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更不是少数人手中玩弄舆情的工具。它本该是扎根大地的野草，迎着风霜生长，向着苍生弯腰;本该是划破长夜的萤火，照亮普通人的悲欢，传递底层者的心声。古往今来，真正被铭记的文艺作品，无不是与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晶——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尽了对寒苦百姓的悲悯;白居易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透了底层劳动者的辛酸。这些文字之所以流传千古，只因它们字字句句，都蘸着人民的血泪，装着百姓的期盼。

可如今，却有那么一群所谓的“文人”，顶着舆论场的光环，占着话语权的高地，干的却是背离文艺初心的勾当。他们不是为基层人民发声，而是为特定立场站台;不是替弱者呐喊，而是为既得利益者背书。他们披着“客观公正”的外衣，揣着“中立理性”的幌子，实则是立场飘忽的墙头草，见风使舵的两面派，不折不扣的御用文人。

提起这类人，胡锡进、新闻姐、刘雪松之流，可谓是舆论场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他们手握笔杆子、占据麦克风，本应肩扛道义、铁肩担责，用文字和声音为基层百姓鼓与呼。可现实却是，他们惯于玩弄话术，精于模糊焦点，擅长在敏感议题上“和稀泥”，在民生痛点前“打太极”。

就说胡锡进，其人素来以“老辣圆滑”著称，话术之精妙，堪称“左右逢源”的典范。面对基层民众关切的民生难题，他很少直言不讳地为民发声、针砭时弊，反而常常大谈“大局观”“复杂性”，用看似公允的言辞，消解民众的合理诉求，粉饰现实的矛盾裂痕。遇到需要表立场的时刻，他总能精准拿捏“分寸”，既不得罪庙堂，又不疏离江湖，左右摇摆之间，将“墙头草”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字，看似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实则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没有为民请命的担当，更像是精致的文字游戏，只为迎合特定语境，谋取自身话语权的稳固。

再看新闻姐，顶着新闻从业者的头衔，却鲜有新闻人应有的客观与良知。她的言论，往往带着强烈的偏向性，惯于选择性发声，对某些现象极尽吹捧之能事，对民众关切的负面舆情则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基层百姓在生活中遭遇的不公、面临的困境，在她的话语体系里，往往被淡化成“个别现象”“发展中的问题”;而一些符合特定导向的事件，却被她无限放大，大书特书。她的声音，听不到底层民众的叹息，听不到弱势群体的诉求，只有一味的附和与颂扬，活脱脱一副“传声筒”的模样，将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操守抛诸脑后。

还有刘雪松，动辄以“理中客”自居，实则满篇皆是预设立场的偏见。面对社会热点事件，他从不深入调查基层真相，不倾听民众心声，反而站在居高临下的角度，对受害者指手画脚，为既得利益者开脱。当普通民众为自身权益发声时，他动辄指责“小题大做”“煽动情绪”;当某些不合理现象被曝光时，他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为其辩解，将责任推给“个体”“偶然”。他的文字，没有温度，没有共情，只有冰冷的话术和僵化的立场，全然忘了文艺创作、舆论发声的初衷，是为了替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说话，为了推动社会向着更公平、更正义的方向前行。

这些御用文人，最擅长的便是“夹带私货”。他们手握话语权，却不将其用于为基层人民谋福祉，反而将其当作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他们懂得如何迎合上意，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在话语的夹缝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们的文字和言论，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心——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话语权地位，或是为了换取体制内的资源倾斜，或是为了博取名声、收割流量。

他们是典型的“两面派”：台上说着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台下做着见不得光的龌龊事;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心里盘算着个人的功名利禄。他们对权贵极尽谄媚之能事，对百姓则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当民众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时，这些人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当需要歌功颂德时，他们却比谁都积极，比谁都卖力。

这种行径，不仅玷污了文学艺术的神圣性，更亵渎了新闻舆论的公信力。文学艺术，本是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利器，是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桥梁，是沟通精英与草根的纽带。可在这些御用文人手中，它却变成了粉饰太平的工具，变成了禁锢思想的枷锁，变成了谋取私利的筹码。他们笔下的文字，听不到民生疾苦，看不到社会真相，只有空洞的口号、僵化的立场和虚伪的赞歌。

基层人民需要的，从来不是这种虚伪的“赞歌”，不是这种圆滑的“话术”，而是真正能为他们发声、替他们说话的文字和声音。他们需要有人为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奔走，为打工人的996困境呐喊，为寒门学子的升学之路呼吁，为底层老人的养老难题发声。这些，才是文学艺术、舆论发声真正应该聚焦的方向，才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有担当的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那些顶着光环的御用文人们，该醒醒了。你们手中的话语权，不是你们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人民赋予你们的责任。文艺创作的初心，是为苍生立言，为时代存真，不是为权贵唱赞歌，为既得利益者当吹鼓手。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的这句诗，道尽了文人的担当与情怀。真正的文人，当有“为生民立命”的抱负，当有“铁肩担道义”的勇气。那些还在做着“墙头草”“两面派”的御用文人们，若再不反思，再不迷途知返，终将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淘汰。

文艺当为基层人民服务，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真正扎根大地，扎根人民，文学艺术才能焕发永恒的生命力;只有真正为基层人民发声，为弱势群体呐喊，舆论发声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与信赖。反之，那些背离人民、夹带私货的御用文人，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