒事实的恶劣手法，炮制了127份材料，提出有一个‘新内人党’反革命集团，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

同年11月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15年徒刑，判决前羁押日折抵刑期日(1978年乌兰巴干就已被捕)。然而，对乌兰巴干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内蒙古人的愤怒，认为这是一个“糊涂案”。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辩护人也提出了令法庭相当尴尬的质问：第一，“文革”是中共中央亲手发动的政治运动，被告是响应了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为犯罪的，适用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据此，被告不能认为有罪;第二，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指出：“这个冤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负责人。”因此这一假案应由滕海清等五个领导人负责，而不是由乌兰巴干这样的一般参与者负责。“制造者不受法律制裁，而参与者却在20年后的今天受到审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就应该拿那些‘同案犯’也放在今天的被告席上。请问公诉人：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内人党问题上判了什么罪?难道在强调法制的今天，还允许在法律面前人与人有什么不平等吗?在这个重大的冤案中，难道让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一个普通群众来当牺牲品、替罪羊吗?”

以内人党为借口的这场肃反运动，在内蒙古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厅起诉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内蒙古党委后来在总结这场运动的报告中称：“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前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信中称“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而民间上访的受害人寡妇们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

知名遇难者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

以下为内蒙古部分地区的伤亡人数统计，尚不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以及军区的伤亡情况。

四、巴彦塔拉中学沿革

——摘自《巴彦塔拉中学校志》(1952—1992年)

巴彦塔拉中学位于科左中旗南端西辽河北岸的巴彦塔拉镇，成立于1952年，是哲里木盟第一所蒙汉合校的中学，也是科左中旗第一所中学。她的前身是“兴安南省东科中旗旗立实业中学”，实业中学成立于1935年，校址在现在巴彦塔拉第一小学，设一个教学班，收蒙古族男性学生50人，共有教职工27人，校长是色音那木拉同志，梨树县人，受过高等教育。“实业中学”是一所殖民学校，受日本人的严格控制，声称以“开发实业，培养人材”为目的。1940年改名为“东科中旗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成为一所普通中学。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高”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伪“满洲国”的倒台而解散。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高”原址曾建立“东蒙军政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中国**领导的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李鸿范、章泽、色音巴雅尔等**的干部曾任“干校”的教员和领导。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干校”成立不久便转移外地了。

1952年哲里木盟教育处决定建立“巴彦塔拉中学”，直属盟文教处，校址选在距巴彦塔拉镇东7公里的慧丰寺(现玛拉沁苏木所在地)。慧丰寺当时是解放军某部二师六团营房。4月，盟文教处派郭荣祥、七十八二同志会同科左中旗文教科委派的赵乌力吉、桑杰等同志一起到慧丰寺与六团办理了交接手续，六团撤出慧丰寺。5月在七十八同志的领导下，寺庙改建学校工作开始，7月底结束。8月下旬，各族教职工及新生陆续到校。1952年9月5日“巴彦塔拉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开学典礼”，科左中旗人民政府赠给学校一辆四挂马车。

1954年学校在巴彦塔拉镇设立分校。

1956年科左中旗人民委员会迁往保康。同年秋，学校本部由慧丰寺迁至旗委、旗政府在巴镇办公的两大院。原分校不动。该年始，学校直属科左中旗文教科。

1958年，经科左中旗文教科批准，撤销分校，分校改为“巴彦塔拉农业中学”。

1968年巴彦塔拉中学、巴彦塔拉农业中学、巴彦塔拉小学成立统一的领导班子，变成“一条龙”，取名“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同年学校东大院划归“巴彦塔拉第二小学”。

1969年党的“九大”后，“大学校”撤销，学校从“一条龙”中独立出来，恢复原名：巴彦塔拉中学。

1972年学校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

70年代初，巴彦塔拉中学曾改名为“白音塔拉中学”。1982年重用“巴彦塔拉中学”校名。

五、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简介

1945年“八·一五”光复初，科左中旗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政治势力并存，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因此，虽说抗战胜利了，科左中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1月，中共西满分局开始派干部来科左中旗开展工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应兴安南地区内人党员负责人李鸿范和兴安南地区行政公署主任乌力图的要求。中共西满分局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将随行的中共党员章泽留在巴彦塔拉，同李湾范、乌力图一起筹建东蒙军干部学校，培养一批能在东盟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和军事斗争的当地干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东蒙军干部学校于1946年3月1日在巴彦塔拉正式建成开学，招收两批学员共150多名。其中有10多名女学员。乌力图任校长，李鸿范、章泽任副校长，色音巴雅尔任秘书长，章泽(兼)。王白狄、陈塔兴阿、聂根昌等为专职教员。陈塔兴阿(兼)办公室主任，包国惠为后勤工作人员，那顺为组织干事。招生范围：以哲里木盟地区东科中旗、东科前旗、通辽县、奈曼旗，扎鲁特旗、库伦旗等旗学员为主，学制3个月，授课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中国**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配合当时的形势。任务讲解一些有关游击战争知识、群众工作知识和军事斗争知识。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成立时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建在巴彦塔拉第二小学，校舍及办公只有三所青砖瓦房，南侧为两所厢房，北侧有一所办公用房，每所校舍为3间近100平方米，三所校舍共计的300平方米，150多名学员均在此处上课，非巴彦塔拉籍的学员食宿在哲里木盟及东科中旗旗委政府公署地(今巴彦塔控镇中学南侧青砖瓦房遗址)。学校内设有内蒙古青年团分部，各大队和中队设有共青团支部及共青团小组，定期开展一些共青团活动。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学习，全体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并且初步掌握了一些先进的革命理论、军事理论及民族理论知识。许多学员还自愿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46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郑家屯后，哲里木盟和科左中旗党政机关撤离巴彦塔拉。5月23日，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的150多名学员提前举行了毕业典礼，除少数年龄较小的学员分到辽西军校继续学习外，其余人员都分配到了各区担任自治运动联合会负责人或工作队员，负责组织区自治会、区中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这些学员在我旗乃至全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都起到了非凡的作用。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当地民族干部，为科左中旗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8月，学校改建为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院。1948年10月，内蒙古军政大学的一部分改建为内蒙古党校，另一部分改建为内蒙古军区教导大队。1949年2月，内蒙古军区教导大队重新扩编为内蒙古军政大学，乌兰夫兼任校长和政委。同年10月，内蒙古军政大学缩编为内蒙古军区军政干部学校。

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公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