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科学观的理论意义

[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指在超感性领域中为自然科学寻求根据，由此出发解释自然科学。从该手稿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都不过是自然科学特定发展阶段的衍生物，它们却将自身视为对自然科学之基础的探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说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观取而代之，不如说提出了一种思想路向上的转向，即摒弃“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这一思想路向上的转向，包含着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并预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品格。

作为“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一部思想材料的融会之作，其思想之丰富性与深刻性，堪称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座高峰。其中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idealistischeRichtungderNaturwissenschaft)的指认与批判，预示出一种考察自然科学的思想路向：“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并未充分探讨该批判的深刻内涵，《手稿》所预示的这一思想路向被长久地掩盖了。这种不充分性体现为一种调和式的观点，即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观抛弃了“抽象物质”等预设，另一方面又为某种修正了的形而上学“物质”概念保留了一席之地。事实上，《手稿》将“抽象物质”同“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并提这件事情本身就透露着：该手稿所预示的这一思想路向无法被纳入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观点上的差别，而在于思想路向上的差别，在于对形而上学思想路向的彻底颠覆。本文将从《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着手，尝试重新揭示它所预示的新思想路向，进而说明这一新思想路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考察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等问题的理论意义。

一、《手稿》中的唯物主义与“感性”

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向来被视为旧唯物主义的标志之一。然而，由于人们并未充分探讨《手稿》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深刻内涵，以致部分学者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应抛弃“抽象物质”等预设，另一方面又为某种修正了的形而上学“物质”概念保留一席之地。与此不同，《手稿》一方面明确宣称感性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明确地将抽象物质与唯心主义并提。因此，如果人们依然坚持“唯物主义”这一表述，那么《手稿》所确立的唯物主义也是自觉地从“感性”出发的唯物主义。与此相关的是，《手稿》中所谓“现实的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不是指在现有的自然科学之外另创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而是指自觉地将“感性”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从而提出一种考察自然科学的新思想路向。与该路向区别的乃是“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将“抽象物质”概念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与根据同样是其典型表现。它的唯心主义性质在于所坚持的“物质”概念的抽象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坚持物质先行于被《手稿》视为科学之基础的“感性”。

可见，要澄清《手稿》所提示的考察自然科学的思想路向，就必须首先澄清该手稿中“感性”之意蕴。为此，有必要对《手稿》的相关论述做一番简单的回顾。本文出于方便的考虑，以其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作为这一回顾的切入点。

虽然“人的本质”这一表述明显沿袭费尔巴哈哲学，但它并非指某种从神学中还原出来的关于人的本质规定，这从《手稿》将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就可见一斑。进而言之，正如工业被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被视为自然同人的现实关系，在《手稿》的思想境域中，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为人同自然的感性的实践关系。这里必须补充的是，《手稿》并不认为人的本质力量仅具有某种单一的形态，相反，它是在人同自然之多样化的实践关系中体现的多样化的力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

《手稿》中的“感性”，指的是上述意义中的这些本质力量的性质——人的本质力量是感性的，它们是诸种感性的本质力量(diesinnlichenWesenskräfte)。相应地，这些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被表达为“感觉能力”，例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3)等。总之，现实的对象被视为这些感性本质力量的确证，因而其意义以这些感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感觉能力”之所及为限度。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涉及自然科学中人同自然的关系，《手稿》同样将其表达为“感觉”，如“矿物学的感觉”。

无论是“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还是“矿物学的感觉”，都说明了：虽然《手稿》将主体性表达为“感觉能力”，但它绝非经验论传统中的那种“感觉”的接受能力。诚如海德格尔所言，与这种接受能力相对应的“感觉”并非原初的感觉，“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一种纯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象地听”。事实上，自弗朗西斯·培根以来，近代西方经验论传统中“感觉”的内涵几经转化，已然作为感觉的理论抽象同现实相脱离。这体现为贝克莱的“存在即感知”，进而发展为休谟的怀疑论。这一经验论传统所确立的“感觉”的接受能力，不过是从这种抽象的感觉出发，反向地设想人具有接受这种抽象感觉的能力而已。该概念与其说对应着人的某种固有能力，不如说透露出“感觉”之内涵的畸变过程本身。其结果是，以这种抽象感觉重新构建对象的尝试总是归于失败，以致人们不得不通过确立某种超感性的存在者来保障对象的存在。

区别于近代西方经验论传统中的抽象感觉的接受能力，《手稿》所谈论的这种“感觉能力”从一开始就是对象性的，因为它本就是指作为特定实践能力的“感觉能力”。说“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其实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实践方式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感性对象(事物)方向人呈现，正如矿物的美与独特性只向从事矿物学研究(实践)的人呈现一样。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感觉能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是同一事务的两个面相。因此《手稿》宣称，它们的发展乃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最后要问：《手稿》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对感性的强调，其意义何在?——在于指明实践领域自身的基础性地位。因为这种强调意味着否认(或者至少是悬置)实践的任何一种超感性基础，例如那先行于感性的“自然界本身”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本身”。换言之，意味着否认那被设想为存在于实践背后的形而上的世界：“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综上，《手稿》中的“感性”，乃是对人同自然的实践关系之性质的指明;该手稿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对感性的强调，意在指明实践领域自身的基础性地位，这便是《手稿》中的“感性”之意蕴。因此，说“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其实就是说实践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要求自觉地从“感性”出发考察自然科学，其实就是要求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

二、“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基本含义

如何理解“实践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一论断?难道人们不知道实验乃是一种实践，而自然科学乃是实验科学吗?但是，如果实验的结果仅仅被理解为科学理论的例证，人们就没有理解上述论断。因为在这种观点中，科学理论依然被设想为独立且先行于实践的，这就并未将“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一命题贯彻到底。相反，《手稿》所预示的思想路向，恰恰是要求从实践领域出发，将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作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来考察。遗憾的是，《手稿》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展开。由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过程的考察颇为详细，下面联系其中的观点对该论断的含义加以展开说明。

“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第一层含义是：科学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以相应的实践意识为前提。一方面，诚如库恩所言，科学理论的普适性其实是一种“后见之明”，从一门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它乃是一种规范常规科学研究的范式。为说明这一点，库恩将范式比作惯例法中的判例——它仅仅起示范作用，并预示着科学研究可能的成功，而常规科学研究通过拓展范式的运用范围、增进预测的精确程度和进一步澄清范式等方式实现这种预示。可见，某种科学理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探索(科学实践)方得以充实、发展。另一方面，就人们对科学理论的学习与理解而言，库恩指出：仅仅是因为借助一组具有示范作用的实际运用，概念、定律和理论才为科学家所学习和理解。这意味着人们只有在领会相应实验的前提下，方能理解某种科学理论关于自然现象的表述。因此，无论在形式上可以表现得多么抽象，脱离了对相应实验的领会，科学理论关于自然现象的表述便无法得到理解，更遑论对科学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这种对实验的领会，用马克思的术语表述，乃是一种“实践意识”。正是在科学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以相应的实践意识为前提的意义上，《手稿》称自然科学乃是从实践意识(感性意识)出发的(这里的“实践意识”涵盖了科学的，即由范式理论所规范化了的实践意识——如果我们将考察科学的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时代，就不难发现当时的“理论”与其说是从科学实践的意识出发，不如说是从生产生活实践的意识出发)。正是为了强调这种实践意识相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手稿》将科学研究的实践意识表达为“感觉”。

“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第二层含义是：科学的进步乃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发展。表面来看，“科学的进步乃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发展”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谁不知道科学的应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呢?实际上，这种观点依然假定了科学理论相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固有真相的揭示，虽然它也能提供某些应用上的副产品。库恩对范式间不可通约性的探讨消解了上述印象，以致人们难以再承认某种被预先确立的自然真相(在流行的观点中，科学进步被设想为不断逼近这一真相)，科学的进步仅仅体现为“解题能力”(即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范围与精确度)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库恩虽然看到了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因此陷入混乱——在由范式变革所造成的“视域变换”中，“世界”仿佛也改变了：“我尖锐地意识到下述说法的困难：当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注视摆动的石头时，前者看到的是受约束的落体，后者看到的却是单摆。……虽然这世界并没有因为范式的改变而改变，范式转换后科学家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科学实践中的范式选择问题。“受约束的落体”和“单摆”的区别，不过是将“摆动的石头”作为“受约束的落体”还是“单摆”对待的区别——无论选择为何，“摆动的石头”作为生产生活实践的意识，总是这种选择的前提。由于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长远来看，范式竞争的结果主要由不同理论的“解谜能力”来决定，而这种“解谜能力”总是通过科学实践来加以确认的。

《手稿》将自然科学视为“力量”，正包含着对上述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是不断逼近某种被预先确立的自然真相的事业)的消解。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与库恩在“解题能力”的意义上看待科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解题能力”所涉及的主要是范式同科学实践的关系，而将自然科学表达社会力量则不仅包含这一关系，更在于指出那使这一关系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例如科学实践所需的材料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科学家的。

由此不难看出“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第三层含义：生产生活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实上，库恩关于“视域变换”所陷入的混乱已经向我们提示出：由范式所规范化了的科学研究总是建立在某种更为广泛而基础的实践领域之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更为广泛而基础的实践领域乃是生产生活的领域：“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库恩之所以陷入上述混乱，正是由于他将由某种范式所规范化了的意识(如科学家将摆动着的石头视作单摆)视为原初经验。由于忽视了作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实践，库恩实际上取消了科学实践的界限，从而将由范式变革所造成的“视域变换”混同于“世界”的改变。但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自觉地承认了在生产生活实践的优先地位，正如无论摆动着的石头被视作“受约束的落体”还是“单摆”，它总已是摆动着的石头了。

综上可见，“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等论断，提示了考察自然科学的下述思想路向，即从作为基础的实践领域(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生产生活实践)出发考察自然科学，从而将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作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来考察。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消解科学理论相对于实践领域之独立性的过程，正如科学理论总是由人创立的，而人并非某种纯粹的、“唯灵论”的存在者。这种思想路向与潜藏于《手稿》、生发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一致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我们可以称其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表达为一种路向，是因为它并非考察自然科学的唯一方式。因为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不是正如“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这类康德式的问题所提示的那样，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包含着无法由社会历史过程加以说明的超验因素吗?对此，《手稿》是如何作答的呢?

三、作为一种思想转向的对“唯心主义方向”本身的批判

在《手稿》的思想境域中，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意味着对“唯心主义方向”本身的批判，其中潜藏着一种思想路向上的转向。

前文已经指出，《手稿》所秉持的唯物主义，不是预设了抽象物质的旧唯物主义，而是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的唯物主义。因此考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路向，是指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唯心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唯心主义确立了某种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根基(精神或物质)，而是在于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一样)确立了某种超感性的根基，从而掩盖了实践领域的基础性地位。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超感性的基础或根据乃是非存在物(Unwesen)：“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就是说它不是在实践中向人呈现，而是作为实践的超感性根基独立于实践预先地存在着。“自然界本身”与“人本身”(抽象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等)，就是这种非存在物的典型。

由此，我们得以领会《手稿》所指认的“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它设想某种非存在物，设想它们展开一种相互关系，进而反过来把自然科学研究视为它所设想的非存在物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换言之，其“唯心主义方向”的实质，在于从非存在物出发解释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这类康德式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正是这种“唯心主义方向”的典型产物。不难看出，这与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的思想路向迥然不同，因为它们的所由出发之域迥然不同——唯物主义的所由出发之域是实践领域，而唯心主义的则是独立于实践领域的超感性领域。

上述解释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手稿》提示上述思想路向的用意，在于为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反思划定界限——它告诫人们将思想保持在实践领域之中，而不要企图超越实践领域而达乎超感性领域。如此看来，虽然方式迥异，这种思想路向作为一种为思想划界的行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实际上，《手稿》所提示的思想路向与其说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反思划定了界限，不如说是一种思想路向上的转向;与其说该路向反对关于“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这类康德式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即使是纯然否定的回答)，不如说它要求摒弃这一提问方式本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破除任何一种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而在于自觉地摒弃“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

“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乃是一种思想路向，这种思想路向要求追问自然科学可能的超感性根基，从而为自然科学奠基。它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何以可能?对于这一问题，《手稿》并不正面回应，而是反其道行之：“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也许你是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争辩的是“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即一个神学问题。但实际上，作为神学问题的“创造问题”不过是追问超感性根基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是这种追问的另一种形式。问题的实质依然是对世界之超感性根基的追问，因而也可以被看作对自然科学之超感性根基的追问。

同时，马克思指出在这个问题中本就包含了抽象，因此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这种抽象表现为对“人和自然界”全部内容的怀疑，或者说对这种怀疑的合法性的承认。不难看出，这种怀疑正是一种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在马克思看来，普遍怀疑的问题并不在于对那超感性的“自然界本身”和“人本身”的怀疑(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本身”和“人本身”本就是抽象的，即非存在物)，而在于对“工业”和“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的怀疑，即对那切近的生产生活实践的怀疑。换言之，发问者设想自己脱离了他向来处于其中的实践领域，并依然得以作为发问者问出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荒谬的想法，马克思调侃道：也许你是一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可见，作为一种思想路向，“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正源自上述发问中所包含的抽象，这种抽象意味着发问者设想自身同生产生活实践相脱离。

最后，马克思指出，这种“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结果，即任何一种特定的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就性质而言乃是“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一方面，它不过是对自然科学现有成果的确认(即对“现有经验”的确认)，正如黑格尔哲学就其终局而言不过是对“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确认一样;另一方面，它将自然科学研究从作为其基础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抽离出来，代之以非存在物，并反过来把这种抽象的自然科学研究视为它所设想的非存在物的表现与证据——它使自然科学的现有研究及其成果“在哲学上分解和恢复”，或者说，它意味着自然科学现有研究及其成果的“形而上学化”。因此，从《手稿》的思想境域来看，任何一种特定的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都不过是自然科学特定发展阶段的衍生物。就“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将这种衍生物视为本原性的而言，它实质上是一种颠倒，并且一旦联系自然科学史，即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过程，这种颠倒的幻想就会破灭。

四、《手稿》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理论意义

正如《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中包含着一种思想路向的转向，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决定性著作，《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不仅意味着确立某种考察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方式，更包含着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品格。

首先，《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包含着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唯心主义方向”并非任何一种特定的唯心主义学说，而是从独立于实践领域的超感性领域出发解释实践的思想路向。就此而言，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以及后世基于这一概念的修修补补依然从属于这一思想路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承认“感性的本质力量”对于理论对象的构建作用，以及唯心主义学说相对于这种本质力量的衍生地位，但没有看到这种本质力量扎根于特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与此不同，《手稿》对“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意味着一种思想路向的彻底转变，即自觉地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理论学说的历史发展，并将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视为对这一过程的颠倒与反映。就此而言，《手稿》对“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潜在地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这一转变明确地表达为由“从天国降到人间”向“从人间升到天国”的转变：“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他进而指出：唯心主义学说的颠倒扎根于“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即把持话语权与解释权的“精神劳动者”同“物质劳动者”的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至此，唯心主义学说所包含的超感性领域与鲜活实践间的对立，最终由实践领域中人与人的对立说明。

其次，《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预示着从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向。正如“唯心主义方向”并非任何一种特定的唯心主义学说，“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也并非特定的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而是从超感性领域出发解释自然科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路向。就其终局而言，这种思想路向所能给出的不过是自然科学特定发展阶段的衍生产物(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而这种衍生产物的普遍确立反而禁锢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唯心主义自然科学观的批判往往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如恩斯特·马赫的《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将经典力学理论还原到实验与观测之中，从而“动摇了以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一信念”。遗憾的是，马赫并不了解《手稿》所预示的新思想路向，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在进行了上述消解后又重建了一种感觉论，即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方向”之中。不过鉴于此，反而更能凸显《手稿》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意义所在：《手稿》所预示的不是一种特定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不是在取消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后又确立某种“形而上学化”的感觉论，而是对形而上学思想路向的彻底颠覆，即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实践领域出发考察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向。

最后，《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预示着马克思从“形而上学立场”向“实践立场”的转变，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品格。就自然科学确实包含某种无法由社会历史过程加以说明的超越因素而言，“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作为一种可能的思想路向存在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正如《手稿》所提示的，这种思想路向之可能性便体现为形而上学的发问方式，这种发问方式意味着作为发问者的人设想自身同实践领域相脱离。然而，历史传承之于人正如水之于鱼一样，企图脱离这种传承之物(无论是作为其理论内核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还是作为其现实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发问，就像鱼企图脱离水生存一样荒谬。就此而言，《手稿》对“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预示着马克思从“形而上学立场”向“实践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联系实践领域考察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这依然是一种理论的意义)，更首先在于向来历史性地实践着的人对作为历史产物的社会力量(自然科学只是其中之一种)同自身历史性关联的抉择，正如形而上学的发问方式作为对这种关联的掩盖反而提示了这种关联的本真性质一样。这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的真正功用恰恰就在于加重历史性此在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加重绝对的在……只有在此在掌握了对事物的真知之处，命运才出现，而哲学就开放着这样的真知的途径和视界。

作者：石正瑀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