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25年第12期。

1952年，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曾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文月华(Mary AustinEndicott，1897-1967)与丈夫文幼章(James Endicott,1899-1993)一道，来华访问4个月，随后撰写了《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 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记录她此次重回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并于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作者在书中，以自己在新、旧中国的亲身经历，为新中国的种种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来自加拿大的文幼章

文幼章是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学者。1932年，他被邀请给关在监狱中的犯人讲授英语和《圣经》。囚犯主要是**人，这是他与**人的最初接触。他意外地发现，这些**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心怀“解放被压迫者”的强烈愿望。

1935年，文幼章夫妇开始与蒋介石夫妇交往。蒋介石夫妇将文幼章奉为上宾，并自1939年开始，聘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专职顾问。此期间，文幼章曾经与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住在一起。后来，文幼章目睹当时中国上层的腐败和穷奢极侈，看到街头处处可见的饿殍，看到成群的儿童乞丐，他认为蒋介石对此负有责任，并坚决地与蒋分手。他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和多国外交官有相似的看法：由于贪污腐败和独裁专制，蒋氏政权不会长久。

1941年至1944年，文幼章因为战争滞留北美。这期间，他在北美做了无数次关于中国的演讲，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西南联大师生反对内战的抗议活动中，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被杀害。12月9日，成都的燕京、金陵、齐鲁等5所大学联合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开会抗议军警杀害学生。会议邀请文幼章发言。会前，他收到死亡警告。前一天，他给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写了一封带有“遗言”性质的长信，说明了自己无法拒绝邀请的理由。信中还回顾了自己人生的一些重要时刻。他的发言刚刚开始，一名军警向讲台上扔了一枚手榴弹，所幸没有拉引信，没有爆炸。文幼章看到了手榴弹，但没有退缩，按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发言。

文幼章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末，他担任加拿大世界和平大会主席。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北美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他曾冒着很大风险、承受很大压力为中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与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等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五星闪耀中国》一书封面

新中国建设者的“初心”和“使命”

在重回中国的4个月中，许多人对文幼章讲了意思大致相同的话：“只要我们想到今天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不算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将永远不会像我们一样受苦，我们的孩子将享受免费学校，免费医疗，吃得好，身体健壮，生活充满乐趣。他们将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成长，他们将学会合作、分享和讨论，而不是支配或被支配。他们将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爱好和平，珍惜与各个国家人民的友谊。”

在《五星闪耀中国》一书的扉页上写着：“给绿玉(Green Jade)：她告诉我的故事，讲述了苦难、英雄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导致新中国取代了旧中国，我们已经见证。”绿玉是作者的一位采访对象。1946年，绿玉曾经是重庆《新华日报》的一位医生。1952年作者采访绿玉时，她28岁，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绿玉也是4个孩子的母亲。作者同时采访了绿玉和她的丈夫张林，张林也是一位年轻的**员。关于绿玉，书中写道：“她想起了数百万中国婴儿，他们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太穷，太无知，无法养活他们。她觉得她的工作正在帮助她的国家走向一个每个婴儿都受到欢迎和安全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她自己的孩子才能真正安全。”

文月华从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工作需要，绿玉与张林各自住在自己教书的学校，孩子平时放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周末才能全家团聚。文月华感到绿玉夫妇为了工作做出了太大的牺牲。绿玉回答说：“对于我们目前的生活，没什么可抱怨……我们今天在家庭生活方面失去的东西，将会得到加倍的补偿。这个加倍的补偿就是：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恐惧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人人有机会的社会。几年前，谁能想到呢?几年前，这还仅仅是一个梦。今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梦想已经变为可能!……不，不，我们没有做出牺牲，我们是最幸运的。我们遇到的困难与那些像我们一样渴望看到这一天却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人相比，与那些像张林的舅舅一样在二十年前就为革命而牺牲的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确实作出了牺牲，而我们没有。”

张林补充道：“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革命带来了什么。一些人抱怨甚至逃跑，向往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人民知道，但亿万农民知道，但正在建设新工业的工人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会保护革命的成果。倘若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革命的成果，那才是牺牲。为了避免这种牺牲，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

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恐惧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人人有机会的社会”，这不是绿玉一个人的“初心”，而是千千万万新中国创建者和建设者的初心，也是文月华许多采访对象的“初心”。担任淮河治理工程的副总指挥钱正英向文月华讲述了自己工作中的见闻。1951年初，淮河治理工地上工人们日夜工作。下雪了，地面结冰，但工人们坚持挖掘，即使手脚因冻疮而流血。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行走，但没有抱怨。钱正英问他们累不累，他们总是说：“是的，我很累，但没有在朝鲜打仗的志愿军那么累。”面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工人们也总是给出同样回答：“的确有危险，但没有志愿军那么大的危险。”

作者在参观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之后，向自己的一位年轻朋友郑(Rae Cheng)小姐表达了自己的疑虑：母亲参加工作，将孩子放在托儿所，不能够每天陪孩子入睡，是不是一种遗憾?郑小姐的父亲郑和甫是一位圣公会大主教，是中国教会的第一位华人大主教，她曾在多伦多大学读书。郑小姐回答说：“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妇女不爱她们的孩子。她们爱。她们为新社会带来的孩子们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而高兴。她们知道，未来属于孩子们，只有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为建设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孩子们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在文月华所采访的许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新中国创建者和建设者的“初心”和“使命”。她在书中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唤起了读者关于“初心”和“使命”的记忆。这种唤醒，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真实可信的新中国见闻录

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度被一些作家描写得一团漆黑。《五星闪耀中国》是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反击。作者通过讲述许多真实、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热情地讴歌了中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为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者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丁光训主教(1915-2012，Ting Kwang Hsun，或K. H. Ting)为书作序。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徒，从1988年至2008年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序言》中，丁光训主教讲了两件小事。第一件是：“今天，在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书摊在没有人在场的情况下开放营业。不仅出售便宜的报纸，而且还出售各种不同种类和价格的书籍。但你只需要拿你想买的东西，把钱放在附近的盒子里。零钱以邮票和信封的形式提供。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周一次，当钱箱被打开，数钱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短少。”第二件是：“在上海的一家餐馆里，一位顾客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得了肺结核，请格外小心地洗我用过的盘子。’”在讲了这两件小事后，丁先生说：“很明显，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诚实和勤勉，正在提高国家的整体道德水准方面结出硕果。”

绿玉的离休证

吴贻芳(1893-1985)于1928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当年就回国接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担任该校校长23年。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并入金陵大学，她担任金陵大学副校长。1956年和1981年，她曾两度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文月华在华期间，曾经3次会见吴贻芳，但由于时间有限，仍然感到未能尽言。按照二人的约定，在文月华回到加拿大后，1952年6月13日吴贻芳给文月华写了一封长信。征得吴贻芳的同意，书中全文收入了这封信。吴贻芳校长在信中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位教授看到一位农民的妻子兴高采烈地准备缴纳季节性的农业税。看到她把大量的小麦收成装进袋子。教授问她：“你交这么多，如果发生意外，你自己不够吃怎么办?”农妇立即回答说：“没关系，毛主席会照顾我们的需要。”第二个故事：一个茉莉花茶的著名生产地，生产设施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获得了政府贷款，修复设施，获得新植物和其他物资来改善种植工作。他们组织了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直接销售，避免了“中间商”的盘剥，结果他们的生意比1937年之前好得多。第三个故事：1949年冬天，一群米商为牟利大量囤积大米，米价疯涨。政府粮食公司引进了新的供应商，并安排了一些商店成为零售商。部分零售商与囤积者联手，政府新投放的大米又很快从市场上消失。政府粮食公司为满足人民需求又引进了另一批供应商，并开设了自己的销售摊位。最终，投机商遭受重创，得到教训。

文月华在纽约认识的一位作家，曾对文月华讲述了他在广西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见闻：解放军让村民们感到非常吃惊。解放军拒绝接受村民提供的任何东西，购买东西坚持付钱，解放军战士一来就开始帮助村民，他们会给老人搬运木头和挑水。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他们去田里帮忙生产。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尊重妇女和女孩。他们的诚实和高尚的道德标准甚至得到了“反共”记者的承认，在西方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和评论。

他们也是共产主义理想最忠贞的追求者

文月华和丈夫文幼章都出生和成长在传教士家庭。文幼章的父亲文焕章1892年就来到中国传教。文幼章出生在四川乐山。文幼章夫妇，为本书作序的丁光训主教，本书中重要的采访对象宋庆龄、吴耀宗、吴贻芳、伊莎白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是共产主义理想最忠贞的追求者，是中国红色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言说支持中国革命，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伊莎白·柯鲁克雕塑

在《五星闪耀中国》中的第六部分是“中国的教会”，包含第24、25和26章共三章。在其他的章节中，也有许多涉及教会的记述。作者记录了1952年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首倡者吴耀宗博士的采访。吴博士对作者说：“对共产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研究，澄清了我的基督教思想，增强了我的信仰……耶稣强调上帝是父亲这一概念……人类社会应该像一个家庭，所有的孩子都受到同等的爱，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关心每个人的遭遇。这种对父亲概念的强调，使孩子们通过对父亲的模仿而学习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再是丛林中的孤立求生者，不再是战争中的厮杀者，他们开始学习合作，学习为彼此的幸福而高兴。”文月华在书中写道：“农民和工人正在从目光呆滞的苦工变成机敏、自信的公民，他们可以期待富足的生活。看到他们，让我想起玛利亚之歌(路加福音1:52-3)：‘他叫有权柄的人失位，使卑微的人升高。他使饥饿的人得饱美食，使富足的人空手而回。’”

文月华还记录了对伊莎白夫妇的采访。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是加拿大的传教士，1912年来中国传教，是华西协和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成都，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同为来自加拿大在四川传教的传教士家庭，文家和饶家是世交，文月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认识伊莎白。1952来访时，伊莎白夫妇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语。采访中，伊莎白详细讲述了她的教书生活，对简朴、清贫但充实的生活，非常满意，对未来充满憧憬。文月华在书中写道：“我确信，伊莎白不觉得自己放弃了任何她从小就接受的基督教原则。”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最高领导人亲手授予伊莎白“友谊勋章”。

重读70多年前出版的《五星闪耀中国》，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更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发。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