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山雨欲来

1，突发的哀伤

至今我仍不会忘记那个早晨。

1976年1月9日。六点多钟，我醒了。天还没亮。我照例打开收音机，听听早间的新闻联播节目。没想到，耳机里传来的竟是哀乐。我猛地拔掉耳机线，大叫了一声：“快听!”

我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全屋的人都惊醒了，没人出声，大家都被正在播出的新闻惊呆了。与此同时，还能听到其他宿舍也有人打开了收音机，到处都是同一个声音：

……周en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哀乐再次响起，没人说话，大家一时无法从过度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我觉得四肢麻木难以动弹，勉强翻过身子趴在枕头上，一边哭，一边写了一篇日记。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泪水滂沱，哽咽得喘不上气来。

1976年元月9日，星期五(上午6时35分)。

广播中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敬爱的周zon理，于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终年78岁。

……

敬爱的周zon理，永垂不朽。

一个革命者，就应当像zon理这样，活着为人民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zon理离开我们了，谁还能来担当这个顶梁柱的角色?

当哀乐奏起的时候，我不禁热泪滚滚。我回想起在文化大×命的日子里见到zon理的情形。zon理是为了革命的事业而被活活累死的啊!

这是极其阴郁的一天，学校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只有一个：zon理逝世了!

学生会有人建议组织悼念活动，但也有人认为还是要听从上面的指挥。

大家最关心的是收音机里的广播，这天，陆续报道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有关悼念活动的安排以及“治丧委员会公告”。我的日记里有简要的记载。

1976年元月9日，星期五。

通知：10日、11日向遗体告别。

12日、13日、14日，举行吊唁。

15日，举行追悼会，停止娱乐一天，全国下半旗。

自发布讣告日起，天×门等处下半旗至15日。

晚8时30分，治丧委员会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及私人代表团派来我国。不知何故。

1976年1月12日，晨6时30分。

昨天下午4时45分，zon理遗体由王×文护送，往八宝山火化。敬爱的zon理，永别了!永别了!

西哈努克至10日方打电报来。

1976年1月15日，星期四上午11时。

今天是为敬爱的周zon理举行追悼会的日子。为了向zon理致哀，我建议宿舍里的人佩带黑纱。

敬爱的zon理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的尊敬和爱戴。以致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样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会永远离开我们。凡是有一点中国人气味的人，听到zon理去世的消息，无不为之痛心。就连十来岁的孩子也是这样。许多孩子佩带了黑纱，女孩子不穿花衣服。一个能获得普通老百姓和全体人民如此深情的领导人，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人之一。

巴基斯坦报纸说：“一位完美的政治家是一个时代罕有的财富。”香港报纸说：“他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行高于众而人不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私。”南斯拉夫报纸说：“在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人物，他的生平同时又构成自己国家的历史，而对周en来来说，可以问心无愧地称得上这一点。”

的确，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在死去的时候会像zon理这样，引起全国人民的悲痛。在全世界，这样的人也是极其罕见的。联×国安×会也为zon理而致哀。能够同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同一时代，能够有幸见到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在无比痛心的时候，也感到一丝幸福。

在中国历史上，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切、受到人民爱戴的人，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而且许多是小说中夸张的。可是那怎么能和zon理相比呢!zon理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献给了×国和世界的革命事业。在他重病期间，仍是努力工作，这是我们永远为之感动，永远不能忘记的。

敬爱的zon理离开我们了。以后，在报纸上再也看不到那熟悉的名字了。但是，zon理仍活在我们的心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决心要像zon理那样，活着，为人民贡献一切;死了，为人民的事业而死去。

zon理，敬爱的zon理，永垂不朽。

国际上的纪念：

联×国1月9日下半旗，其他会员国旗未升。这种纪念方式将持续数天，在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举行葬礼的日子下半旗。

巴基斯坦下半旗3天。

斯里兰卡下半旗7天，并停止工作。

多年以后，对于周zon理逝世前后上层内部的激烈博弈有深入的披露。当时“四×帮”曾竭力干扰悼念活动，在我们辽宁省表现得尤为突出。“上级”以及一些学校内的“政治狂热分子”，竭力反对组织各种悼念活动，提出“要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因悼念活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学校遵照“上级”指示，禁止戴黑纱，更禁止“私设灵堂”等“违法行动”。所以才会有日记里所说的那句：“我建议宿舍里的人佩带黑纱”。

这句话让我感到自慰。尽管我也曾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但至少在zon理逝世这件事情上没有受到那些极“左”人物的蛊惑。

日记的记载，有时是不全面的;但不管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心的掩饰，都难免会显露些许蛛丝马迹，只要细加追究，不难发现一些真相。比如，我的日记中很少记载有关“上层”的情况，实际上在那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使最底层的小老百姓，也多有耳闻。只是对于“井底之蛙”们来说，所能得到的“情报”仅是只鳞片爪，搅得人心难安，越是如此，越要探听和传播，因为每一个小小的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影响个人的命运，所以，人人关心时事，是普遍的社会特点。

而周zon理的逝世，对我无疑是一种相当强烈的刺激，从而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往往流露出一些在当时不该流露的真实想法。这对于后来追忆往事来说，倒是很有价值的。

2，最后一个寒假

1976年的头半个月，校内的情况异常混乱。我们班与七四级的大规模斗殴尚无结局，全校同学因为与工人民兵冲突而上街游行的事情还在进一步发酵，周zon理的突然逝世又引起剧烈的波动，焦头烂额的校方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宝”就是提前放假。校园里不安分的学生呼啸而散，立时就天下太平了。

1月15日，是举行追悼会的日子。学校在15日之前便急着宣布放假，显然是有意让学生尽早离校，以避免有人组织追悼活动而造成麻烦。

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情，我们宿舍全体人员都不顾禁令戴了黑纱。

我和许多同学是15日下午去港口登船赴上海的。在大连港客运码头的入口处，我拍了一张戴着黑纱的照片作为纪念，因为那应当正是举行追悼会的时间。这行为显然是违禁的，进港的时候，我不得不摘下黑纱，免得与执勤的工人民兵发生纠葛。

这次走得匆忙，买的是大统舱的船票，环境极差。好在同行的同学很多，至少不会寂寞。船上的气氛很压抑，大家都在听喇叭里播放的追悼会实况转播，那节奏缓慢的哀乐像榔头一样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人们的心。风浪太大，加上船舱里空气污浊，天生晕船的我吐得昏天黑地，像是大病一场，连日记都没精神写，还是回到无锡以后许多天才补记的。

1976年1月24日，星期六。

拖到今天才记，已经是相当晚了。只好依时间顺序慢慢地记下来吧。

15日下午离开大连，不料刚出防波堤，船便激烈摇晃，立刻晕船，居然晕了两天，真是十分狼狈。连甲板都没上去。海校的张教员和徐小年来看我，聊了一会儿。

收音机整天在播送15日追悼会的消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zon理的骨灰被遵照他本人的意愿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

敬爱的zon理就这样永远永远离开我们了。

船到上海，是17日晨4时许。王克明、小蔡等人来接。

上海的形势，令人惊叹。所有的人都戴黑纱，连有的外国人也戴了。大街小巷贴满白底黑字的哀悼zon理的大标语，人人心情沉重，叫人有一种真正国丧的感觉。金文华的小外甥才6岁，也可以指着报纸上的zon理像告诉我，这是周zon理，是大好人。他们托儿所也开了追悼会，阿姨和娃娃们一起放声大哭。

想想大连，简直像一个仅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一样冷淡，令人不胜愤慨。

这篇日记写得相对详细一些，但仍需要作些重要补充。

乘船旅行途中，发生了一件很让人愤慨的事情。1月16日那天，大统舱的一角突然发生骚乱，听上去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与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铁道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在对外的时候很喜欢“抱团”，所以有人出于本能立刻赶去声援。我正晕得半死不活，只能躺在铺上听热闹。奇怪的是，刚开始吵得厉害，很快却风平浪静了。一会儿，去管闲事的几个同学回来了，都是一副既懊丧又愤怒的奇怪表情。待到问明缘由，没去的人也不禁大怒。

说来事情很简单。有几个同学闲得无聊，凑在一起打扑克，还兴奋地大呼小叫，很快就激起公愤，被人指着鼻子吼：“zon理刚去世，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他们几个不服气，还要强辩：“昨天不能玩儿，也不能永远不让玩儿吧?”这下麻烦大了，连前来平息纠纷的船员也撸胳膊挽袖子地要揍他们：“他妈的还戴校徽呢!有你们这种没人味儿的学生吗!”幸亏赶去支援的同学人数众多，对方有所克制。但是听明白情况之后，大家对那几个不识相的家伙深恶痛绝，若不是看在同学的份上，非得和其他旅客一起让他们尝尝皮肉之苦不可。

这件事情丢人透了，不时会有人在背后对我们指指点点：“这帮人是铁道学院的，前两天上街闹事的就是他们!刚才打扑克的也是他们!”我们听了，只能把闷气憋在肚子里，即便有人骂得很刺耳，也不敢有丝毫造次。我和不少同学一样，悄悄地把校徽摘下来藏到衣袋里。以前这校徽所带给我们的自豪感已经荡然无存，戴着它只能感到耻辱。正所谓“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这几个倒霉家伙闯下的丑祸，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灰溜溜的。从那时开始，我再没戴过校徽，而是代之以路徽——我宁可以一名普通铁路工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愿再炫耀“大连铁道学院学生”的名头了。

在上海码头接我们的同班同学王克明和蔡营庚，都是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比我们先到上海几天，联系春季开门办学的事情。我在上海逗留了两天，和一些同学参观了一个展览会和电机锻造厂，去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顺便看看南京路和淮海路的街景。

在上海看到的社会氛围，与大连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悼念zon理的大标语，人们还长久地沉浸在悲痛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金文华的小外甥，小小一个孩子，听人提到“周zon理”就眼泪汪汪，让人既感动又心痛。

晚上我借宿在金文华家里。他有一大群弟弟妹妹，母亲在厂里做工。他家在黄陂南路一条弄堂里面，是间不大的阁楼，仅有一张大床，加上我，更显拥挤，只能搭地铺。他妈妈非常热情，让我很过意不去。

1976年1月，我在无锡梅园。自从在船上发生了同学与其他旅客冲突的事情，我就与那让人羞耻的校徽告别，只佩戴路徽了。

1月20日，我回到无锡，由于母亲又搬家了，只得重新寻找新址。这次的住处，仍然在清名桥附近，是通过亲戚租借的一处平房。我家虽然只有两个不大的房间，总比原先全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要好多了。弄堂附近就有公共厕所和公用水龙头，再不必整天“享受”家里马桶的屎尿味，也不用天天担水了。

这年我家的情况基本保持稳定。母亲病休回无锡已经几年了，妹妹一直陪着，为了不荒废时光，先是设法在无锡读完了中学，又到苏州医学院借读，此时也是放寒假了;父亲处于待分配阶段，工作去向一直没有确定，这时已经请假从干校回来探亲;在山西的弟弟也先于我到达无锡。一家人再次团聚，可以过一个安安定定的春节了。

由于我们家迁居不久，母亲的许多亲友还没得到消息，暂时失去联系，这段时间比较清闲。不像去年，家里简直就是招待所，整天客人不断，让人头痛。不过，临时的接待任务还是难以避免的。春节前，金文华来无锡玩，刚巧遇到我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带着儿子也从南京来了，我和金文华只能打地铺将就一下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寒假，也是最后一个假期。下一次暑假的时候，我们七三级应当已经毕业离校，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享受学生时代的这种幸福时光了，所以这个寒假格外珍贵，连一天也不能浪费。我和金文华先是陪那对父子游览了几天无锡景区，送他们返程后，又去苏州玩了一趟。一天之间，连跑了留园、西园、寒山寺、虎丘、怡园、狮子林、拙政园和观前街，连饭都顾不上吃。直到天黑才匆匆赶到苏州火车站，分别登上去上海和无锡的火车，各回各家。

尽管“大串联”的时候我曾去过不少地方，但当时只顾认真“闹革命”，基本没有游览过风景名胜，这次去苏州，也可算是第一次正式的旅游吧。

两天后的1月30日，就是农历除夕了。这个春节过得很平淡，闲暇时主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和听广播。周zon理逝世后，情况更为复杂，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处都在议论纷纷。

1976年2月6日，星期五。

zon理逝世已近一个月了，局势千变万化。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只不过百姓们蒙在鼓里。

今日去鼋头渚回来，在街上看到“坚决支持一号文件”的大标语，不知何意。晚上便有人告之，由华×锋代zon理。又曰：叶×英身体欠佳，军×工作由陈×联主持。

如此看来，斗争胜负已有苗头。今晚广播教育革命形势，把奇谈怪论者骂得狗血喷头。看来老邓日子又不好过了。

现在真是有些“政治不可知论”了。不知这次是否又算第十一次路×斗争?看来新的运动高潮要到来了。但这次运动同以往不同，似有奥妙在内。zon理去世，天平少了支点，有些摸不准份量了。当此变乱之世，应当静心细观，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通过这篇日记不难看到，小道消息的传播，并不比正规渠道要慢。随着“一号文件”内容的公开，形势日渐清晰。

多年来，每逢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上层领导人物的排位，是人们借以分析政治形势的重要依据。许多老百姓对上层领导的职务及变化，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比资深的国情研究专家。

一年前，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决定，周en来为国×院zon理，副zon理是邓×平、张×桥、李×念、陈×联、纪×奎、华×锋、陈×贵、吴×贤、王震、余×里、谷牧、孙健。邓×平不仅是第一副zon理，还兼任其他诸多重要职务，全面主持上层的日常工作。

周zon理逝世后，参加1月15日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中，前12名依次是王×文、叶×英、邓×平、张×桥、宋×龄、江×、姚×元、李×念、陈×联、纪×奎、华×锋、汪×兴。王×文主持，邓×平致悼词。

时隔仅半个月，“一号文件”却决定，让位列第九的陈×联主持军委工作、位列第十一的华×锋担任代zon理，实在出人意料!这说明，邓×平显然是出大问题了!

陈×联和华×锋当时的口碑都不算太好。前者原先主持辽宁省工作，因为降低居民粮油供应水平，而被老百姓称作“陈三两”;后者给人的印象则是举止迟拙，似乎难以担当大任。坊间难免有人大胆评论：看来“上头”实在没能人啦!

这些情况，我自然不敢写进日记里。

这次寒假，也是三年来最短的一次。刚过正月初十，我就动身返校了。

3，新的“运动”

为了充分利用这最后一个寒假，我是提前离开无锡的，为的是在上海再停留几天。我和几个同学参观了一大会址，去了外滩和豫园，还接连逛了两天书店。在我的印象里，南京路的新华书店最大、书籍种类最丰富，福州路的小书店和旧书店最多、更有看头。尽管“文化大×命”初期已经消灭了绝大多数“四旧”书籍，但在福州路仍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像一册1964年的《天文年历》，厚厚一大本，只卖几毛钱;尽管我已经许多年不搞天文观测了，但那点爱好尚未泯灭，不管这书有没有用，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权当留个纪念吧。

我在无锡期间，消息相当闭塞，到了上海，听到许多有关“上头”的情况和议论，真真假假，让人心慌不安。2月14日，我和大批返校的同学一起登船回大连，路上讨论最多的，依然是大局和形势。

对于我们毕业班来说，最后一个学期的时间相当紧张。早日返校的目的，就是要尽快下厂实习调研，为毕业设计做准备。但是，风尘仆仆到校之后，居然停止一切学习和工作，搞了将近十天的“运动”，直到2月25日才开始去大连刀剪厂实习。而学生会美术组要配合运动筹办有关“教育革命”的展览，我又被耽误了几天。

那几天形势变化之快，让人感觉与“文化大×命”开始的阶段有些类似，但也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十年前的人们充满热情、一呼百应，一股“伟大领袖挥手我前进”的大无畏劲头;而现在的百姓，已经没有那么幼稚单纯了，就连我这种经常狂热的人，也在不断观察，想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976年2月25日，星期三。

现在运动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前一段时间一直是以报道消息或个别人出面的方式点明运动的主要目的。23日首次发表社论(但也是以主导春耕为名)发表了最高指示：“什么‘三个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级斗争……”点明这次运动的确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并指出这是要批判右倾翻案妖风，批判“×内不肯悔改的走×派”。

但是有一点微妙之处。前一阵人人担心伟大领袖的身体，都看这次尼×松来如何。21日尼×松来，华代zon理接。23日伟大领袖方接见。这次是×内第十一次斗争了。目前只不过刚刚揭幕而已。更大规模的、触及各行具体工作的运动还在后头。这次运动本早已有预料，但没想到是这样以拿老邓开刀而开始的。看来如果zon理还在，也是要受牵扯的。

1976年2月26日，星期四。

今天铁院又发生一件大事。75届学生，来自四川眉山的女生许梅于昨夜在红楼跳楼自杀，死因不明。公×机关及保卫组折腾了一上午，引了大量看热闹的人。在当前形势下发生此事，影响极坏。

1976年2月29日，星期日。

报纸从昨天开始又提高了调子，指出要批判“×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派”，今天又发表梁效等二人的文章，对邓×平历史上所犯的路×错误做了总结。

人民×报的社论《抓×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刊发于24日的第一版，其中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级斗争，×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段话也被作为“语录”刊登在报头右上方。第一版最重要的位置，刊登了伟大领袖会见尼×松和夫人的消息与照片。

关于伟大领袖的健康情况，早有一些不好的传闻，我和许多人一样，怀疑这场运动究竟是不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所以，他会见尼×松比代zon理华×锋晚了两天，本是很正常的程序，也引起一番猜测。直到亲眼看到伟大领袖神采奕奕地与尼×松握手的照片，才放下心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并非照片上那样“神采奕奕”。

如日记所写，短短几天之内，“运动已有相当大的发展”。这个运动的名称是“回击右倾翻案风”，重点是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义纲领”。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平在1975年2月所提出的，要以伟大领袖“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让我等愚钝百姓想不明白的是，“三项指示”不都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们是错的啊!直到看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才似懂非懂地明白，原来“三项指示”都是“目”，“×级斗争”才是纲。邓×平以目代纲，必然是别有用心。可这与“翻案”有什么关系?他要翻的是什么案呢?

2月29日，人民×报第一版刊登署名“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众所周知，“梁效”即“两校”，并非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至于“任明”，不过是“人民”的谐音。这篇两校大批判组“以人民的名义”发表的长文，提出了一个新名目——“×内那个坚持刘×奇、林×修正×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派”;同时还明确指出，“×内不肯改悔的走×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命的案，算文化大×命的账。”

文章的目标明确对准“×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派”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

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席革命路×相对抗的修正×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文章中时常提到什么“杏黄旗” “孔老二”、“现代的宋江”和“投降派”等等，也是想让“人们明白”，在邓×平复出前后的“批林批孔”、“批判《水浒》投降派”等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是与 “×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派”有着密切联系的。

这场运动最诡异也是最有趣的地方，是“邓×平”这三个字。“上面”一直不提“邓×平”，下面都知道说的是“邓×平”，上上下下心知肚明，好像睁着眼睛捉迷藏。

算来邓×平自复出到成为“不肯改悔的走×派”刚好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日子实在难过得很。好在“不肯改悔的走×派”与“死不改悔的走×派”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性质却截然不同;而邓×平没有被公开点名，他的职务也尚未正式解除;这些似乎表明，事情还有变化的余地。

1976年3月3日，星期三。

前两天传达省里一个电话会议精神，内部点名批判邓×平。这次运动怪就怪在这里，一个半月以来，只发表了一篇与运动有关的社论，还是指导春耕生产的，其他全是一些新闻报道以及署名文章。为什么?

前天又发生338宿舍被盗，一个人就丢了170元。学校越来越乱了。

今天同时接到3封信。爸爸已去北京谈工作，说是可能分在连云港。如真如此，那还是比较高兴的。但恐怕没这么理想吧。

我已经记不得“省里一个电话会议精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了，但3月3日恰是“四号文件”下发的日子。这文件虽说只“发至县、团级”，而且“不准翻印、传抄、张贴，不广播、不登报”，但它的内容没几天就几乎人人皆知了，那就是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伟大领袖的多次重要谈话，经辽宁省那个特殊“人物”整理为《毛×席重要指示》。在我看来，这文件的最大作用，就是证明一段时间以来的运动都是伟大领袖 “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文件中还有一段“重要指示”，显然与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发起的那场讨论有直接关系。伟大领袖等于是直接表态，驳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观点：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值得琢磨的是，伟大领袖虽然多次直接点名批评邓×平，却仍然很和蔼亲切地称其为“小平”，而且明确指出：

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看来，伟大领袖还是给邓×平留了一条后路。没准儿邓×平哪天又会东山再起呢!这显然有别于前两次针对刘×奇和林×的“路×斗争”——那可是你死我活毫无和缓余地的!

如此运动方式，真是前所未有，更让人琢磨不透了。

我在3月3日的日记中还提到了一件“家庭大事”：部里又召我父亲进京“谈工作”了，按说这是好事情，但偏偏发生在这个形势复杂的当口，也让人很有些不安。

巧的是，第二天便得知，我们突然获得一次去上海的机会，我正可以顺便回家，问问情况了。

1976年3月4日，星期四。

今天广播文章，又把运动重点扩大到文艺界。现在是“三界”：教育、科技、文艺了。

关于开门办学一事，徐庆祥北京来电，说部里已批准。但不知是否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