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同是红卫兵，有的造X，有的保爹保妈

(之一)

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修改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就遭到了压制。将文化大革命推向第一个高潮的，正是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可能就会“搞得冷冷清清”，就会被压制而无法全面发动甚至夭折。正是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攻城”开始时打开了“坚固城防”的缺口，才确保了文化大革命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

改革开放后，在全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宣传下，红卫兵以及红卫兵运动与“打砸抢”画上了等号。

正如国民党分为国民党反动派与国民党革命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红卫兵也分为两大派：老红卫兵(保守派)与造反派。

如果不区分国民党反动派与国民党革命派，笼统地说国民党屠杀人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

同样，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老红卫兵(保守派)与造反派不做区分，笼统地说红卫兵“打砸抢”，这种宜粗不宜细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是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本文以诞生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的清华附中、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北京四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学校的文革史料来观察红卫兵运动。

一、冷冷清清

1966年5月16日，在代表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颁布后，除了在报刊上的一些批判文章外，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单位没有什么大动静，一般都是单位党委(支部)要求大家在组织的的领导下按照组织部署进行。

1、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要求：“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

2、北京航空学院：5月20日，在院党委扩大会上，王恒(北航副书记)则说：“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头脑要清醒，才不会乱。指挥不能乱，一定要把矛头对准，不得分散和转移目标。关于学校内部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党委工作对错，以后再谈，要对外而不对内。”(韩爱晶回忆录)

3、清华大学。根据清华大学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刘冰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也记载了，清华大学在6月2日之前没有什么波澜：

【自从5月25日，聂元梓攻击宋硕、陆平、彭云同志的大字报在校园贴出后，不仅在北大引起了混乱，清华也有人蠢蠢欲动。这时我虽然身在饭店会议室，心里却时时想着学校，担心出什么事情。我和胡健每天赶回学校，与艾知生同志一起召集各系总支书记听取汇报，研究情况，商量对策。得知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周总理指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李雪峰、张彦、蒋南翔同志也到过北大传达总理指示，强调要内外有别，要遵守纪律。我们感到高兴，认为这是稳定形势的有力武器。在总支书记会上，我们强调清华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各级干部要把中央这个精神作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深入到党内外群众中进行工作，**员要带头执行，要作遵守纪律的模范。我们希望清华能够稳住。】

4、北京地质学院。根据张运钧、李颖所着《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1966年5月没有大事。

5、北京师范大学。根据《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启之、赵惠中、丛立新编撰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1966年5月没有大事。

6、清华附中学生、革(军)干子弟宋柏林(其父为解放军装甲兵学校校长)以其日记为主要内容的《红卫兵红卫兵兴衰录》也显示清华附中在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平静的：

【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晴，参观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我校获得高中组男子总分第二，初中组男子总分第一。比去年退步了。

下星期停课复习，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放下，要很好地订个计划每天复习功课七节，学毛着一节，课外也是看报学毛着。

中午：看报。

下午：锻炼、搞工作。

自由支配(第二节晚自习)：学毛着，写批判文章。

俄语(二天)、数学(一天)、物理(一天)、化学(一天)

机动(一天)】

【1966年5月24日，星期二，毛毛雨，运动应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突出政治的讨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比较模糊，有待多关心形势，好好学毛着。】

【1966年5月25日，星期三，阴

学校有资本主义教育方向，办预科就是与党提出的半工半读唱反调。这是个根本方向问题，必须彻底批判扭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正是一个大分化的时候。革(军)干子弟，站在最前列，而一切乱七八糟的人也都凑在一起，站在反对的最前列。这更说明我们是正确的了。】

由上可以看出，各学校在文革运动初期基本上是冷冷清清，甚至被各单位党委压制、“引导”。

二、号角

5月25日，被毛主席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贴出，斗争的目标第一次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当权派”。

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这份大字报的署名人之一、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在她的《聂元梓回忆录》中记载：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情非常巧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前期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是反党;当然也有人赞成我们的大字报，这自然地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高云鹏(大字报署名人之一。井冈山观心注)还受到他人的围攻和推打。】

【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围绕对学校工作和陆平等人的评价问题，校内很快就形成了反对陆平和拥护陆平的两种意见。当时对大字报的争论，主要还是认为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就是反党，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普遍的。......陆平他们也不敢怠慢，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我们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后贴出来的，当天晚上，陆平就召开党委常委会讨论怎么办，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同样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墙上。】

【第二天，陆平组织各个系开会，谁表示赞同这张大字报了，都要检讨。学校同时开辟了一个饭厅，专门贴大字报，要求不许把大字报贴到屋外墙上。】

【陆平组织了学生，反驳我们的七人大字报。也有人支持我们，大字报太多了，饭厅太小，很快就贴不下了。结果，又把大字报贴到外面了。这种形势持续了四五天。】

1966年5月29日下午，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在清华附中。

根据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骆小海(干部子弟)为他的同班同学宋柏林着的《红卫兵兴衰录》所写的序：

【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采纳。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

北大《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后来被毛主席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毛主席对这张大字报评价为什么这么高?这张大字报的意义在哪里呢?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这张大字报的意义就是向以代表党自居的“当权派”开响第一枪。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6年6月1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而是假**，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

这张大字报在全国的播发，吹响了高校“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炮轰学校党委。

各个学校的“反动堡垒，从此......开始打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毛主席对这张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等7人很可能就会被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可见，革命是带有巨大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