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骆驼祥子》与老舍
在88年前的今天，1937年3月6日 (农历正月廿四)，老舍发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经典代表作，是一部描绘旧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平的车夫祥子为主角，通过他的命运沉浮，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并深刻揭示了个人奋斗在黑暗社会环境中的无奈与悲剧。今天，我们回到了旧社会，让我们回望离我们更近的九十年前，再一次探寻阶级社会仇。
祥子，一个来自乡间的年轻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城里做起了人力车夫。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从此过上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汗水浇灌着希望，他的步履丈量着梦想，三年的辛劳终于换来了一辆新车。然而，好景不长，军阀的乱兵无情地夺走了他的劳动成果，他被迫重新回到赤贫的境地。
不甘失败的祥子并未被现实打倒，他仍然咬紧牙关，继续努力。然而，这个社会却一次次地将他推向深渊。被孙侦探敲诈、被虎妞胁迫结婚、孩子未出世便胎死腹中，一连串的打击让祥子苦不堪言。他的梦想被践踏，他的意志被摧毁，他的希望最终被黑暗吞噬。曾经意气风发的祥子，逐渐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苟且度日的人，彻底堕落为一个行尸走肉。
小说不仅描绘了祥子个人的悲剧命运，更展现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祥子的三起三落，象征着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挣扎与无奈。在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奋斗往往抵不过社会的无情碾压，祥子的悲剧便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老舍以冷峻而富有同情心的笔触，刻画了祥子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坚韧、勤劳，到中期的挣扎、痛苦，最终沦为堕落、麻木，这一过程极具震撼力，令人扼腕叹息。同时，小说中的配角如精明世故的刘四爷、泼辣而又命运悲惨的虎妞、善良但脆弱的小福子，都各具特色，他们的命运同样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无助。
《骆驼祥子》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悲剧描写，更是对整个旧社会环境的无情控诉。它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记录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挣扎和呐喊，使人们深刻反思社会的不公与命运的无常。老舍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创作出《骆驼祥子》的老舍，其本身也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一生。
初识老舍：风雨人生的起点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因诞生在立春时节，父母赐名“庆春”。出身于满族八旗家庭的他，从小便饱尝家破人亡之苦——父亲在八国联军攻北京时牺牲，家中全靠母亲洗衣为生。1913年，他以公费生身份考入北京师范学院；1924年，他远赴英国，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在这段海外求学经历中，他广泛阅读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到但丁、狄更斯、莫泊桑等西方名著，曾一度迷恋但丁的《神曲》，想从中体悟伟大文艺的真谛。
文学之路：幽默与讽刺的探求
1925年，老舍拿起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其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便以一个只信金钱的老北京小人物为原型，描绘了他那充满荒诞和讽刺意味的“哲学”——一切都得围绕金钱转动。小说行文幽默自如，既带着玩味又不失尖锐。不久，这部小说便随手寄出，并由朋友转呈给当时已转向杂文批判的鲁迅。随后，老舍又完成了以20年代大学校园为背景的长篇《赵子曰》，书中刻画了那一群只顾吃喝玩乐、甚至连教授也浑浑噩噩的大学师生，尽管这种“快乐主义”的笔调一度遭到新文学主流的非议，但他毫不在意，认为幽默本就因人而异。
1928年，他创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以更为成熟的笔触揭示了因贫穷而受尽蔑视的中国人处境。老舍慨叹：若一个民族终日沉睡，不愿挣扎，就永远只能任人宰割；只有觉醒，挺起脊梁，方能改变命运。
在英国的五年时光里，这位年近三十、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作家，便凭借独特的幽默讽刺风格写就了三部长篇作品，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他认为小说不仅是记录人类生活经验的载体，更是关照自身和社会的镜子，尽管创作中流露出的快乐背后往往隐藏着一抹沉郁。
回国建功：从讲台到文坛全职创作
1936年，老舍回国后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期间以“53惨案”为背景创作了《大明湖》，书中描绘了一对因贫困而被迫沦落的母女，其悲惨命运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的危机。紧接着，他又用寓言手法创作了《猫城记》，借火星异境映射现实中因内耗和外侮而走向灭亡的国运。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老舍已有十年写作经验，长篇小说数量达七部，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创作的姿态——无党无派，淡然于文坛中心之外。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写作。就在这一年，鲁迅辞世不久，经典小说《骆驼祥子》问世。书中的主人公——一个从乡间来到城市、靠拉车为生的年轻人，怀揣着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的梦想，艰难跋涉于生活的旋涡中。然而，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至：新车被抢、家破人亡、梦想幻灭……老舍不仅刻画了祥子个人的悲剧，更折射出老北京底层社会的无奈和扭曲，讽刺了国民性中的种种弱点。
抗战岁月与新中国的曙光
1939年，老舍逐渐放下自命清高的姿态，毅然投身抗战洪流。在武汉三镇，他与众人合力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在这段岁月里，他以恢宏的气势写下了巨著《四世同堂》：一部讲述一个原本安稳的四代同堂大家族因日寇入侵而走向灭亡的悲壮史诗。1946年，应邀赴美讲学期间，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最后创作部分，其作品也由此远播海外，成为中外读者争相传阅的佳作。
老舍对美好生活满怀热望，他曾写道：人就像一只自由的鸟，虽努力飞翔，终难逃世道的无奈；正如雨水既下在富人也降在穷人身上，但公正却并非自然而然。正是这种对公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他在美国期间创作出《古书艺人》等新作，并使《骆驼祥子》和《离婚》等作品登上畅销书榜，令西方读者赞叹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回到故土。刚踏上阔别已久的北京土地，他便用“狂喜”二字形容自己的心情，与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共享翻身解放的喜悦。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他挥毫写下《太平歌词》，迎接新年的曙光；同年，他又用在海外积攒的版税，购置了一座四合院，为自己安下了温馨的居所。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话剧、相声、快板和太平歌词，鼓舞群众投身建设，还在1950年夏天创作了《龙须沟》，以市井小巷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反映新中国的进步与变革。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老舍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5日，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这一天，他写道：“我的喜悦变成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催着我写作。了解旧社会习性的老舍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这时的老舍真心信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老舍说：“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只要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由资产阶级作家蜕变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发了老舍长久沉淀的创作灵感。短短三个月，他便写出了三幕剧《茶馆》，这部作品以逾七十位人物和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为背景，展示了新中国历史文化生活的真谛。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他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文艺界中的右派分子，并于当年7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创作的自由》的文章，论述了创作与思想自由的辩证关系。他说：“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亦有绝对的自由，否则很难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呢？没有。绝对自由只是个抽象名词。一个人若真的有了绝对自由，别人就必定吃不消。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人若写出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人民便不答应。”
然而，在同年8月的作协扩大会议上，老舍针对丁玲的反党言论毫不留情地发声，直言“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但是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政绩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一个党员而又极端的个人主义就不能不反常。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实话吧，别顾面子，面子不过是脸皮那么厚薄，掩盖不住肮脏的灵魂。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8月20日，他又猛烈抨击吴祖光伪装与两面派作风，认为其言行不只是思想问题，而是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老舍的直率与尖锐，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批判的锋芒。
回顾老舍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无不充满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讴歌，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厚谊。他用自己的笔，塑造了一批忠诚于党、歌颂社会主义、反映人民生活的经典形象。在话剧《女店员》中，陶月明面对抉择时，余志芳掷地有声地说道：“你要站，能不站在党这边吗？”在《全家福》中，剧中人物更是满怀激情地高呼：“党和毛主席是我们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老舍以笔为枪，为时代呐喊，为革命发声，他的作品深受工农大众的喜爱，并且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他创作的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话剧《龙须沟》，不仅展现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让他成为新中国首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小说作家，这是党和人民对他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
老舍以一生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热爱，对人民的承诺。他的生命虽短暂，但他的精神永存。正如他生前所言：“我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无愧于毛主席。”他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的先锋战士，是文化革命的坚定捍卫者，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巨人。他是文艺界尽责的小卒，政治上先进的巨人。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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