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少光 | 毛泽东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探索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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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夏少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新的方式，继续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为反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具体包括：巩固反对旧殖民主义的胜利果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独立自主，清除旧殖民主义余毒，防止新殖民主义渗透；科学规划经济发展战略，为反对新殖民主义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对外开放，在积极开展对外经贸往来的同时，重视防范新殖民主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积极构建超越殖民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研究新殖民主义，批判买办思想。毛泽东的一系列努力不仅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既保持独立自主、又实现快速发展，而且为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新路，壮大了世界反殖民主义力量，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殖民主义

　　202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道，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幸避免了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挣脱旧殖民主义、又遭遇新殖民主义的命运，这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高度警惕新殖民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力地反对了新殖民主义。从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仅能够具体呈现其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深刻意义，而且有助于更加充分地理解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一、殖民主义的新旧转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很早就察觉到殖民主义从旧到新的策略变化，明确提出“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概念，并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其中广为人知的就包括由毛泽东指导写作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指出了殖民主义的重大时代变化：“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凭借高超的历史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敏锐地察觉并坚决地拒斥帝国主义国家刚刚萌芽的新殖民主义图谋，这鲜明地体现在其五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系列社论（以下简称“五评”）中。“五评”虽然并未明确使用“新殖民主义”这一提法，但包含了对新殖民主义实质的深刻剖析。第一，“五评”指出，美国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殖民中国，并为此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第二，“五评”揭露了美国对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的新的特点，即迷惑性和欺骗性。它口头上将自己打扮成友谊的使者，而实质上进行的是侵略的活动。“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第三，“五评”预见了新中国成立后将经历长时期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提醒中国人民作好充分准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第四，“五评”指明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新殖民主义的任务。“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五评”实际上预告了未来新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彻底告别美国推销的“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的新殖民主义秩序，坚决不做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而是坚持依靠艰苦细致的建设工作，切实改变国家面貌，从而为中国人民争得真正的独立主权。

　　毛泽东关于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论述，是对20世纪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应当置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新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帝国瓦解的过程中，殖民主义者为继续干涉、控制、掠夺殖民地国家，在承认原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的前提下，采用各种隐蔽的手段对其进行间接支配，使其继续保持对原宗主国的依附性，维护旧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殖民主义的“新”就在于，它不像旧殖民主义那样谋求直接的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而是一般承认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虽然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威胁始终存在，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手段已经退居次要位置。新殖民主义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控制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使它们在实际上继续充当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并最大限度地榨取高额利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旧殖民主义的统治秩序遭到沉重打击，但是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并未顺利走上独立自主的快速发展道路，而是又受到新殖民主义的束缚。可以说，这种情形并非孤例，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自觉。

　　造成“才挣脱旧殖民主义，又遭遇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一方面，从前宗主国的角度看，它们当然不会甘心丧失曾经以殖民方式获得的超额利润，不会自动退出前殖民地，只是迫于世界发展大势，才不得不升级殖民统治策略。在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前宗主国通过与前殖民地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努力把旧殖民主义体系转化为新殖民主义体系，确保其能继续对前殖民地国家施加影响。新殖民主义的手段更间接、更隐蔽、更广泛，除了公开的支持政变、武装干涉、设立军事基地外，还有秘密行动、“经济援助”、经济制裁、扶植反对派等。这些手段还往往被披上各种所谓合法外衣，借助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作为掩护，并且配合着宗教、教育、思想理论等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从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它们的基础薄弱、条件差、任务重，很难在短期内追赶上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或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发展水平落后，或因依附于宗主国的经济需要，经济结构畸形，导致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无法掌握国家发展的自主权。同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诚地传授自身真实的发展经验，而往往选择“踢开梯子”,甚至炮制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迷雾来误导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把获得的政治独立红利真正转变为社会发展红利，需要相当多条件的集合，包括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等，但具备这些并不容易。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切实肩负起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努力提高国家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重任，从而真正维护了国家政治主权，而这也正是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题中之义。

　 二、反对新殖民主义：毛泽东的深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行稳致远。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巩固中国革命打击旧殖民主义的胜利果实，挫败帝国主义再度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阴谋，有力保卫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毛泽东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这种仇视心态的表现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多场以侵蚀新中国战略缓冲地带为目的的侵略战争。而毛泽东下决心开展的几场重要军事斗争，彻底击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围堵、扼杀新中国的阴谋，也制止了其将新中国再度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企图。其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朝鲜的教训将鼓舞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抵抗帝国主义者的决心和信心，鼓舞他们加紧地展开争取本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斗争”。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展现了新中国焕然一新的大国形象，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系统清理旧殖民主义的余毒，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旧殖民主义遗产进行新殖民主义渗透。一方面，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特权，为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铺平道路。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清除殖民主义遗毒，包括驱逐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和代理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人员，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统一管理对外贸易，收回近代中国沦丧近百年的海关权益，停办外国教会控制的大学，等等。另一方面，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力支持下坚持与殖民主义作不懈斗争。

　　第三，科学规划、有效实施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为反对新殖民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首先表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的落后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工业化。其次，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当说，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会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基础。再者，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业化道路。这既吸收了苏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经验，又照顾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能够在既有条件下最大程度兼顾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毛泽东主导确立的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立足点，就在于尽早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抵制新殖民主义最常用的经济殖民手段，维护新中国的经济主权。

　　第四，在确保国家经济主权的前提下，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对外开放，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但又注意防范新殖民主义。毛泽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一方面，毛泽东基于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强调不抱幻想，自力更生，把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自身。他指出：“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另一方面，在确保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新中国采取渐进的、分层次的、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换取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新中国在临近港澳、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的广州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改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货物贸易规模有所扩大，年均增速为6.9%。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出现积极变化，我国对外贸易获得较快发展，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0年的45.9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06亿美元，年均增长20.7%。20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批准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强调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在引进中重吸收、促自主，既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维护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五，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倡导新的国际关系原则，超越国强必霸的殖民主义逻辑，努力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并将其充分运用于与亚非拉国家的交往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国际主义的互助关系，他在1960年5月同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讲道：“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正义事业，始终坚持加强同它们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援助。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坚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殖民主义思维，绝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以经济支援、技术合作的名义去损害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这谱写了人类历史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相互帮助、共享胜利的辉煌篇章，开创了大国平等友好对待弱小国家的崭新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推行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政策,为颠覆新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指明了方向。

　　第六，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总结新殖民主义的时代特点，批判买办思想和洋奴文化。新殖民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进一步显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重大时代问题。然而，在苏联领导层逐渐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后，对这个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与深入的分析，反而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相比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展现了更强的历史自觉和理论勇气，直指新殖民主义的要害所在，认为当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清除对新殖民主义的轻信和幻想，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批判各种形式的买办主义、洋奴哲学，肃清各式各样的新殖民主义的应声虫，努力建设截然不同于买办洋奴旧文化的自信自立的新文化。对此，毛泽东指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三、比较现代化视野中毛泽东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领导新中国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艰辛探索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非易事，只有以大历史观为指导，在科学的纵深的比较视野中加以思考，才可能充分认识其伟大意义。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都有其成本与代价。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选择这样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意味着更艰辛的付出、更艰苦的斗争、更漫长的回报周期。由于对新殖民主义构成严重挑战，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各种形式的孤立、封锁、遏制，乃至直接的战争挑衅。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新中国也遭到具有新殖民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压。种种外部压力传导到内部，便会引起形形色色的动摇、质疑乃至否定，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尚未充分显现的时候尤其不可避免。然而，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历史起点很低的后发国家来说，毛泽东所开创的自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道路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切实有效的方案。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愈发成熟、成就愈发突出之际，从比较现代化的视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毛泽东领导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整部新中国史的角度看，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初步摆脱受新殖民主义束缚的风险，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新中国就提出“两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用意正在于反对新殖民主义，维护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时明确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表明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胜利完成了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互相衔接、密不可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前一个历史时期为后一个历史时期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后一个历史时期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延续和发展，而其中始终贯穿的一条，就是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二，从国别和区域比较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相比，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独立自主因而可持续的优势，使持久的繁荣发展成为可能。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重建的日本以及后来风头强劲的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始终受到美国新殖民主义手段的控制，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美国为前提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完全遵循独立自主的原则，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而牢牢掌握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并且具备了持久发展的强大动力。事实上，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本就从属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一旦对美国本身的利益构成损害，必然会被毫不留情地打压。日本自广场协议开始的持续经济衰退，延伸到当下关于“失去的三十年”的悲叹，从本质上讲就是新殖民主义为祸的结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完全独立的政治主权，并通过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巩固了经济主权，避免了新殖民主义统治下昙花一现的繁荣假象，真正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实现了许多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曾努力追求的独立自主发展，同时避免了使自己成为殖民主义者的历史怪现象。从历史上看，摆脱被殖民的命运，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也是许多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诉求。比如，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摆脱殖民地的命运后，又通过南北战争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抵抗英国的经济殖民，直至20世纪初，其经济政策仍然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又比如，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19世纪初积极反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殖民，以李斯特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来发展经济，也是为了防止殖民主义的束缚，避免国家发展丧失自主权。然而，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型案例，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两个缺陷。一是对内残酷的阶级压迫。美国和德国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高额关税壁垒以抵制外国经济殖民的同时，残酷剥削本国工人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如美国通过“西进运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欠下了累累血债。二是重复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旧逻辑，转而走上殖民别国的老路。美国在实现工业化后，自20世纪初开始转向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以“门户开放”之名，对外实施殖民主义，剥削其他国家。德国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工业化后，也走上了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扩张之路。这些都给其他后发国家和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既没有对内实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种族压迫、阶级镇压，也没有对外发动战争，实行殖民压迫，进行原始积累，而是通过带领亿万人民辛勤努力、同甘共苦、持久付出，为国家发展赢得持久的主动权。这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大仁政”,是中国人民在一切殖民主义者面前都足以自豪的功勋壮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上的根本优越性。

　　第四，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力反对新殖民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虽然各发展中国家对新殖民主义的警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开始，但是切实有效反对新殖民主义、走上持久稳定的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讲道：“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本质上正是由于新殖民主义的祸害。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效进行现代化建设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这给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结语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紧密相联。从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为深化对毛泽东思想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第一，应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的理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新殖民主义作出的艰辛探索，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深邃的战略眼光，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某些弱化、轻视、歪曲、否定毛泽东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错误倾向曾经很有一些影响。例如，对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混淆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夸大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代价与失误，讳言、贬低其成就与贡献；一度对亚洲“四小龙”模式无限拔高吹捧，并对中国可以或应当走“四小龙”道路心存幻想；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美化，并进一步演化为文化心理上的自我贬低、自我丑化、自我阉割；等等。这些错误倾向的实质，是妄图通过美化粉饰殖民主义，贬低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作的努力及其意义。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成就不断显现，更进一步凸显了当年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功伟绩与远见卓识，同时反衬了进一步批判、肃清殖民主义买办文化余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应从世界历史视野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意义的理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仅立足于解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面对殖民主义这一束缚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沉重枷锁，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既是终结旧殖民主义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中流砥柱。国外有学者就曾评价道：“对世界而言，毛泽东的意义在于：他在一个黑色、棕色和黄色人种被视为劣等人种，永远为殖民者所奴役的全球体系中敢于奋斗并获得了成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致力于国家独立自主和全世界民族平等的大国。这也是毛泽东最伟大的遗产”。

　　第三，以史为鉴，充分发掘新中国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重要经验，在新时代做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与时俱进推进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伟大事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表现之一是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底色更加显露，并日益突出地呈现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特征。美国近几十年来推行的“接触 遏制”战略日渐失效，转而图穷匕见，综合运用贸易保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金融剥削、军事威胁等多重手段，加大对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打压力度。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竟然开始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甩向中国，炮制“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的舆论迷雾。当然，这也反衬了正本清源阐释新中国坚决拒斥、有效反对新殖民主义历史贡献的必要性。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与新殖民主义展开顽强斗争的宝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志气、骨气、底气，破除一切崇美、恐美、媚美情绪，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