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去政治化的政治：《那儿》的左翼悖论及其价值
《那儿》是一篇以九十年代国营企业改制为背景的小说，讲述了工会主席小舅试图阻止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奔走捍卫工人权益，最后失败又不被众人理解，自杀以证清白的故事。小说名“那儿”是《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的略称（小说中姥姥的口误），这个口误除了提醒市场化改革对左翼理想（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叛之外，还幽默地嘲弄了发展主义盛行后普通民众对传统社会主义遗产理解的窄化、庸俗化和去政治化。这句左翼口号和小说主角小舅的“家学渊源”，即出身于工运革命之家的左翼血脉被视作主角在小说中反抗行为的精神资源[晋海学.“左翼文学”精神的当代传承及其实现——评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4(01):65-69.]。小说之外，这句具有浓厚革命时期特征的口号也被认为标示出作者的左翼立场[旷新年.《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作者尖锐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和对社会公义、理想的呼唤以及悲悯的底层关怀使得这部小说被视作延续了（或说重新接续上被中断了的）自《子夜》以来的左翼文学传统的作品。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使用的第一人称“我”乃至小舅之外的姥姥，妈妈等角色又以鲜明的去政治化时期的小市民形象与小舅这个重提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英雄”形成对比，因此开辟了小说书写的去政治化维度。尽管左翼命名能够在文学批评的场域里标识出小说的序列，也在大众接受的层面增加小说的感召力和文学史价值，本文却质疑这种命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塑造我们对作家的期待，或者是否以其政治立场遮蔽了某种隐患。
曹征路在访谈中肯定了将《那儿》命名为“新左翼”或“左翼复苏”的合理性：“为一种文学现象命名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因为这样才能展开研究者的思想及其理论框架。”但他进一步却指出，尽管上世纪30年代左翼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左翼文学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题材现象或者写作姿态，本身并不是一种艺术风格。研究者这样评论《那儿》是一种接续文学史的眼光。“我个人主张没有主义，我也不受主义约束。今日文坛有不少聪明人打着旗帜走路，确实迅速取得了成功，但这种冲批评家和评奖而去的写作，究竟有多少价值我很怀疑。”[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02):17-23.]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指出，60年代以降的革命政治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伴随着中国革命和亚洲民族解放浪潮的终结，那种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政治视野、那种能够将俄国、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社会运动关联起来的政治分析方式也终于式微了。70年代末期以降，随着60年代社会运动的衰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告一段落，我们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期——一个国家机制逐渐将能动的主体性或主体的能动性纳入国家理性和全球市场的轨道之中的过程。[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8.05.第434页]
小说中的“我妈”具有典型的发展主义时期的市民心态：“在她看来，小舅完全是疯了。企业改制，国家转型，是你一个工会主席管得了的事吗？你工资不少拿一分，饭不少吃一碗，别人能过你就不能过了？再说你还是个省劳模副县级干部，怎么改也不能把你改掉了。你操心什么……我妈大气磅礴地指出：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他能把长江水都喝干吗？咱们安安份份过咱的日子。”绝对的犬儒主义，埋首于自己手头得过且过的日子而对社会的公义，公民的责任充耳不闻。小说第一人称的“我”是一个供职报社的年轻记者，是在日常生活去政治化下长大的一代。小说叙述的口吻带有年轻一代的玩世不恭，荒诞不经的态度[ 钟雪萍,王晴,黄蕾.《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04):50-55.]“她（我妈）在小舅家里高声大气：大头你要吃干饭还是稀饭？要不你还是吃疙瘩汤吧，疙瘩汤好消化！我认为这就叫使命感，在这个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她要像老母鸡护小鸡那样把小舅塞在翅膀底下。一个在为最高历史使命奋斗的人，无论有怎样的委屈，怎样的辛苦，她都会很幸福。”颇有黑色幽默和解构的意味；“有时我也会思考，比如良知，比如正义，比如救赎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只是为当天的工钱操心。其实我也想不了什么，比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留在这座城市里”与“我妈”的犬儒姿态如出一辙；“我瞧着西门庆那颗硕大的脑袋，发觉那里面真的装满了智慧，就忽然像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菩萨。我说，求求你了西门大官人，你写了那么多苦难也给工人写一点吧，为什么不写写我小舅？……后来我说我听明白了，没事找抽，是挺苦也挺难的。你也能当主编了。”口语化、奚落的态度揭示出最残忍的事实。
无论是“我”的玩世不恭还是“我妈”的岁月静好，此两者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客观上接受被剥夺权力后难以改变的消极回避政治和脱力感，是被剥夺者的自卫心理。如果说小舅的主动抗争尚呈现出工人阶级如何被一步步逐出历史舞台的动态趋势[ 钟雪萍在指出，《那儿》讲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底层化的现象，而并非简单地讲述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它想反思为什么底层人民会变成底层人民，为什么工人阶级已经落到‘臭老九’的地位。]，那么以“我妈”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居民们，则向我们展示了已经咽下历史苦果的这一阶级在黯淡的历史荒野中如何自保和自立。笔者不赞同某些批评观点认为“我妈”等人作为衬托英雄小舅的对立面出现，是世俗障碍的化身。既然认同曹征路的写作是一种底层书写，那么就“底层”的多层次性和丰富性而言它就绝不应该以仅仅刻画一个社会主义高伟光正的底层英雄为己任，事实上正是“我妈”和“小舅妈”这类人的存在补充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和亲缘结构存在的“工人新村”，他们的价值选择使得“底层”这一身份内涵所承载的历史命运更具体也更丰富。
与“我”和“我妈”形成对比的是小舅的不合时宜，这份不合时宜指的是他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发展中心主义的时代仍坚持着革命时代的理想和行为模式。他相信只要程序正当，理由正当，上访就能收到正义的处理结果；他“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国家不会让工人吃亏总会出手。于是尽管小舅一无所有，仍然踏上了他的上访之旅，先去省政府，然后上北京“找国资部、财政部、中纪委”。小舅吃尽苦头仍屡次为民请命被一些评论视作贯彻了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孙信信,孙玉生.曹征路《那儿》中的“狗”意象探析[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6(04):92-95.]，笔者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迟滞于时代正是小舅这个角色悲剧感的来源。识时务者与小舅的不合时宜形成一种巨大的断裂：当革命的激情退却，年轻一代不再欣然分享乌托邦的政治理想或忧虑，取而代之的是犬儒的退缩（“岁月静好”或“闷声发大财”）或寄情于琐屑市井的生活智慧。
作者借“我妈”之口道出这种智慧的底层逻辑：“这年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谁出头谁倒霉”。同时还提供了宏观的社会伦理的判断尺度：“在我们那个地方，如今看法已经变了。下岗工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亲戚朋友，骂婊子，被视为不凭良心……谁家没有老婆孩子啊，谁家没有七灾八难啊，谁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啊？谁又敢保证自己没有那一天呢？所以她们是被划入好人行列的，她们是没法子才去当哨兵的。”这段话包含两重信息：一是事实，在邻里亲属这些可触及的近身范畴内失足做暗娼的女性不在少数；二是判断，恪守公序良俗的良民和败坏风俗的暗娼之间不再有清晰的界限，而是会因为命运无常随时转化，即“谁家没有老婆孩子…谁又敢保证自己没有那一天呢”。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命运的无常，莫如说是旧秩序被打破后无数家庭从有序的命运轨道跌落、坠亡的惯常。改制使曾经的能工巧匠们，变成了生活难以为继的下岗工人。这样一群劳动自律者从共和国之父（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意义上的父亲）变成男盗女娼者；以劳动技能为荣誉的价值体系转向以纯粹利益为导向的价值，人被时代的离心机高速旋转出局，来不及站起来便会永远地坠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儿》讨论了曾经的技术精英工人阶级底层化的问题：“小舅站在龙门吊上，瞧着墓群一样的车间，眼睛里全是泪。说咱工人不贱啊，咱要求不高啊，咱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手艺啊，只要有活儿干咱就能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咱怕谁个啊？”
曹征路在访谈中说他有意将小舅塑造为一个“一个具有阳刚之美的真男人”，“ 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呱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根本不像现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在通篇风趣冷峻的语言中，这段对小舅劳动的身体姿态的描写尤为真挚感人，这种遒劲，矫健，雄壮的身体姿态显然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人翁心态的外化，具有强烈的尊严感。而工人阶级从50—70年代满昂扬主动的“工人阶级老大哥”的主人翁身份一落千丈成为改革以来“苦大仇深”，需要被救助和关怀的弱势群体，使得80年代以来建立在发展主义之上的现代化叙述充满了裂隙。改革前那些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人们的的确确感受到尊严，他们因为掌握劳动技能而自豪，坚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公。而在90年代国企改制攻坚战之后，主流叙述讲的故事是“社会阵痛/代价”、“分享艰难”和“重头再来”，或只讲述如何救助弱势群体，而拒绝讲述工人阶级为何会从“主人翁”变成“被救助对象”。因此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取消了工人们改革前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和理应得到的奖励，更取消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主人翁感”(sense of agency)，以及更为重要的尊严感。[张慧瑜.打开锈住的记忆：影视文化与历史想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5]
这种工人阶级冰火两重天的历史境遇——关于“工人阶级”的负面想象与80年代对于单位制、大锅饭、消极怠工以及臃肿、低效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书写相关——间接导致了工人下岗要么被书写为“主动”离开体制下海创业成功的故事，要么被书写为个人原因造成的“落伍”（如没有文化和技术跟不上时代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那儿》填补了这种空缺，以其具体生动的细节重新钩沉了被边缘化的关于工人阶级是如何掉落底层的事实，让失语的“工人阶级”的幽灵再次回荡在苍茫大地上。
如果认同《那儿》重振了左翼小说的旗帜，那么就需要承认它的历史任务：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公平、民主等理念, 体现人民性, 反抗市场意识形态, 呼唤合理生存方式。但新左翼的悖论在于它对这个全世界铁的逻辑的“反思”走向了“改良主义”，具体体现为一系列依法上访、合法维权，那它该如何走出失去自我的宿命？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和发展而在于怎样改革和发展。工人阶级不再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一个阶级而是依靠好的政策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失语后的工人群体试图发出声音的努力就成为“历史终结”宿命下的一个很卑微的野心。[ 闫作雷.《子夜》传统”与“新左翼小说”的困境——评曹征路新作《问苍茫》[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02):54-58.]正是在“新左翼小说”不能指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一点上，有评论者认为它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彻底，更甚在于它可能会在导向有利于“资本”发展的途中逐渐取消工人的主体性。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曹征路本人在访谈中承认：在我国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也许只是一个幻觉，所以小舅的抗争才具有深刻的悲剧基础。曾经有过的阳光明媚的空气也是稀薄的。只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真诚地迷失在概念里。在当下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分散的雇佣劳动者。一段时间以来国营企业和工人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存在着他们的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作用。只是现在连这个作用有些人也不想要了。
正如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去政治化条件下：即便在政党和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代表性断裂”这一概念是在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它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革命主体性的消逝、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所以不管是政党还是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去政治化的特征。参见脚注3第2页。]
一个潜在的反驳在于，在官方叙事确定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下，如果此时工人阶级为了改变自身处境重新发明一套叙事，设定阶段性的革命目标，并在市场经济被写入党章宪法的情况下声称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那他们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阶级命名的政治文化学或语义学上的问题，而是更为现实的如何冲塔和大概率被斥为颠覆政权统治正当性的问题。同样，如果作家公开支持工人阶级（如果还存在或者重新聚集起来）“推翻”任意现行的法规或政策，那结果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此前的批评者不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却避重就轻地绕开是否是一种语焉不详或明知故问？
无论如何，《那儿》的价值仍然在于它让“失心”的工人阶级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基耶洛夫斯基的《红白蓝》三部曲一直备受刘小枫的推崇，他认为基耶的电影描述了“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自下而上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那儿》同样启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时代转身沉重地压在个体之上，无论在何种被描述为美好的社会制度中，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钢的琴》的导演张猛在谈及东欧电影时说，“东欧和中国都被强烈政治体制变革留下了隐痛，我们应该维持社会主义的感觉，不要把心里那些红色的东西忘掉而走得太快。”东欧和中国在历史的序列里如果有值得被放在一起归纳之处，那么我们的确有比西方更值得被拯救和回顾的遗产——恰好是自由主义不屑一顾认为能被极权概括的那个东西，在那里（或许有）对新世界最真挚和隐秘的读解或向往。批判乌托邦大行其是的当代，对于东欧和我们来说，需要被推翻的“乌托邦”不是记忆的真实…是的，你们有过美丽的诱惑的六十年代，但对于我们来说，那不是历史的终结，恰恰是历史的开始。
“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曹征路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的作家。人们提起改开后的北京文学会有王朔，提起上海文学会有王安忆，提起陕西文学会有一大批茅盾文学奖作者，提起深圳这样一座改革推起的年轻城市也不应忘记它的文学：它在诗歌上有许立志为代表的众多打工诗人，它在小说上则有曹征路。《那儿》是下岗工人的挽歌。在资本主义不再遮掩的时候，“联合起来”成为一场身首异处的噩梦，英特那雄那儿是哪儿？还会实现吗？如何才能实现？被欺骗者选择悲壮地自尽，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苦难却难以解除。“英特纳雄耐尔”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为被我们借用的历史资源，为今天的发展开辟另一种可能性？[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01):50-53.]“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反对资本家剥削和欺骗，就是要为工人争福利、争权力，改善工人生活”，这是曹征路的心迹。当本质纯粹的先锋文学和红男绿女的欲望书写充斥着整个千禧年的文坛，曹征路以他具有温度的底层书写，以切肤的疼痛说出了被忽视的真相，这是曹征路的独特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认同昔日的革命形态已是社会主义的终点，也不能认可今天的世界是别无选择的理想世界，那么我们仍然需要从对乌托邦的想象开始建构，延续不被主流书写包容的力量，延续被暴力篡改和遮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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