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天地之化，以阴阳定纲常;万物之序，以灵蠢分等差。人者，倮虫之长，禀五常之性，怀天地之心;犬者，毛兽之属，循本能而动，逐菽粟而趋。此乃造化之显别，古今之共识也。然世有腐儒，或抱残守缺，或曲意逢迎，甘为权贵喉舌，罔顾生民疾苦，其言行乖谬，心智昏蒙，竟类犬彘而远人伦。故作此论，辨人犬之异，砭时弊之陋，冀醒迷途之辈，以存人道之尊。

夫人生于天地间，非徒具七尺之躯，更有三阳之慧。《尚书》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灵在何处?在能辨是非，明善恶，知礼义，懂廉耻。昔孔孟周游列国，席不暇暖，非为一己之禄，盖忧王道之衰，生民之困也。孔子见饿殍而叹“苛政猛于虎”，孟子对梁惠王而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皆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圭臬，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为人之典范也。

反观犬类，其性虽忠，然囿于本能。饲之则摇尾乞怜，弃之则狂吠相向;见骨则争，见势则避，未尝有三思之举，更无济世之心。昔楚灵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桓公私易牙，终遭虫流之祸。彼时之谀臣，若竖刁、易牙之流，不察君之过，不恤民之艰，唯以声色犬马媚上，以严刑峻法虐下，其行与犬之逐利何异?犬逐食，为求生也;彼逐禄，为害民也。犬害止于吠噬，彼害及于社稷，是故犬之恶小，而腐儒之恶大也。

今之所谓“御用文人”，其弊尤甚。或栖身廊庙，食君之禄而忘君之责;或隐于书斋，谈空说玄而不察时弊。见民有冻馁者，曰“此乃命也”;见吏有贪墨者，曰“此乃小节也”;见政有乖谬者，曰“此乃权宜也”。甚者，为粉饰太平，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民有怨，则曰“民心向化”;国有损，则曰“瑕不掩瑜”;士有忧，则曰“杞人忧天”。此等言论，非愚即伪。愚者，闭目塞听，不知人间有疾苦;伪者，心知肚明，却为利禄而屈节。其心之冷，其行之卑，较之犬之护主，尤为可鄙——犬护主，出于天性;彼媚上，出于私欲也。

昔司马迁著《史记》，不为汉武歌功，反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作世家，盖以史为鉴，不掩善恶也。班固作《汉书》，虽尊汉，亦录霍光之专权，王莽之篡逆，未尝曲笔也。此皆史家之良，为人之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任，不以权贵之喜怒易其志。而今之文人，或奉指令为圭臬，以颂圣为能事，其文辞虽华美，其内容若粪土。譬如画饼充饥，虽工巧而不可食;譬如望梅止渴，虽虚幻而不可解。民有求告，彼则以“大局为重”拒之;士有诤言，彼则以“异端邪说”斥之。此等行径，与犬之守门何异?犬守门，为护家也;彼守言，为护禄也。犬守门，尚有警觉之能;彼守言，唯有麻木之心。

或曰：“文人固当顺时，不可逆命。”呜呼!此乃亡国之言也。昔商纣之时，比干强谏而死，箕子佯狂而去，微子抱器而归周。若彼时之文人皆顺纣之命，缄口不言，则殷之亡益速，民之祸益深。周之兴也，周公制礼作乐，召公甘棠遗爱，皆以民为本，以道为宗，故能享国八百年。秦之亡也，李斯阿顺赵高，焚书坑儒，以酷法驭民，故二世而亡。由此观之，文人之顺逆，关乎国之存亡，民之祸福。顺道者，虽逆时亦为忠;顺命者，虽适时亦为奸。今之御用文人，不知顺道，唯知顺命，其心已为利禄所蔽，其眼已为权势所迷，其口已为虚言所塞，虽具人形，实与犬彘无异。

且人之异于犬者，在能自省，能改过。昔廉颇负荆请罪，终成刎颈之交;周处除三害，遂为忠臣之范。若今之文人能幡然醒悟，弃虚言而务实事，去谀辞而存直谏，则虽昔为腐儒，今可为良士。然观其行，多执迷不悟，反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自饰。殊不知，识时务者，当识民生之要务，识社稷之要务，非识权贵之要务也。若仅识权贵之要务，则与犬之识主人之好恶何异?犬识主人之好恶，为求食也;彼识权贵之要务，为求禄也。犬求食，不过饱腹;彼求禄，必害民生。是故犬之求，无可责;彼之求，不可恕。

昔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之御用文人，多为小人之属，喻于利而不喻于义。见利则趋，见害则避;见贵则敬，见贱则慢。其待人也，若市贾之交易，若权衡之称量，唯利是图，无义可言。譬如犬之待陌生人，若携食则近，若空手则吠，其情状一也。然犬之性，出于天然;彼之性，出于人为。人为之恶，尤甚于天然之恶。犬虽恶，不欺同类;彼虽善，常欺百姓。犬虽凶，不害无辜;彼虽柔，常陷忠良。此乃人犬之异，而彼反类犬也。

又人之异于犬者，在能创造，能传承。昔仓颉造字，以代结绳之治;嫘祖养蚕，以济麻衣之弊。伏羲画八卦，以明阴阳之理;神农尝百草，以救黎元之命。此皆人之创造，足以利万世，泽千秋。今之御用文人，既不能创造，亦不能传承，唯能剽窃前贤之语，篡改古人之意，以迎合权贵之好。譬如犬之学吠，虽能发声，不能成曲;譬如鹦鹉学舌，虽能言语，不能表意。其文辞若鹦鹉之语，虽似人言，实无己意;其观点若犬之吠，虽有声音，实无道理。此等文人，虽著书立说，不过废纸一堆;虽讲学授徒，不过误人子弟。

或曰：“犬亦有忠者，如义犬救主，何可尽贬?”呜呼!犬之忠，不过私忠;人之忠，当为公忠。犬之忠，限于一家一主;人之忠，限于一国一民。昔岳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之志，光照千古;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气节凛然。此乃公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非犬之私忠可比也。今之御用文人，所谓“忠”者，不过忠权贵之私，非忠国家之公。权贵喜，则歌功颂德;权贵怒，则罗织罪名。其忠若犬之忠，不过为一主之私，非为万民之公。此乃忠之伪者，而非忠之真者也。

夫天地之道，以公正为大;人间之理，以良知为贵。今之御用文人，弃公正而取偏私，舍良知而逐利禄，其心已死，其魂已亡，虽有七尺之躯，实与犬彘无异。然人之所以为人，在能明辨是非，在能坚守良知。若能弃旧图新，洗心革面，以民为念，以道为宗，则虽昔为腐儒，今可为君子。否则，终其一生，不过为权贵之犬，历史之笑柄耳。

昔屈原作《离骚》，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遂投汨罗以明志。若今之文人有屈原之节，则必能拒谀辞，守直道，为民生鼓与呼，为社稷忧与思。然观其行，多为屈原所悲之“众人”，醉于利禄，浊于偏私，终不能醒。此乃时代之哀，文人之耻也。

余作此论，非为诋毁文人，盖为警醒世人。人犬之辨，不在形而在心，不在言而在行。心有良知，行合道义，则虽贱亦为人;心无良知，行背道义，则虽贵亦为犬。愿今之文人，弃犬心而存人心，去犬行而行人道，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生民，无愧于“万物之灵”之称号也。若仍执迷不悟，则终为历史之尘埃，为世人之唾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