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条上读到了《南街村精神是“坚持集体守旧”?小岗村精神是“包含到户创新”?》(2025-12-13 15:05·起程)一文。文章对“南街村精神是坚持集体守旧，小岗村精神是包含到户创新”的说法进行了剖析。作者认为“南街村：集体化是立足实际的主动选择，绝非守旧”，而小岗村“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小规模分散经营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小岗村的土地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了突破这些瓶颈，走集体化道路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在沈浩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小岗村重新又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南街村和小岗村，到底谁是守旧，谁是创新?

在这里有一个格局的区别。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时，面对已经有了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现实世界，我们急需要改变原始种植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而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公社化的过程，正是通过逐渐过渡的方式把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化的、以协作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相对于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个体生产方式，公社化的集体生产方式，正是一种改变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以周家庄、华西村、南街村和大寨村为代表等单位对集体经济的坚持和不断完善，始终是一种创新。这是从大格局看的一种制度创新。

而小岗村人在人民公社体制运行了2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冒着坐牢的危险订立契约，分户单干，这也是一种创新。但只是一种小格局中的创新。当小岗村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依然落后于其它地方的情况下，在沈浩书记的领导下，通过学习南街村、大寨村的经验，重又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二次创新了。

与周家庄、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相比，小岗村人穷的不是物质条件差，穷的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合作意识，穷的是没有像雷金河、吴仁宝、王宏斌、郭凤莲这样的书记。虽然后来有了沈浩这个真正能够实为农民着想、事求是的第一书记，但却迟了二十多年。

农民要富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而要成功地走好合作化和公有化的道路，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是农民自身要有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要有适应时代变化的合作共赢观念，这是农民能够建立集体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集体经济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了也难以持久。从沈浩书记在小岗村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不难了解，小农意识顽强的农民从个体生产者转变为具有合作共赢观念的劳动所有者，是非常艰难的。

《党的生活》杂志在2009年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大包干制度的先驱之一，严俊昌的发言。他反思了这一制度在现实中的影响，表达了对当下农村经济状况的担忧。严俊昌指出，在分配了自己的土地后，农民们本应有望改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留下来的多是老弱病残，他们往往无力妥善管理这些土地。因此，不少土地要么荒芜，要么被迫以低价出售给私人老板。这样的情况使得村民们即使想要自主发展，也受限于自己的土地，无法迈出更大的步伐。他还感慨地说，如果早知道如今小岗村的这种状况，他宁可承受极大的个人风险，也不会选择推行‘承包’制度。他的这番话反映了当前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土地承包制度实际带来的一些不利后果。

第二是需要有好的带头人，要有像雷金河、吴仁宝、王宏斌、郭凤莲这样的领头人。所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组织还是民营企业组织，都需要有好的领导人。既需要主要的领导人有为农民着想的责任担当，更需要领导人有全局性的眼光和见识，从而能够使集体经济在市场的风浪中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