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满血复活”的法宝——即俘即补即训即打
《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中举出了诸多案例。
以下是其中之一：
九纵王方团八连战前全连共一百四十七人，战中伤亡四十四人，边打边补四十五人，战斗结束时还有一百四十八人。十三纵一○九团九连战前全连原有九十人，伤亡四十四人，边打边补七十四人（补后逃亡七人，伤亡和掉队十五人），战斗结束时，尚有九十八人，超过原有人数。一一二团一连战前全连共一百一十二人，战斗伤亡三十八人，边打边补八十四（补后伤一逃亡九），战斗结束时，则有一百四十八人，超过原有人数更多。[1]
这个“王方团”“边打边补”有一整套方法，非常生动具体且很有可操作性：
战前，团党委要求各连队把制定、落实战斗中的“扩军计划”，“做为支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扩军计划”，不是随便抓个俘虏就可以凑个数的。“扩军计划”有基于质量保证并且详细的原则要求：
①即补对象：
a.出身中贫农成分较好，忠厚老实者；
b.被抓丁、抽丁出来者；
c.国民党军队中的战斗兵，年轻力壮者；
d.军龄，在三年以下，离家远或家在解放区者。
②缓补对象：
a.勤杂、通讯、电话人员；
b.士以上官佐人员（准尉；以下者）；
c.特种技术士兵。
③不补对象：
a.尉以上官佐；
b.阶级异己分子、还乡团；
c.战场起义、个别自动投诚，但坚决拒绝加入我军者；
d.蒋军在作战地区抓的民夫，而又坚决不愿参军者；
e.归俘。
还有基于不同编制的数量限制：补充的数量不得超过建制班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个战斗小组只能补充一个人。
还有战时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对扩充来的解放战士，应抓紧时间进行教育。[2]
这“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真有“立竿见影”效果！
“王方团”八连三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王玉川说：
一被抓住，我就寻思完啦！我怕你们要我去送炸药，被炸药炸死，怕你们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们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挡子弹，堵“胡同”口。当指导员叫我拿着两个手榴弹和你们一道去打时，我寻思：“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机会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压子弹，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讲了许多部队的情况，又给我介绍了大汶口解放的傅庆祥同志。我听了傅同志谈他过去的情况后，对原来的想法有些怀疑了。我跟着傅同志向前打，那时我最相信他。打不远，敌人的飞机和炮轰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气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隐蔽。我又害怕了：“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吗?”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伸出头来一看，好几个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击，我就放心了。这时，傅同志带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药。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来，我亲眼看到去送炸药的同志没有一个是刚解放的，而且炸药响了，一个也没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个千斤担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顾虑了，跟着同志们一齐向前打。[3]
“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确保了“战场扩军计划”的落实。
“王方团”八连突入内城时，略有伤亡，连长挂彩，指导员马上提出：“我们要给连长复仇，瞪起眼来，多抓敌人补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机枪班伤了两个，当即补充齐了。一班伤亡3人，也补充上了。六班战士的反映：“我们六班原有8人伤亡5人，若不是在战场上扩军，全班剩下3个人，早就编到别的班去了。我们补充了4个解放战士，还是一个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务了！”总之，八连没有一个班不注意补充自己，没有一个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战斗结束，八连仍保持了原有人数与战斗力。[4]
国民党士兵的技术战术是残酷的军阀制度训练出来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调转枪口打老蒋，不但不用培训，还可以当老师！
——“王方团”八连刚解放的潘子林，经教育后，马上跟着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敌人喊话。结果，他一个人便捉到3个俘虏。
——华野第九纵队某连边打边补的解放战士王月伦，原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的士兵，当我机枪射手负伤后，他立刻顶上去当射手，封锁敌人，打倒敌人二三十名，荣立三等功。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九团九连在突入第三道圩墙时，俘虏敌五十七旅一六九团七连上等兵王文盛等，补入连队后，发现老战士不会用新缴获的枪榴弹，当即现场教授使用方法，让枪榴弹很好地发挥了大量杀敌作用。他还喊话瓦解了不少敌人。王文盛在战场上代理四班班长后，对新解放战士说：“排长既然这样信任俺，俺们要好好干！”结果，又缴了10个人的枪。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一连二班俘虏了16岁的小伙子王成吉，经简单教育后，即拿起枪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补充两名俘虏兵，班长叫王成吉去教育他俩。那两个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来打俺?” 王成吉说：“我昨天解放后，就参加了解放军。你们缴枪，就优待不杀。”在王成吉的影响下，那两位新解放战士也表现很好。[5]
有一个例子比较有趣——刚抓的俘虏兵也知道了“解放战士”这个专有称谓：
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轮训队政指碰到从城里来的俘虏，问：“你们从哪里来?”
答：“我是城里来刚解放的。”
“怎么里面还响枪？”
“里面还打仗。”
“你解放了不行，还要解放他们，走！走！走！”
就这样，俘虏即驯服地跟着走了。[6]
更有趣的是，山东兵团这个报告还举出了不少负面案例以总结反思。
其中一个是“本位主义”：
有本位主义的现象。特别在兵少、伤亡又大时，营连以下单位最易发生这种现象。据十三纵廖（海光）政委谈：过去长期在根据地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大家都想搞几个兵，过去有的部队对“上级一定给补充”的保证，不大相信，认为“补充当然好，但补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边打边补”中，就产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几个兵，不大愿意上交。该纵陈（华堂）副政委也说：“各个连都有个小埋伏，个别营也有以多报少的，准备逃亡后好补充”。[7]
也就是说，统计上来的“解放战士”数量和比例，实际上还是比较“保守”的。
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粟裕说：
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8]
这是个很令人吃惊的数字：参战兵员近三分之一战损，却由来自对手相同乃至更多数字的兵员“即俘即补即训即打”，一再“满血复活”，保持“连续作战”且战力不减反增！真就是“风水大变幻，乾坤大挪移”啊！不知道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编撰《戡乱战史》，对这样一种奇观该如何面对和诠释！
到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华东野战军全军编有4个兵团15个军和两广纵队，另一个特种兵纵队，计58万余人——不用说，这里头的“解放战士”，仍然是个大头。
中原野战军的“即俘即补”的情况应该与华东野战军类似。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举例说明了“即俘即补”的效力：
9纵79团5连1排，王湾战斗只剩下9人，马上编成1个班，第2天参加了大出击。经两次伤亡，由3排调了两个老战士，补充了7个新解放战士，接着又参加了三颗树的攻击。3纵19团3连马围子战斗伤亡只剩22人，始终保持排班建制，第2天又配合攻西马围子，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4纵32团1连2排杨围子外围作战伤亡10余人，排长亦阵亡，8班长王槐同志自动代理。调补兵员，不论是预备兵员，本战役中的俘虏或机关紧缩出来的人员，都应按伤亡情形由纵队、旅统一分配（团机关紧缩出来人员由团统一分配）。人员调补要注意到对突击部队、战斗作风与旺盛士气的保持，和模范、典型单位的培植，不能平均分配。随着战斗的连续，伤亡的增大，干部的缺额也就增大，为了迅速整顿组织，以求再战，要在战前执行3套干部制度，包括配备正职和学校训练储备（纵队、旅分别训练连排干部，团教导队训练班级干部）。战役中保存干部，在职排、连、营副（特别是前两）干部，在不影响战斗的情况下抽出参加战勤工作。
即俘即补，主要有以下几点做法：一、审查：短期俘训队，主要审查军官及将老弱与可补入部队的士兵分开，以便及时补充部队。补到部队后，则以干部、党员、骨干分子个别谈话、了解历史情况与了解思想情况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审查。二、教育：掌握新解放战士的思想特点，及时具体地解决其对战斗的思想顾虑。解放战士中的老兵因有技术、有战斗经验而不太怕打仗，但受敌欺骗教育较深，怀疑我的战术，如说我们是“人海战术”，“用俘虏送炸药，炸死自己”等。新兵因本身没经验、没技术，一般的怕打仗，尤其怕飞机、坦克、炮等。因此，除一般地说明我们的战术，揭发敌之欺骗外，针对其具体的顾虑，进行演习，教会技术，效用更大。如演习小组动作、实验爆破、手拉炸药、如何攻、防坦克等，以提高技术，打破其顾虑，亦即提高了其信心。要结合战场鼓动，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解除其战中产生的顾虑。新解放战士，一般没有攻坚经验，尤其是新兵，在战斗中遇有伤亡，或敌人火力强时，最易动摇。要即时表扬，特别是战中记功记好，不但可以发扬新战士的积极性，同时亦可打破新战士怕我们不相信的思想顾虑。9纵80团特等战斗英雄王学志，就是宿县解放战士，这次战役3次立功，提为副班长，经领导上的培养，成了该团典型，为一般解放战士树立了前进方向，对改造解放战士作用很大。利用战斗空隙及战壕中的小型诉苦，提高新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转入自觉参战，复仇立功。干部、党员、骨于分子，具体地了解每个新解放战士的历史，从其切身问题上给以提高，同时亦使新老关系很快地密切了。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具体的帮助，主动团结新战士，打破新老间的隔阂。很多老同志，帮助新同志做工事，甚至把自己的工事让给他们，对新战士感动很大。[9]
淮海战役共进行了65天，战役中被俘，战役中参军，战役后成为班排长的“解放战士”，不乏其例。中原野战军在战役前的兵员为7个纵队计15万人，到次年整编扩充为3个兵团9个军共28万余人。
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简直就是撒豆成兵。不，比撒豆成兵，还要厉害！《孙子兵法》讲过“因粮于敌”，人民解放军这是“因卒于敌”——化敌之卒，为我之兵，彼消助我长，我长促彼消，那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啊！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说：
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10]
这种战场“满血复活”的再生能力，不仅为时人所惊叹，也是一个战争奇观。
人民解放军出色的“战场再生能力”，“即俘即补即训即打”占了很大一头。
“即俘即打”这个主题下的内容很丰富，简直可以说是关联了整个中国近代战争史几乎所有的课题——从建军思想、战争动员到军队管理，再到战场心理，其案例举不胜举！本书囿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只能有待高手另辟专题，单独成书，以飱读者。
注释
[1]《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王方团”，指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八十团，团长王歧秀，代政治委员方立凡（1949年初整编后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
[2]《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3]《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4]《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5]《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6]《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7]《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8]《粟裕谈淮海战役（1982年5月）》，《粟裕文选㈢》第7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9]姜思毅：《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5～第3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0]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