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号交流时，【江南】说：“所有的公有制，都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永远没有升级和进化，它永远是贪婪的，自私的，膨胀的，滥权的!公有制永远也解决不了资产无主人，权力无约束，法律无牙齿…你要么是疯了，要么是舔狗，才会幻想健康的公有制”。

你完全说错了。

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才是真正体现人性的，而现代私有制才是反人性的。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企业企业，让员工凭借劳动投入就可以参与生产成果分配;而公共积累则用来满足大家的公共需要，例如，集体分房，教育免费，医疗报销，甚至连到集体成员的婚丧嫁娶费用都由集体统一支付等等;难道这是反人性?

通过计量劳动投入的差别体现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要求，这是适应劳动者谁劳动谁受益的人性要求;通过公共需要项目的不断扩大来改善大家的生存和发展公共环境，这难道是反人性?

相反，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一件事情做不做，如何做，完全取决于老板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更多的赚钱;为了赚钱，企业让你上12小时、甚至14小时的班，让你算好了时间上厕所，让你进入工厂大门“自觉放弃一切自由”;为了赚钱，老板让你吃那些吃不好又吃不死的药，让你吃有毒的食品?经济形势大好时让你加班加点的干;经济低迷时让你滚蛋;这难道是符合人性要求?

到底是公有制反人性还是私有制反人性?要判断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否符合人性，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发展阶段，更不能用抽象、绝对的“人性论”来简单定性。

江南将人性片面定义为“贪婪、自私、膨胀、滥权”，本质上是混淆了“人性的现实表现”与“人性的本质属性”——人性并非天生固定，而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不断塑造的，既有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一面，也有渴望公平协作、共同发展的社会性需求。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恰恰是对人性全面性的尊重，而私有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反而会不断压抑人性的健康发展，甚至扭曲人的价值认知。

从社会公平与个体尊严的维度看，公有制的核心优势在于打破了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让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而非资本增殖的工具。在完善的公有制体系中，“按劳分配”并非简单的“多劳多得”，更包含着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兜底保障：除了通过劳动获取相应报酬，公共积累还会转化为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比如覆盖全民的免费教育体系，能让每个孩子无论出身都拥有平等的成长机会，避免因家庭财富差异陷入“教育世袭”的困境;统一规划的集体住房，让劳动者不必为“天价房贷”透支半生，有更多精力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全周期的医疗保障，能让人们在疾病面前不必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残酷选择。这些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在保障个体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上，激发人对集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而这种“个体与集体共生”的状态，正是人性中社会性需求的合理体现。

反观私有制，其核心逻辑是“资本优先”，而非“人的需求优先”。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劳动者往往被异化为“生产要素”，而非具有独立尊严的个体。我们看到，部分私有制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强制员工“996”甚至“007”，将“上厕所计时”“请假扣薪”作为管理手段，完全无视劳动者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在食品、药品等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领域，少数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惜使用劣质原料、偷工减料，制造出“毒奶粉”“问题疫苗”等危害公众健康的产品——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将资本利益凌驾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之上，是对人性的严重背离。

更值得警惕的是，私有制下的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人性的扭曲。当资本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劳动者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时，社会会逐渐形成“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有人为了积累财富不择手段，有人因长期被压榨而丧失对生活的希望，甚至出现“内卷”“躺平”等对抗性心态。这种因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人性异化，恰恰是私有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的无限增殖需求与劳动者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的冲突，必然会不断侵蚀社会公平的基础，最终导致对人性全面发展的压制。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有制的实践需要不断完善。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过“平均主义”“效率低下”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公有制本质带来的，而是具体管理体制、分配机制不完善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公有制可以通过引入科学的考核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保障公平的同时提高效率——比如现在部分国有企业推行的“岗位分红”“项目跟投”等制度，既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私有制要摆脱“反人性”的困境，就必须接受严格的制度约束。历史经验表明，没有监管的私有制必然会走向资本无序扩张：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为了利润压榨童工、延长工时，导致大量劳动者陷入贫困与疾病，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金融资本不受约束的逐利行为导致的恶果。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将私有制的发展纳入“以人为本”的框架，才能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让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但这恰恰说明，私有制本身无法自发实现“符合人性”，必须依赖外部的制度矫正。

从本质上看，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符合人性，关键要看它能否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成为资本的奴隶;是让人在公平协作中实现价值，还是在恶性竞争中迷失自我。按劳分配的公有制，通过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为人性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而私有制若脱离了“以人为本”的约束，必然会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走向反人性的一端。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人性”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到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尊严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价值，就在于它顺应了这种历史趋势，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而非将人异化为资本的附庸。当然，公有制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其本质的合理性，更不能像江南那样，用片面的“人性论”全盘否定公有制，甚至为私有制的弊端辩护。

总之，“反人性”的从来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与公有制特点不相适应管理体制;相反，当现代私有制把劳动力当作逐利的工具，缺乏约束，必然会背离人性的全面需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规范私有制的发展边界，才能真正构建起符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