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巴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浴血战斗，并创造了伟大业绩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高涨的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欧美各大国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改革任务，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统治，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些年代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运动又高涨起来。1864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建立以前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首先于1869年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法国无产阶级也在认真研究他们以前的革命经验，积极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斗争。

法国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大体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由于资本的迅速集中，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和破产，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从六十年代起，法国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路易·波拿巴推行的反动的内外政策，接连不断地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大罢工。在1866-1867年经济危机时期，马赛等几个城市工人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年和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工人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870年1月，巴黎举行二十万人的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同年4月，巴黎铸工发动的罢工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路易·波拿巴为了转移群众视线，阻挠革命，延长反动统治，于1870年7月19日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不到两个月，路易·波拿巴大败,被俘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推翻了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政权却落到一帮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手里，他们先后组成所谓“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进行一连串的通敌卖国活动，积极准备镇压革命。

当巴黎受到普军包围时，巴黎工人阶级普遍武装起来，编入国民自卫军。强大的革命武装的存在，对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反动政府妄图全面解除工人武装，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从而挑起了内战。巴黎工人阶级片刻都没有犹豫，于1871年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以卖国贼梯也尔为首的一伙匪徒，在凡尔赛纠集反革命武装，勾结俾斯麦侵略军，向巴黎公社疯狂反扑。公社战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5月28日，凡尔赛匪帮占领巴黎，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巴黎重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巴黎公社虽然被血腥镇压了，但是，在它存在的七十二天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创立了光辉的范例。

马克思非常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巴黎工人起义前，1870年秋天，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当巴黎无产阶级以冲天的革命气概举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和帮助这次无产阶级革命，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虽然看到公社所犯的错误，预见到公社会遭到失败，但他仍然把这次革命看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业绩。他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5页。——编者注]

马克思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如列宁所说：“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33页。——编者注]巴黎公社成立后，马克思就注意收集有关公社活动的材料，认真研究公社的每一项政策和措施。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驳斥各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污和指责，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马克思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写出《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又着手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在巴黎公社失败两天以后，马克思不顾各国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并获得一致通过。6月中旬，这部伟大著作在伦敦出版。

《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其主要经验是：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必须镇压反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通过无产阶级政权来“剥夺剥夺者”，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公社还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如没有乘胜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等。列宁指出：“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就不应该重犯它的错误……，而应该学习它那些确定正确道路的行之有效的步骤。”[《列宁全集》第9卷，第126页。——编者注]又指出：“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编者注]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卡·马克思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由于传闻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法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地方公社，特别是里昂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如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中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编者注]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运动的其他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脱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地位不稳。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国防政府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由于政府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对居民施加压力，进行蛊惑性宣传，使自己仍然获得了多数票。——编者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弗·塔米西埃。——编者注]去职的机会，任命克莱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兵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高举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的战争。结果就可能像电流似的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致使得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阿·梯也尔。——编者注]被派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命力的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做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 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国王路易一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编者注]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治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像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做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集权化政府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也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 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巴黎出版的《号召报》第650号以及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编者注]

(人民只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血税，使农民不再成为所有国税和国债的不竭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千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 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 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 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袭击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 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劳动的解放——公社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实现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厉行节约，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引自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交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载于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捐税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争费用，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10亿革命赔偿金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生丁的附加税，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转嫁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一整张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强制征收，而是由他们依自己的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制定的各项反动法律，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时期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现实的，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etariat foncier (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这里显然是套用了《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的标题。——编者注])。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中，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权人即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债权人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1848-1851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这种形式，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玩弄阴谋的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 des Paume(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场。由于当时第三等级会议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遭到路易十六政府的反对，因此，第三等级的议员们举行宣誓，表示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场的宣誓成了18 世纪末预示法国革命即将爆发的事件之一。——编者注]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

工人和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这个支部指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该协会的工人成分，吸收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对协会的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编者注]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编者注]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灵，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工人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编者注]，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述的幻想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信奉卡贝空想共产主义的人被称做伊加利亚派。——编者注]。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 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宜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

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造谣说，国际的巴黎支部 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一个处在酝酿中的政治团体，该团体鼓吹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报仇雪耻，挑拨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编者注]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莱·弗兰克尔。——编者注](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编者注]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1871年4月19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第7793号。——编者注]

梯也尔先生在巡视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个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都已经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他们使凡尔赛议会具有了明显的特色，具有了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的性质，具有了“乡绅”议会的性质。他们十分自负，当然以为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有了外国侵略者的庇护，像1814年和1815年那样，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隐名”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本派情绪的宣泄只不过给他们那种结伙行为增添喜剧性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总统，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路易·勃朗《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 日《每日新闻》第7797号。——编者注]，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干的头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领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权势。他们所要的是在法国实行反动的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个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市政体制。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阶级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1871年4月23日《观察家报》第4170号。——编者注]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行使警察职能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